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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人才是实现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战略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受到国家“双一流”建设和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对高水平人才需求的刺激，以及众多一、二线城市加速经济动能转换升级，不断加剧的城市人才争夺战的影响，学术内外部的博士人才市场需求迅速扩大。一时间，博士毕业生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香饽饽”。
博士的就业选择和去向不只是影响个体和家庭发展的个人行动，更成为教育界、学术界、产业界和各级政府等众多相关利益方关注的重点。在我国，每年毕业的博士生数量只有研究生毕业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占比不及大学毕业生总量的百分之一。其中毕业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知名高校的博士更是少之又少，是名副其实稀缺的高层次人才资源，他们的去向与发展关乎国家高等教育、科技系统和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
教育部直属高校科研实力雄厚、类型齐全，可以较好代表当前我国知名大学博士毕业生的情况。为了厘清当前我国高水平大学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去向，笔者选择2018年5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24856名博士毕业生就业数据作为样本，约占当年全国博士毕业生总量的41%。笔者在对博士毕业生就业的整体状况与态势、职业选择和地域选择进行说明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博士毕业生就业选择与流动趋向特征的分析，为博士生教育改革、城市引才策略和区域均衡发展提供参考。
博士在学术系统就业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通常认为，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博士毕业生的主要去向，不过由于近10年来博士生培养规模的快速增加，高校教职需求的缓慢增长导致学术劳动力市场开始饱和，致使博士毕业生获得学术职业的难度逐渐提高。
笔者对教育部直属高校博士毕业生的调查显示，选择学术职业的比例只有50.2%。据蔡学军和范巍等人的统计，1997年、2007年博士毕业生选择学术职业的比例分别为74.6%、54.3%。综上所得，笔者认为，近20年来，我国博士生在学术系统就业的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
对于学术界就业溢出的博士毕业生来说，博士后是有志于学术但无法直接获得理想研究型大学教职的博士毕业生最主要的选择，因此正常情况下，随着博士毕业生数量的快速上升，选择博士后职位的比例就会越来越高。但蔡学军等人的调查显示我国高校博士毕业生选择博士后职位的比例一直不高，在2008年之前，博士毕业生选择博士后的比例始终低于5%。近年来攻读博士后的比例虽然有所提升，2018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博士毕业生中深造的比例约达到11%，但与美国高校同期博士生中39%的毕业生攻读博士后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企事业单位成为博士毕业生就业的重要去向
受到博士生培养规模快速增长和知识经济兴起的影响，现代博士与学术职业之间的联结开始出现松动，越来越多的博士毕业生倾向到工业领域、政府部门和第三方组织等机构中就业。
据有关调查显示，中国博士毕业生在1997年时选择到工业界、政府部门和各类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分别只有4.2%、5.5%、1.6%；到2007年博士毕业生中选择到企业、政府部门和各位事业单位就业的占比依次达到5.9%、6.2%和15%。在此10年中博士毕业生选择到事业单位的比例出现较快的上升态势。
到2018年时，从教育部直属高校博士毕业生的就业选择来看，除政府部门就业较为稳定外，流向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趋势更加明显，其中选择到工业界就业的比例急速攀升到19.39%，选择到各类事业单位就业的占比也达到20.66%。
如果与同期美国博士生的就业流向相比，可发现我国高校博士毕业生从学术界流向工业界的比例虽然低于美国，但增长速度更快；而在非营利组织就业的比例，中国高校博士毕业生要高于美国博士毕业生。
学术单位属地及所在区域是博士生就业的主要选择
受到前期学术资本积累、地缘亲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地选择呈现出非常强的属地就业特征，笔者的研究发现：教育部直属高校博士毕业生在属地的就业率平均达到51.67%。其中，属地就业率超过60%的高校达到5所，主要集中在东部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和京沪行业特色高校，例如东南大学（73.85%）、北京中医药大学（72.09%）、合肥工业大学（69%）、山东大学（68.97%）和上海财经大学（62%）等。属地就业率在50%到60%之间的学校达到了11所，在该区间除了四川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两所西部地区高校之外，均为东部地区高水平大学。
除了优先选择属地就业外，就读地所在区域也受到了博士毕业生的青睐。笔者统计发现，博士毕业生在属地所属区域（不包括属地）就业的比例平均达到17.8%，除天津大学博士毕业生在华北地区就业比例低于华东之外，其余各高校在属地所属区域的就业比例均超过了其他区域。其中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高校博士毕业生围绕属地省份就业的比例较为接近，基本都在18%左右。西北和西南地区高校博士毕业生在属地周边省份就业的比例相对较低，不过也都超过了10%，兰州大学和重庆大学毕业博士生在属地周围区域就业的比例接近14%。
