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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7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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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导师和国外的supervisor:殊途而同归

郭佳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9年10月17日   02 版)

    今年2月,在国内硕士毕业8个月后,我从隆冬中的北京来到了盛夏里的悉尼,在陌生的环境中开始了我的博士学习。澳大利亚学制和英国相似,博士没有必修的课程,再加上文科博士往往都是独立研究,导师是博士生最重要的指导和支持的来源。我所在的系,一名博士生有2-3名导师,根据学生与导师研究方向上的匹配程度,系里会明确每位导师负责的比重,一个学生有来自不同系的导师也很常见。我的两位导师有主副之分,主导师算不上“大牛”,但是在其领域内也小有名气;副导师则是一位工作热情十足的“青椒”。

    导师的英文是supervisor,直接翻译是“监督人”,字面上并没有“教”和“师”的含义;在这里,如果想问对方的导师是谁,很普遍的方式是“Who are you working with?”(你和谁一起工作)。这是我体验到的澳大利亚师生关系与国内最大的不同——导师更像同事,是工作上的前辈,明确地处于“公私界限”中“公”的那一边。

    在国内攻读人文社科专业研究生的同学,对“师门”这个词想必不会陌生,同一位导师的学生之间互称“师兄”“师姐”“师弟”“师妹”,是十分普遍的事。“师门”暗含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导师的身份酷似“家长”,“如师如父”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师生关系的出发点。对我来说,硕士时期的“师门”在承担学习、学术上的角色之外,更重要的是让我产生了深深的归属感。我的导师在学术上极其严格,在生活中则真诚地关心着每一个学生。我们“师门”不仅每周有读书会,还经常聚餐、一起出游。同学们大多数是异地求学,老师还邀请我们去家中过元旦、过中秋节,大家的关系非常好,称得上亲密。

    在博士阶段,虽然我的两位导师非常关心独自离家生活的我,但更多时候,他们都是以一种非常“职业”的方式和我相处交流。我与导师有固定的见面时间,每次见面都会约定下次见面讨论的内容,并且他们都会询问我需要什么帮助。导师的指导以我的需求为主,而不是他们主动去“教”,这种指导方式充分尊重学生的研究兴趣和进展,其背后是导师与学生的平等工作关系。至于“师门”的概念,似乎并不存在,第一次与导师见面,导师完全没有提到她的其他学生。我们系每周有固定的社交时间,大家一起喝酒谈天、交流感情,但这是整个系的活动,并不限于哪个“门”。

    虽然在西方文化中,导师与学生是平等的,但导师对于学生来说是“上级”、掌握着更大的权力也是事实。如何保障学生与导师相处时的权利、如何让学生更好地获取帮助,是澳大利亚高校非常重视的事情。每年的博士生年审在审核学生的同时,也在审核学生对于导师的满意程度;如果学生对导师有任何不满,更换导师有一套规范的流程,并不是一件难办的事情。这种将师生关系纳入规则和程序之中的做法,也进一步去除了师生关系中的“人情”纠缠。

    从各个方面来说,我都是非常幸运的。我在硕士期间接受了非常规范的学术训练,我的导师在学术上公正,在生活中亲切;现在的两位导师认真负责,同时总是给我积极的反馈和充足的支持,他们并不是刻板印象中严厉刻薄、毫无人情味的supervisor。然而,我个人的幸运并不代表这两种师生关系都是完美的,国内部分导师公私不分,以“家长”自居,无限度地支配学生的自由,给学生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而外国导师中则有不少人在指导方式上缺少人情味,导致导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很难建立起信赖关系,甚至造成学生的心理问题。

    然而,在我看来,无论是导师还是supervisor,最重要的还是要在学术上指导学生,师生关系的中心都应该是学生的学术研究。无论是亲密的师门,还是专业的“监督人”,文化差异不应该影响导师指导的最终结果,即学生在学术上有所突破,顺利毕业,拿到学位。我想念我硕士时期的师门“家庭”,也享受我现在的博士生活,我知道,当我陷入思考困境,或者论文写作遇到难题的时候,可以随时向我的导师们求助,他们也愿意时刻做我求学路上的掌灯人。

郭佳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9年10月17日 02 版

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师生关系
国内的导师和国外的supervisor:殊途而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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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教学相长就尽量不要耳提面命
摒弃门户之见 让学生自由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