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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6个人，年纪相差很大，经历各不相同，用其中一位的话来说，“关系一般”。3年前为了修一座桥，他们才联系在一起。然而真正让他们在法律意义上关联起来的，是今年的一份判决书。
判决书是由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人民法院2019年2月20日发出的：被告赵永贵、杨发政、李先辉、安美蛟、甘宗良、王国维于判决生效十日内，支付原告李叶工程款223400元及相关利息。
这20多万元工程款是当初修桥欠下的。他们给施工方写过欠条。但这6个人感到伤心的是，他们又是捐款，又是筹款，帮着村里修了桥，不要一分钱报酬，这欠款怎么最后落在了自己头上？
桥是铁桥村的桥。钢筋混凝土结构，50多米长。修桥这件事，安美蛟早就有想法了。村里不是没有桥，漫水桥就在他家门口，是当地的一个煤厂修建的，主要是为了货车拉煤用。桥如其名，只要一下大雨，漫水桥就会被淹没在水中。除了出行不便，漫水桥还出过人命。2014年夏天，两个孩子从桥上掉进了河里，在家听到呼救的安美蛟跳进河里救起了其中一个，可惜另一个孩子被河水冲走，至今都没有找到。
在漫水桥之前，河上也是有桥的，那是一座由铁索和木板组成的桥，故名“铁索桥”，只供行人通过。78岁的赵永贵说，铁索桥年头很长，他1964年去当兵，就是从这座桥走出铁桥村的。2000年当他退休回到铁桥村，走的还是这座桥。到2006年，铁索桥被政府列为危桥，只能远观，禁止通行了。
就是赵永贵把6个人聚集在一起的，他也是其中年龄最大的。最小的是王国维，今年48岁。修桥时，6个人的平均年龄是60岁。
在安美蛟眼中，赵永贵代表一个“进步的思想”。他早年在外当兵，被选进部队的医训班，成了军医，后来在河南洛阳从医，直到退休。回乡以后，他想到自己每个月能领到3000多元退休金，身体也还“利索”，便想着帮助村民“生活好起来”。
平日，村里有人身体不舒服，会找他看病。曾是外科医生的他还为村民做过一些小手术，但只收取药物的成本。前些年，他在二郎镇做过“修路联络员”工作，协助当地修公路。
那座漫水桥事故频发，村民对修一座新桥的要求也越发强烈。赵永贵根据他有限的修路经验测算了一下，要建起一座新桥，大概需要60余万元。他找镇里干部商量，二郎镇政府领导表示，暂时没有相关的计划，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也很困难，但只要他们凑齐了30万元，镇里会想办法解决剩下的资金。
得到领导的承诺，赵永贵决定发动“群众的力量”。他找到了铁桥村村民安美蛟、甘宗良、杨发政、王国维，还给外出打工修路的村民李先辉打电话，提出了自己的想法，6个人一拍即合。
考虑到大家生活都比较拮据，赵永贵拿了自己多年的积蓄，捐出1.2万元，又垫付了5万元。李先辉捐了2000元，是他从工地上赚的。其余4人靠着务农维持生计，生活相对困难，分别凑了1000元。
离河沟最近的铁桥村一组村民，得知要建桥这一计划，十分支持，人均至少捐了200元。其他组村民得到消息后，也纷纷赶来捐钱。村民们一共凑了173195元。他们还四处“化缘”，通过各种关系找到附近的二郎镇政府、东新镇政府以及发电厂，这些单位都分别出了资金。
施工方知道困难，提出可以先支付修桥所需的材料费，等到大桥竣工以后再结算人员工资。
前期资金到位以后，“二郎镇铁桥村大桥建设领导小组”成立，铁桥村村支书担任组长。大桥建设的文书上，加盖了铁桥村村民委员会的公章。临近的两个村子在小组里也有代表。这座桥是通往几个村子的必由之路。
开工之前，6人事先约定：建桥期间，只要有工人在现场施工，他们就至少要出两个人去工地上帮忙；他们出工属于义务，没有任何报酬。事实上，开工以后，6个人几乎天天到工地上去。赵永贵住得离工地最远，又不会开车，只能步行三四公里去工地。偶尔运气好，遇上村民开车经过，他就搭个便车。
新桥是他们找附近煤矿公司的工程师设计的。根据两岸地形，最初的方案是总长52米，宽6米，高13米。由于资金不足，到施工时，宽度改成了5米，只够供一辆大货车和小轿车并排驶过。
开工那天，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工期持续了9个月。除了赵永贵每个月有固定退休金收入，其他5人耗在桥上，没有其他收入，都只能靠着积蓄维持开销。安美蛟在外打工的孩子得知他要帮助村里修桥，十分支持，每个月都给寄来生活费。6个人常常跟着工人在工地上一待就是一天，李先辉还将自家的米、油、腊肉扛到工地上，用于午饭。
他还记得，大桥快竣工的时候，栏杆还没做，钱不够了，他卖掉了家里的牛和猪，又跑出去找人借钱，才凑齐了修栏杆需要的27960元。
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2017年1月，大桥竣工。铁桥村举行了隆重的“建桥庆功典礼”，二郎镇政府也派代表出席了庆功典礼并讲了话。6个人从此成了父老乡亲口中的“筑桥六贤”。
