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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进而开展一种探究性的教学、掀起一场课堂革命，大体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风靡全球教育界的一个基本趋势，也与全国高校本科教育会议提出的“以本为本，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的要求相契合。
不过，同样的道理，到了研究生培养阶段，面对的则是另一种情境。研究生教育通常采用的是导师负责制，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形成以导师为核心的师门组织。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张从本科传导到研究生，本科扩招过程中陆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逐一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显现。
一个突出问题是“生师比”的失调，导致导师的指导不到位。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高校教师在面临沉重的教学科研压力之余，能够指导带教和承受的研究生规模、数量，也存在一个最优边际。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位新晋硕导、博导，在其指导学生的最初几年，尚能因材施教、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优长开展有效的指导，激发学生的创造活力。大约3年左右，当他所带的学生覆盖到全部年级阶段并稳定到一个较高规模水平后，就不免力不从心、渐露疲态，很难顾及到每个学生的成长，其关注和指导的力度就会下降，学生的获得感也会下降。
从我个人指导研究生的情况来看，大约硕士生是每年2-3人，博士生每年1人。如果满负荷工作的话，所指导的研究生规模就达到7-9人。如何确保培养的质量，对每位学生负责？导师对学生是一种“一对多”的局面，而从“以学生为中心”的视角来看却是“一对一”的——每位学生只有一个导师。这是一对矛盾。
所以，我一方面提醒自己作为导师，要时刻注意这种不均衡的状况，尽最大努力增加与学生的接触、沟通；另一方面，也在和学生的交流中建议他们“反周期调节”。对硕士生来说，在图书馆读书的时间会更多，相对于博士生而言，被导师找去讨论的机会更少，那么有时就需要更为主动地与导师沟通交流；而对博士生来说，要反过来去增加自己沉下心来坐冷板凳、研读经典的时间，形成一种对冲。
更为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形成一种基于“学生、学习、学术”的开放式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可以包容传统的“师门”所内涵的师生关系。除此之外，应当有一种相互砥砺、促进共同成长的愿景。须知，到了研究生教育阶段，其基本的组织方式早已不再是本科生的班级制，但独行快、众行远，每个研究生仍然有构建新的集体认同的强烈需求。开展读书会，集中学习和研讨交流；开展集体学术项目，到乡村田野、工厂车间进行社会调研。这些都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有效手段。
强调上述方面，绝非为导师松绑、卸责，而是要促使导师把心思真正聚焦在“引导”“塑造”上。相当数量的导师也比较认同的一种流俗见解是，把导师的工作仅仅局限于指导论文写作，甚至个别导师连这一点都做得不到位。等而下之者，则把“导师—学生”的关系异化为“老板—雇工”关系。
实际上，导师更重要的工作在于“导学”，在于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在于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碰撞思想、分享体验、触发灵感、激励创新，构成不可分割、互为助力、相互成全、互相成就的学术共同体。
导师不仅是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老师，还应该是研究生科学研究上的合作伙伴、思想修养上的主要责任人、健康生活上的重要监督者。到了特定的抉择时刻，导师还要学会“放手”——为了学生更好的成长，摒弃那些“拱卫山头”的“门户之见”和留用身边的私心杂念，放他们“自由飞翔”。这样的定位，是对传统意义上完成任务型的“导师—学生”关系的一种超越，是一种更值得追求的高质量“师生关系”。
教育是一个慢变量，教书、育人从来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导师需要在实践摸索中总结经验、认识规律，像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师那样，一辈子做老师，一辈子学做老师。
曹东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