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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在国内硕士毕业8个月后，我从隆冬中的北京来到了盛夏里的悉尼，在陌生的环境中开始了我的博士学习。澳大利亚学制和英国相似，博士没有必修的课程，再加上文科博士往往都是独立研究，导师是博士生最重要的指导和支持的来源。我所在的系，一名博士生有2-3名导师，根据学生与导师研究方向上的匹配程度，系里会明确每位导师负责的比重，一个学生有来自不同系的导师也很常见。我的两位导师有主副之分，主导师算不上“大牛”，但是在其领域内也小有名气；副导师则是一位工作热情十足的“青椒”。
导师的英文是supervisor，直接翻译是“监督人”，字面上并没有“教”和“师”的含义；在这里，如果想问对方的导师是谁，很普遍的方式是“Who are you working with？”(你和谁一起工作)。这是我体验到的澳大利亚师生关系与国内最大的不同——导师更像同事，是工作上的前辈，明确地处于“公私界限”中“公”的那一边。
在国内攻读人文社科专业研究生的同学，对“师门”这个词想必不会陌生，同一位导师的学生之间互称“师兄”“师姐”“师弟”“师妹”，是十分普遍的事。“师门”暗含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导师的身份酷似“家长”，“如师如父”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师生关系的出发点。对我来说，硕士时期的“师门”在承担学习、学术上的角色之外，更重要的是让我产生了深深的归属感。我的导师在学术上极其严格，在生活中则真诚地关心着每一个学生。我们“师门”不仅每周有读书会，还经常聚餐、一起出游。同学们大多数是异地求学，老师还邀请我们去家中过元旦、过中秋节，大家的关系非常好，称得上亲密。
在博士阶段，虽然我的两位导师非常关心独自离家生活的我，但更多时候，他们都是以一种非常“职业”的方式和我相处交流。我与导师有固定的见面时间，每次见面都会约定下次见面讨论的内容，并且他们都会询问我需要什么帮助。导师的指导以我的需求为主，而不是他们主动去“教”，这种指导方式充分尊重学生的研究兴趣和进展，其背后是导师与学生的平等工作关系。至于“师门”的概念，似乎并不存在，第一次与导师见面，导师完全没有提到她的其他学生。我们系每周有固定的社交时间，大家一起喝酒谈天、交流感情，但这是整个系的活动，并不限于哪个“门”。
虽然在西方文化中，导师与学生是平等的，但导师对于学生来说是“上级”、掌握着更大的权力也是事实。如何保障学生与导师相处时的权利、如何让学生更好地获取帮助，是澳大利亚高校非常重视的事情。每年的博士生年审在审核学生的同时，也在审核学生对于导师的满意程度；如果学生对导师有任何不满，更换导师有一套规范的流程，并不是一件难办的事情。这种将师生关系纳入规则和程序之中的做法，也进一步去除了师生关系中的“人情”纠缠。
从各个方面来说，我都是非常幸运的。我在硕士期间接受了非常规范的学术训练，我的导师在学术上公正，在生活中亲切；现在的两位导师认真负责，同时总是给我积极的反馈和充足的支持，他们并不是刻板印象中严厉刻薄、毫无人情味的supervisor。然而，我个人的幸运并不代表这两种师生关系都是完美的，国内部分导师公私不分，以“家长”自居，无限度地支配学生的自由，给学生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而外国导师中则有不少人在指导方式上缺少人情味，导致导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很难建立起信赖关系，甚至造成学生的心理问题。
然而，在我看来，无论是导师还是supervisor，最重要的还是要在学术上指导学生，师生关系的中心都应该是学生的学术研究。无论是亲密的师门，还是专业的“监督人”，文化差异不应该影响导师指导的最终结果，即学生在学术上有所突破，顺利毕业，拿到学位。我想念我硕士时期的师门“家庭”，也享受我现在的博士生活，我知道，当我陷入思考困境，或者论文写作遇到难题的时候，可以随时向我的导师们求助，他们也愿意时刻做我求学路上的掌灯人。
郭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