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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变化迅猛的国际局势下，思考大国之道意味着什么，确有现实意义。传统世界政治与地缘政治图景中的大国，其判别标准与成功基础是以下因素的糅合：内部资源禀赋、外部资源整合、系统创新能力以及一点历史机缘，自身能力是核心。而当下以及可见未来大国的成功，则需要在这些基础之上，具备对国际机制复杂网络更为有效的建构能力。
如今，全球化已进入新的演进阶段，从冷战结束之后的国际秩序，面对着新的挑战。与全球化二次演进同时发生的，是初现端倪的新科技革命。虽然当前科技发展与历史上公认的科技与产业革命有重大差异，如一些核心领域尚处在黑箱状态，但无可否认的是，在技术与应用层面，科技变迁正在为全球公域与私域带来深刻冲击。
在这样的双重背景下，无论是传统的安全与竞争问题，还是在日益复杂的治理领域，大国角色的重心都无法单纯停留在自身能力提升层面，而需以平和、善意、成熟的姿态参与到全球机制复杂网络的升级与完善。
从世界近代史上看，从葡萄牙到美国，从大航海时代到二战后，西方不同的大国崛起之路虽有不同，但对全球资本的野蛮攫取是共同特征，而中国提倡的“全球命运共同体”，表达了一个有机、全域、全谱系国际机制复杂网络的必要性，这正是如今的现实。
因此，大国在今天首先意味着，国家能积极参与到全球公共领域的综合事务中，并实现国家利益间的互利共赢。
如今，全球公共政策领域正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向新的态势发展，主要表现为各相关行为体、利益攸关方以更为复杂的网络化样式纠缠共生、共同演进，国际与国内作为公共事务发生场景的相互交叉是基本特征。在安全、发展、气候、能源、养老、移民、健康、教育等各个主要公域问题上，局部与局域的发展都不再是孤立现象，其影响都是跨领域和跨地域的。在这些问题上，现有国际机制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缺陷，单纯的国内或国际政策行为都已无法应对新的挑战，条块化、碎片化、局域化的认知与政策过程都需要改变。
而且，随着国家、非国家等各类行为体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传统的国家利益正在向更大范围内多元行为体的利益混同演变。国际合作中的成本收益变得难以简单分割，加之个别传统大国的政策转向，国际合作难度在依赖加深的同时却变得更大，对制度创新能力的要求也愈高。大国间的权力、权利与义务分配面临全新挑战。
基于这些现实，大国还意味着竞争与合作层面上的互动性的加强。
在竞争方面，原有的安全稳定基础正在发生改变，一定程度上正在被侵蚀。其背后既有政策性的原因，更有技术、格局、时代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在新的竞争环境下，不确定性的提高、科技演进的非线性变化、个别大国安全指导思想的滞后，都极大地增加了竞争管理的复杂性。
在合作方面，国际社会秩序化、组织化程度的加深过程对大国自我认知提出了挑战，大国合作不再仅是大国之间的合作，而是置于国际机制复杂网络下的相互定位过程。
而且，大国还意味着能解决好各种新出现的复杂问题，而不只是复制前人的经验。全球化的二次演进为大国提供了完善国际机制的机会，同时国际机制复杂网络的建构又是新的课题。科技变迁为诸多安全、治理领域问题提供了新的赋能，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矛盾、歧视、挑战甚至危机，例如局域和区域偏好的加强、自我复制，政策回路的潜在不可控性等。这些都不仅仅是政治与政策伦理问题，而是技术逻辑与政策逻辑、政治逻辑如何拟合的问题，解决这些难题，单靠大国自身是很难做到的。
处理好这些难题，大国的实力才能得到巩固，才能协助他国构建一个更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如今，大国不再只是传统意义的强国，能做到包容、互通、联动、共赢，才是真正的大国。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祁昊天（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