来自中部地区的博士毕业生倾向于选择到东部发展
在属地及所在区域就业之外，还有相当多的博士毕业生选择到其他地区谋求发展。这种就业迁移到底是受生源地吸引还是外部发展机会驱动？
为了探究背后机制，笔者的研究选择位于东部和中部的7所代表性高校（包括山东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南大学、中南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作为样本，分别对每所高校博士毕业生排名前五的生源地和就业去向地展开对比分析。
结果显示，山东和河南作为主要生源地的次数均达到了7次，安徽达到了6次，山西、湖北、湖南和江苏也都达到了3次，河北、上海和江西则各有1次。与此相对，作为博士毕业生主要就业流入地的分布却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有5所高校博士毕业生将江苏、浙江和河南作为主要流入的省份，有4所高校博士毕业生将北京、上海和广东作为主要流入的省市，有2所高校博士毕业生以山东、安徽和湖北为主要流向的省份，湖南、江西和广西则分别有1所对应的高校博士毕业生将其作为主要就业流向目的地，而山西与河北却没能作为样本高校博士毕业生流动的主要选择。
两相对照发现，作为博士毕业生主要输出次数大于输入次数的省份，包括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和湖南，基本上都属于中部地区。而作为主要输入次数大于输出次数的省份，包括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和广西，除广西之外均属于东部地区。
换言之，中部省份充当了人才主要输出地的角色，东部省市则成为博士生主要流入的目的地。
西部省份高校博士更倾向于在区域内就业
与中东部教育部直属高校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地域流向不同，西部教育部直属高校所培养的毕业生对本区域的“忠诚度”更高。笔者选择兰州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作为西部代表性教育部直属高校，研究发现两所高校的博士毕业生并没有大规模流向中东部，西部对流入的博士人才有较高的吸引力。
以地处西北的兰州大学为例，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生源输出到兰州大学的博士生源比例要大于回流到上述地区的比例，也就是说兰州大学为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人才储蓄与涵养功能。同样，西南财经大学，除华北外，其他区域输出的博士人才生源绝大部分都留在西南地区。华东、华中和华南等相对发达地区作为人才输出的比例要大于回流到各自区域的比例，东北地区输出和流入的比例接近。
概言之，在博士人才环流过程中，西部地区较好地吸引和存留了其他地区的博士毕业生，并没有成为其他区域的人才净输出地。
知名大学博士毕业生就业流动的趋势与思考
通过数据分析，笔者研究发现当前博士毕业生总体上保持了非常高的就业率，除了部分农林、师范和中南地区的高校外，就业率均超过95%。在就业流动趋向方面，博士毕业生流向学术界的比例出现下降，流向企业和各类事业单位的比例相当，且均呈现出较高的增速。在区域就业流动上，显现出围绕属地为核心逐步向周边区域递减的态势和格局，但在博士人才的环流过程中，中部承担了同时向东部和西部输送人才生源的作用，东部吸引了大量非本区域生源的博士人才，西部地区高校在博士人才的培养和引流上起到了存储与涵养作用。
从教育部直属高校博士毕业生流动趋势中可以看出，当下博士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和流动呈现出诸多值得关注的新特征，这对博士生教育和学术系统改革以及区域人才引进具有一定的启示。
首先高校学术职业吸引力一般，博士毕业生就业学术溢出流动较快。受到博士生培养规模快速上升和学术职业饱和的双重影响，许多博士毕业生会攻读博士后作为延迟获得学术职位的过渡性选择，这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博士毕业生就业的一个显著特征和普遍趋势。然而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高水平大学中博士毕业生选择博士后岗位的比例总体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研究队伍的后备力量与水平。因此，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博士后工作站的建设与管理，健全高校教师薪资、评价、管理和保障等制度，提升学术职业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其次流向非学术部门博士毕业生的培养质量需要引起关注。如果单从服务知识经济发展、提高公共事业管理水平的角度来看，我国教育部直属高校博士毕业生较好地响应了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但其中隐含的质量问题或许值得我们重视，相关研究显示我国高校博士毕业生中，选择到企业就业的学生有科研能力薄弱而被动流出学术界的因素，这对提升我国企业的科技研发能力而言未必是好事。因此从长远来看，在倡导博士毕业生到工业领域就业的同时，确保博士研究生具备良好的学术内外部工作能力或许同样重要。
最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国家统筹发展的重要部署，从国家层面而言，在确保高层次人才公平合理流动的同时也需要兼顾区域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强调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人才支持与引导之外，中西部地区省份自身也应充分利用博士毕业生围绕属地就业偏好的特征，制定针对性的人才引进政策。通过优化区域内各级高校的学术生态环境、提高教师职位的待遇条件、引导和支持属地企业加大研发创新的投入聘用博士人才，以及在省外常态化召开专场人才宣讲会和招聘会等方式，吸引优秀博士生就业。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经授权转载，有删改）
（作者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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