但是，“六贤”并没有松一口气，由于拖欠工人的工资一直没有到位，施工方常常找他们要账。2017年5月，6人给施工方负责人李叶打了一张欠条。“今欠到李叶修建二郎镇铁桥村大桥民工工资人民币296160元，2017年8月31日前付清民工款。”
写下欠条以后，6人就常常去找二郎镇政府，催促镇里兑现修桥前的承诺。他们一直相信，这个钱政府肯定会给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罢了。
他们身后一直有施工方在催债。比较激烈的一次，是2017年7月20日，一直没有拿到尾款的施工方，用几辆车将大桥进出口堵了起来。
镇长得知消息以后，把施工方和6位老人都叫来一起协商。当时商定，由镇政府在2018年春节前先支付5万元工程款。
他们总以为，事情会妥善解决的。直到收到法院传票。
法庭里，6个人里去了5个。他们请了代理律师，律师费还讲过价，从1万元讲到了6000元。
律师向法院成交了村委会盖章的文书，提交了47本募捐簿，每一本上面都盖着公章。施工方的一位工人也作为人证上了法庭，证明当时镇领导承诺过，政府会承担拖欠的款项。律师认为，这些证据已经很充分了。
法院的判决书是2019年2月20日发出的。李先辉在3月10日之后拿到了其中的5份，还是别的村民帮忙从县里捎来的。判决书上照例说，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可以上诉，但他们看到时，离上诉最后时限已经很近了。
赵永贵看到判决书时也傻眼了。他们当初写下的欠条成了法庭上的证据。工程欠款被判到了6个人头上，而二郎镇政府、铁桥村村委会却无需承担责任。
“我们这么大的年龄了也不懂这些，他们当时那么说我们就相信了，怎么想到会录下来？”赵永贵表示，他完全没有想到保存证据。他认为，自己退休后回家乡做了好事，却成了被告。而当时作出口头承诺的镇领导，却因为没有什么证据证明那些承诺的存在，完全与这件事撇开了关系。
他们找到铁桥村村委会反映了这个情况，并打算提出上诉。
“村干部说，如果我们现在提出上诉，那政府就不管这件事了。”李先辉回忆，“不上诉的话，只需要让我们背负一个名头，政府会想办法解决资金的。”
他们放弃了上诉，再一次相信政府会解决此事。
但不到两个月后，他们便收到了法院的执行裁定书。赵永贵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存款225400元被冻结，并被强制执行扣划了67566.84元。甘宗良的银行卡里被划走了2100.99元，余额仅剩了1.61元，其中2000元是外出打工的儿子汇来给母亲治病的钱。李先辉家里的3头牛被法院查封，两年内不得卖出。
6个人还收到了法院发来的《报告财产令》和《限制消费令》。
他们气不过，辛辛苦苦不收取任何报酬，花了9个月帮家乡建起了一座大桥，反而成了债务人。他们甚至想过把大桥给“封了”——就像施工方曾经做的那样，以引起“领导”的重视。李先辉想了想，又觉得不妥，“把大桥封了，对我们几个人名声不好，修大桥的钱都是我们厚着脸皮去借来的”。
他们只能一次又一次继续找镇政府。王国维因为还在村里担任一组组长，放弃了这种努力。
他们带着材料去古蔺县找检察院，找法院。提交材料后，回家一天天等消息，等不到消息又去别的部门。来来回回，去了古蔺县4次。
他们又决定包车去三四个小时车程外的泸州市反映问题。路途太远，去一次要花1040元。为了这钱花得值，3个人大清早就出发，到泸州后一口气跑了4个单位。找到最后一个部门时都下午6点半了，工作人员并没有着急下班，而是客气地记录下了他们反映的问题，他们感觉事情说不定会有转机了。
回去的路上，3人商量，让赵永贵把此行花的材料费、路费还有饭费都一笔一笔记下来，虽然大家没有固定工资收入，但不希望让赵永贵一个人掏钱。
他们后来又去过一次泸州，但只有两个人。人数减少的原因在于，去泸州的成本太高了。
今年国庆节之前，二郎镇政府再次找到6人，表示会在一个月之内处理这件事，需要他们把账单提交上去。他们一五一十把修桥的那些账目都给了政府。
10月14日，成都一家媒体报道了这6个人的故事。隔了一天，二郎镇镇长、副镇长和6人，以及李叶，再次聚在了一起。这一次，镇长写下字据，承诺将在一个月之内还清工程款和李先辉为栏杆垫付的两万多元，至于赵永贵之前垫付的5万元会在两个月之内还清。
二郎镇党委书记梅猛对笔者确认了这一消息。他说，事情会在两个月之内解决。当地有企业愿意承担这笔费用。
甘宗良被法院划走的那2100元，也回来了。谈起这件事，他说自己年龄大了，不记得了。
赵永贵则说：“这么多钱，政府也不容易，我每个月有工资，家里条件也比他们好，先还他们的。”
多年前，他和妻子退休后，便回老家照顾生病的岳父岳母。后来剩下他们两个人，子女放心不下，一直劝他们回到城里团圆。他认为自己身体还不错，全靠“国家的栽培”才有今天，应该为家乡出一分力。现在，他开始考虑，等铁桥村大桥这件事情解决了，就搬回城里去。
实习生 龚阿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