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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古人穿了几千年的衣裳，我们每天要穿的衣裳，极其普通又颇为神秘。《周易·系辞下》中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简单的衣裳二字，却事关天地、乾坤、玄黄。想了解古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吗？今起开设“中国衣裳”专栏，为你一层一层揭开中华民族隐藏在衣裳下的文化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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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在中国又被称为“衣裳”，衣裳是一个现代常用却又非常古老的词。恰恰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词，与历史文化有着紧密关联。要想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理解他们的审美趣味，首先要从这两个字开始。
为什么我们的祖先选择了“上衣下裳”
人类的服装不论多么复杂，大体可归纳为三种基本形制：衣裳制、衣裤制、连体制。其中，衣裳制在中国古代最为典型。
与现代作为衣物的统称不同，衣裳在古代是上下装的分称——衣在上，裳在下。所以，甲骨文的“衣”字，与早期的上装具有一定程度的形似（见图1）。而“裳”字，在古代是“常”的异体字，其含义是穿着于下身的裙装。
古代衣着相对简单，用一块巾状物在腰际围拢，就成了一条围裙，显然这样的裙装与“常”字的形意更加接近。由于“常”具有遮羞功能，所以必须穿着。这样一来，当“裳”“常”两字分化之后，“常”虽然不再指服装，但仍保留了“高频出现”“固定不变”等含义。
上下装分穿，是大多数民族的选择，但下装穿裳还是裤，则因生存条件和方式而不同。我们的祖先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把上衣下裳的衣裳制作为服装主流，是有其强大生活逻辑的。
虽然服装是文化的载体，但首先考虑的还是生活需要，即生活第一性。衣裳制成为中国早期服装的主流形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是气候原因。生活在炎热地区的人们，会更自觉地选择穿方便散热的裙装；而在寒冷地区，人们则更多选择利于保暖的裤装。今天的亚热带植被相比5000年前，已经向赤道方向回缩了600公里，也就是说，5000年前的中原地区比现在热，所以祖先们选择衣裳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下裳的主要功能是遮羞。
其二是技术原因。早期的面料粗糙僵硬，还可能带着毛刺，不适合贴身包裹隐私部位，所以多数祖先只穿围裙不穿裤子。即便在低温季节，也只是把围裙加长以便保暖，不穿合裆裤，免得把自己搞得太难受。
其三是生活方式原因。农耕民族经常在泥水中劳动，同样长度的裙装和裤装，一旦被泥水浸泡，穿裙装显然比裤装在行动上要便利得多。
还有人会说裙装更美，没错，从一些早期文物来看，古人的确存在这样的偏好。但是相比生存，文化是第二位的，审美首先由生活塑造。
衣裳制的文化登场
衣裳制源于生活，但不会停留于生活，文化迟早要登场。我们的祖先非常善于从周遭事物中获得启迪，一花一草、一石一木，都能让他们领悟出深刻的道理，进而升华到文化高度。天天要穿的衣裳，自然也成为其思考对象。
在《周易·系辞下》中有一句话：“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无论是对此前服装现象从文化角度的概括和理解，还是对此后社会生活的影响和塑造，这句话的意义都非常重大。生活一旦升华出文化，日后就会长期为文所化。
这句话讨论了哪些事情呢？
首先，这句话告诉我们，在人文初祖黄帝的时候就有了衣裳，而这个衣裳，就是上衣下裳（见图2）。但这样的描述仍停留于物质属性，在哪里对接到文化属性呢？就是接下来的“盖取诸乾坤”，也就是参照乾坤进行设计。对这个说法，后人深入阐发，在结构和色彩上作了更为细致的解释，从而把讨论引向纵深。
其一，从结构上：“衣取象乾，居上覆物；裳取象坤，在下含物也”（《九家易》）；“黄帝始去皮服，为上衣以象天，为下裳以象地”（《帝王世纪》）。在黄帝的设计里，把衣与乾、与天对应，居于上位，因其有覆盖之态；把裳与坤、与地对应，居于下方，因其有包含之能。于是，衣裳之分就成了天地之分，穿这样的服装，就构成了天地人的完整关系。
其二，从色彩上：“乾巛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黄”（《后汉书·舆服志》）。巛，读作“川”，乾巛其实就是乾坤。意思是说，黄帝设计的上衣采用了天的颜色，玄；下裳采用了地的颜色，黄。玄，幽远深邃，接近于黑色。《千字文》的第一句就是“天地玄黄”，这可以说是古人眼中的世界。古代帝王的冕服，最初的标准形制就是上衣下裳，上玄下黄。把世界穿在身上，这是何等的气魄！
有了文化，当然要有相应的效果。所以，古人进一步解释，“垂衣裳而天下治”。意即，黄帝尧舜及万民百姓穿上这样的衣裳，社会就变得和谐有序繁荣了，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美好的时代。
也许你要问，这件事情可信吗？要想理解这个说法，首先要了解古人的想法。
