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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2公里，京沪两地的空间距离——从上海诞生到北京执政，中国共产党人把一座座丰碑，立在这条用了整整28年走过的曲折道路上。
建党
7月的上海，一年之中最酷热的时节。马路边摇着蒲扇纳凉的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阑珊路灯下，匆匆闪进法租界一座石库门建筑的身影；更不会想到，发生在这个夏夜里的故事，会彻底改变中国。
小楼的地址为：望志路106号，如今的兴业路76号。那一天，是1921年7月23日。
时间回到1920年4月，几个俄国人悄然来到北京，然后直奔上海——此行的目的，是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华晤见李大钊和陈独秀，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这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也是在这个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
两个月后，取名“共产党小组”的北京早期党组织，在李大钊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成立。
作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陈独秀和李大钊一南一北，推动着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大业，也就是党史上常说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马克思主义的“天火”照进黑暗的旧中国，一批最早觉醒的优秀知识分子，承担起了唤醒中华大地的使命。而这其中，就有湖南新民学会的主要发起人毛泽东。
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回忆，“到了1920年，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1921年6月中旬，共产国际派往上海的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作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的李达发信给各地党小组，邀请派代表赴沪参加“一大”。
13名代表几经周折抵达上海，已是当月下旬，原定于7月1日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迟到了23日晚上。新中国成立后经多方考证，确认了一大召开的日期，但对于党的生日，仍然沿用了战争年代中央确定的“七一”的提法。
远东第一大城市笼罩在白色恐怖中。会议开到30日晚，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环视一周后又匆忙离去。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和搜查了会场。
鉴于会场已经暴露，在李达夫人王会悟建议下，会议转移到了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召开。
中国革命的红船，就这样悄然起航。
也许是一种巧合，一大代表平均年龄为28岁，正是毛泽东当时的年龄。更为巧合的是，28年之后，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屹立在了世界的东方——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正是共产党人建党之初便胸怀的远大理想。
成军
1927年春天，就在国共两党发动的北伐一路凯歌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发动反革命政变。鲜血，让年轻的共产党猛然醒悟：只有拥有属于自己的人民军队，才能守护共产党人的信仰之光。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头的枪声，宣告了人民军队的诞生。这也是成立6年零1个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武装斗争。
然而，掌握枪杆子又谈何容易？
南昌起义主力撤出南昌城后几经苦战，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几乎在同一时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攻打长沙时受挫。紧接着，广州起义又遭失败。
国情不同注定道路不同，以俄为师并不意味着复制俄国革命的模式。1927年9月，毛泽东毅然率秋收起义部队挺进井冈山，于危难之中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翌年4月28日，朱德带领南昌起义余部与毛泽东会师井冈山，当时全国工农武装中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朱毛”红军由此诞生。
1928年6月18日，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还在为俄国的经验不能完全被移植到中国革命之中而遗憾，他甚至担心，“中国的红军会把农民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
令万里之遥的共产国际无法想象的是，尽管红军正在遭受重重“会剿”“围剿”，深深植根于农村和农民中间的“朱毛”红军却在莽莽山林中风生水起。
党的绝对领导，成了人民军队不变的军魂。人民，成了红色队伍的再生父母。南方山林中燃起的星星之火，开始形成燎原之势。
预演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的版图上出现了一块又一块红色区域，它有一个受当时苏联影响的名字——苏区。而这其中，以毛泽东、朱德开辟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也就是中央苏区为最大。
1931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14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第一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便是从那时起被称为“毛主席”的。
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14年后他们一同当选为党的“七大”五大书记；被任命为军委委员的有朱德、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等，24年后，他们一起成为共和国元帅。
瑞金城外，一座祠堂装下了红色政权的首脑机关。毛泽东对他的“内阁”成员们说：“我们的办公室，主要应该在田间地头，在军队战场，在实际工作中。在我们苏维埃政府里，只有人民公仆。”
年轻的人民政权以亲民爱民和清正廉洁，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爱戴。但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却一直被几个吃过洋面包的中央负责人指责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
1933年9月，蒋介石出动5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而在此时，亲手创建了红军和红色根据地的毛泽东，已被排挤出了苏区决策层。
当时，对阵双方的阵营里，分别由两个德国人指挥。一个为共产国际派来的洋顾问李德，另一个是蒋介石请来的军事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赛克特将军。
面对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李德全盘照搬苏联红军的战术，命令仅有土枪土炮的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打硬碰硬的阵地战、碉堡战，自然正中蒋介石和赛克特的下怀。
1934年4月21日，中央苏区南大门筠门岭被攻占；一周之后，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历时18天的广昌战役，红军伤亡5000多人。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以党政军为一体的战略转移已成定局。
秋风瑟瑟，雁阵惊寒。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曾经红红火火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失去固定的版图——共产党人不得不暂时把建立人民政权的初心，带到了马背上。
逆转
一支队伍，两条河流，两番苦战，截然不同的战局，检验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战术——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通过国民党精心构设的第四道防线湘江防线时，苦战5天5夜，虽然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涉险过江，8.6万人的长征大军却锐减至3万余人……