天地在古人的心目中并不仅仅是自然事物，往往带有很强的神秘色彩。人们对天地的敬畏也近乎宗教信仰，比如，祭祀天地一直是古代帝王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当把乾坤天地穿在身上，帝王便成了天道的代言人，百姓便成了天道的顺应者。得道多助，万物顺焉。
当然，以上说法还比较笼统，更为细致的解读需要从一个“垂”字下手。
其一，有人认为这里的“垂”字是“缀”的意思。“缀”当缝讲，也就是说在黄帝尧舜的时代，已经开始缝缀衣裳。无论缝缀衣裳是走进文明的因还是果，它们都是相伴而生。当衣裳为帝王和百姓普遍穿着，社会自然朝文明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其二，最常见的解释是“垂示天下”。按照这个解释，黄帝尧舜等古代帝王是穿着这身衣裳，向天下百姓亲身示范“天人合一”的哲学概念和“乾上坤下”的政治概念。比如，《周易正义》之《韩注》说：“垂衣裳以辨贵贱，乾尊坤卑之义也。”等级制的建立在古代是进步的表现，意味着社会有了秩序。
其三，还有人认为“垂衣裳”约等于“无为而治”。比如，《论衡·自然》中说：“垂衣裳者，垂拱无为也。”虽然无为而治后来由老子明确提出，但从服装文化的角度看，似乎在黄帝的行为中已有所体现。在国家治理层面所讲的无为而治，一般是采取宽松政策，减少对百姓的干预。历史也证明，在某种条件下，无为而治的确可能取得社会繁荣的效果。比如西汉的“文景之治”，后世学者认为主要是因为推崇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所取得的。
深衣出现，衣裳制的男女演变
任何事物不可能拒绝发展，衣裳制也同样会产生很多变化，惟其如是，传统服装才会变得丰富多彩。其实，造型的变化非常简单，主要是上衣下裳的比例变化。
其一是裳的加长。一方面，下裳的长度与气候有关，一般是炎热地区较短，寒冷地区较长；另一方面，由于社会阶层的出现，在相同气候条件下，裳也开始向长短两方面分化。普通民众由于劳作需要，一般会把下裳做得较短；从事轻体力劳动的官员和女子，往往会把下裳加长。
其二是裳演变为裙。最初的裙装都称为裳，后来由“裳”分离出了“裙”，裙最终成为女装经典。裙在后来不但会向下延长，也会向上提升。如唐代女性的襦裙，大大改变了身材的视觉比例，堪称古代美学典范之一（见图3）。与此同时，男子则因劳动和作战的需要，逐渐改穿裤装。
其三是深衣的出现。上衣下裳最大的变形，就是把上衣下裳缝接在一起，形成了上下连体的服装，称为深衣。传说中，尧舜时期就有了深衣；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深衣越来越受到士大夫和文人墨客的喜爱。按照古人的解释，深衣“蔽体深邃”，更显雍容典雅。深衣的制作，上衣下裳单独裁剪，再缝缀在一起，与上下一体裁剪的袍服其实并不相同。深衣从男女皆可穿着，逐渐演变为男人穿着为主，是传统汉服中非常重要的款式（见图4）。
那么，这些演变与“盖取诸乾坤”的设计思想矛盾吗？
上衣是乾是天，属性为阳；下裳是坤是地，属性为阴。这些思想从春秋开始梳理，到汉代已经完全确立。但汉代以后的服装发展并没有脱离古老哲学的轨道，阴阳属性仍然能够解释后来的现象。
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确，性别差异也越来越被强化，社会生活需要男人更像男人，女人更像女人。而按照乾坤天地与衣裳的对应关系，强调阳刚气质，则应加长上衣；表现阴柔性情，就可拓展下裳。事实上，虽然汉代时男女都有穿着深衣，但之后深衣和长袍基本上成为男人的专属；汉代以后，女性裙装不断上提下拉、加大裙摆，甚至发展出了齐胸襦裙和连衣裙。
衣裳的阴阳属性，到底是这些演变的深层推力还是文化牵引，或者兼而有之呢？很遗憾，目前没有充分的史料揭示真相，但无论哪一种情况，都证明了古人对服装文化的深刻思考和文化力量的强大。
自然宽松的衣裳击中现代人的审美中枢
按之前所讲，“盖取诸乾坤”隐含着天人合一及无为而治。以这样的思想作指导，设计出来的服装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由于上衣下裳首先是作为帝王服装形制得到推崇，所以政治力量会推动它朝着庄重、威严、神圣的方向发展。同时，哲学追求又让服装以自然宽松为美，因此逐渐演化出一种潇洒飘逸的风格。这种风格贯穿于中国历史，在今天又被重新重视和发扬。
比如，自然为美。中国传统服装跟现代或者西方服装相比，有一处明显不同，就是装袖的方式。传统服装更多是连肩裁剪，在肩头没有接缝，从而使肩部变得圆润、柔顺、贴合身形。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一件衣服到底能穿出什么效果，更多依赖自身条件，所以古人把“内求”的自身修炼，作为根本的解决之道。
而西装在肩部接袖，甚至采用垫肩来强化棱角和力量，所以服装被赋予修饰功能，人们把“外求”作为基本方向。很显然，我们的祖先并非没有能力在肩部装袖。这种在技术上不存在瓶颈的事情，之所以不做，往往出于文化原因。
再如，宽松为美。在面料的供应相对充足之后，中国传统服装就变得宽大了。腰身和袖口加大，人所受的束缚明显变小，穿的时候只是简单地把衣襟向右一遮，用长长的布带在腰间一系。这种大气、洒脱、飘逸，让人平添一身仙气。现在一些仙侠题材的古装剧，借助这种风格来塑造美感，效果很突出。
虽然中国传统服装的风格并不仅有仙气一种，而且仙气也不仅与“乾坤”二字相关，但事实证明，这种风格的确能击中现代人的审美中枢。今天的设计师们由此切入，追根溯源，不断挖掘和发展这笔宝贵的美学遗产。古典之美同样能走进现代生活，走上国际舞台。
（作者系百家讲坛《中国衣裳》系列讲座主讲人）
李任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