不到两个月，中央红军在黔北山区面临的局面比血战湘江更为严峻：队伍疲惫、伤病严重、缺粮少医……敌我力量之比，达到空前的40万∶3万。
蒋介石坐镇西南，梦想挟湘江一战之勇，彻底消灭中央红军于川黔滇边界。
然而，蒋介石忽视了这样一个细节：毛泽东回来了。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平均年龄34岁的20位与会者，第一次独立自主地选择了中国革命的领路人，刚刚过了41岁生日的毛泽东，在失去指挥权两年零3个月后，重新进入中央决策层。
邓小平后来说，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
核心，在真枪真刀中形成，在千锤百炼中诞生。越是生死关头，一支队伍的核心越重要。中国革命的航船驶入最为狭窄的航道，毛泽东走上船头、力挽狂澜，在千里赤水河两岸，上演了他军事生涯中最具光彩的篇章。
四渡赤水、威逼贵阳、虚指昆明、巧渡金沙……等到蒋介石如梦方醒地惊呼“毛泽东回来了”，红军已冲出敌人的重重包围。
朱德用这样一首诗形容遵义会议后红军的变化：“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靠着党的坚强领导，凭着红军战士坚定的信念，红军在步步生死关的漫漫征途中，完成向死而生的惊天逆转，挺进到了抗击外来入侵的最前线。
蒋介石哀叹：六载含辛，未竟全功。
毛泽东感慨：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
中流
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一名叫做香川孝志的伍长，在战斗中做了俘虏，他想自杀，做天皇的“护国之神”。这时，在八路军那里，他发现了一本书——《论持久战》，正是这本书，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
“看了一遍，如雷击顶。”让香川孝志震惊的是，还在侵华日军兵锋正盛的时候，书中已经预见到将来的战略大反攻了。香川孝志提出要见书的作者。
在延安的窑洞，香川孝志见到了毛泽东，从此由侵略者变成了反战者。
全面侵华之初，骄横的日军并未将共产党的武装视为对手——刚刚经历过长征的红军队伍不足4万，不少士兵手中的武器还是大刀、长矛。然而，他们忽视了这是一支历经九死而重生的队伍，忽视了这是一群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对外来入侵最勇敢的年轻群体。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血战平型关，13公里的山谷中布满了坂垣师团1000多具尸体。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首次遭到破灭。在江南，1万多名走出深山野林的游击战士组成新四军，先遣支队初战卫岗，便在日军眼皮底下打了一个漂亮仗。
“遥望中原烽火急，狂流一柱在延安。”巍巍宝塔山，成了光明与希望的象征。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也就在这个春天，距延安千里之外的苏北抗日根据地，人们争相传阅《淮海报》刊载的一篇文章——《1945年的延安》。这篇出自美国记者派西福拉斯之手的文章，给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预言说，在本年年底以前，延安会成为中国军事和政治力量的中心，也不算太轻率。”
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
敌后抗战，砥柱中流。从共产党人为国为民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中，人民群众认识了共产党，选择了共产党，跟定了共产党——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取得百年反侵略战争第一次全面胜利，一个最重要的动因就是，代表着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登上了历史舞台。
奠基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当年8月，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延安，巡视毛泽东住过的窑洞。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之后不过两年，人民解放军就攻占了他在南京的“总统府”。
抗战结束，举国思定，蒋介石却逆人民意愿发动内战。国民党叫嚣：消灭共军短则3个月，长则5个月！
当时国民党军队有430万人，数量之多为世界之最，陆海空俱全。只有130万人的共产党军队，不得不靠小米加步枪，与拥有美式飞机加大炮的国民党逐鹿天下。
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蒋介石损失154万精锐。22年间，国共两军的力量对比第一次发生逆转。
1949年4月23日，一面鲜艳的红色战旗，取代了南京城头的青天白日旗——昔日富丽堂皇的“总统府”一片狼藉，办公桌上的日历，再也没有翻过这一天。
战场的较量，始于政治；政治的角力，在乎民心。
1961年，周恩来总理会见来华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一年前刚刚被特赦的杜聿明作陪。
蒙哥马利问这位淮海战役时的徐州“剿总”副司令：你的百万大军哪里去了？杜聿明笑着指了指坐在对面的陈毅元帅：“都送给他了。”
蒙哥马利说，拥有百万军队的统帅，是不应该被打败的。蒙哥马利也许不曾想到，淮海战役第三阶段，解放区支前民工与解放军参战兵力之比达到了9∶1。500多万支前大军用88万辆小轮车，向前线送去了足够一个中等城市人口吃上5年的粮食。
人民，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正是因为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人民军队才会无往而不胜、无敌于天下。
赶考
1949年3月23日，春分过后第二天，10辆美制十轮大卡车和11辆吉普车，载着中共中央机关离开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毛泽东大手一挥：进京赶考去！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从告别北平到重返北平，当年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血青年，即将成为新生的共和国领袖。
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赶考之路，既要自律，更要自强。
上海解放前夕，277.4万两黄金、1520万银元和1537万元美钞被蒋介石运到台湾。人民政府接管中央银行时，仅剩黄金6180两。上海的资本家甚至说：共产党是军事100分，政治80分，财经打0分。
然而，仅仅几个月，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物价趋于稳定，困扰中国社会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画上了句号。
恢复生产，改善民生，追歼残敌，消灭匪患……共产党人不仅要为恶性的通货膨胀画上句号，而且要为旧中国的一切画上句号。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同在这一天，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正式下发全军。
走过22年征程的军队，有了自己的军徽和军旗。
走过28年历程的政党，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刻。
1949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向全国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半个月后，这份创刊于河北平山的报纸，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党中央的机关报以“人民”二字命名，它所表达的就是：新生政权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义勇军进行曲》——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成为国歌。当年，这首诞生于炮火中的歌曲，激励中华民族挺过了最危险的时候。而今，万众一心的中华儿女唱着它，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激昂的旋律，毛泽东在天安门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28响礼炮，奏出震彻云霄的巨响。
嘉兴南湖升起的那一缕曙光，终于在28年后这个明媚秋日，托起了新中国不落的太阳。
当年的13位一大代表中，仅仅两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56岁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和63岁的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
如林的手臂高高举起，纵情呼喊“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脱帽致意，声如洪钟——
人民万岁！
贾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