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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到死才捐？早点捐吧
记者：去年你又捐了40亿港元，对外也很低调，你会怎么花这笔钱？
陈一丹：其实自己很早就写了遗嘱，当时写的时候想着有一部分要捐出去，后来想为什么要到死才捐？早点捐吧。然后自己就定了一个要捐的比例。
这次捐款后就有一个资金池，长远可以做点事。以往的捐款都是有具体项目的，无论是武汉学院、一丹奖或者别的项目。这次捐的时候没有一个特定项目，只有一个方向，那肯定就是关注教育。
这次捐也不是捐现金，是捐腾讯的股票。本来是按50亿港元捐的，然后股票跌了，办完手续下来变成40亿港元了。
记者：全球“一丹奖”在创办中有没有遇到大的困难？像今年“一丹奖”得主法兹勒·哈桑·阿贝德，在国际上已经很有名了，也拿了很多奖，“一丹奖”对他会不会是一种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
陈一丹：今年“一丹奖”已经是第三届了。过去4年来，评审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等已经慢慢形成。这个过程中，我们跟全球教育界沟通，得到他们的支持，我感到非常兴奋。
“一丹奖”面临的挑战是建立起一个长远机制。我坚信，这个机制最终是有效果的。评审委员发挥独立性和专业性，顾问委员提出流程和标准，理事会负责奖项的长期运作。这本质上是个评审机制，要做到厚实、有权威性、有影响力，需要长期持续的工作。
今年开始，我们也专门邀请全球范围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评估工作。我们还在考虑，如何扩大“一丹奖”在全球教育领域的影响力？影响力越大，大家就越重视教育。
阿贝德获得“一丹奖”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达到了我们的4个评审标准：教育的变革性、对未来的前瞻性、创新性以及持续性。围绕这个标准，也会讨论其他细节和问题。但既然评出来是他，那就是他了。虽然他可能得过扶贫等其他奖项，但作为教育奖，我们这个级别是最高的。我们坚信“一丹奖”评审机制的纯粹性和权威性。而且，我们的奖金中一半是奖励给个人，还有一半是要求继续做，影响更多的人。
记者：“一丹奖”奖金是诺贝尔奖奖金的3倍。教育奖比别的奖更重要吗？
陈一丹：在我的骨子里，设立“一丹奖”的初衷就是认为教育是人类最重要的东西。那我认为它就值得用这么大数目的奖金去推动，不要去比较。
但是，更长远的目标不是关注奖金的数额，而是奖项的认可度和权威性。获评“一丹奖”是否代表这就是好的教育，是否能够让大家认同、学习、应用，造福于人类，这才是最重要的。
教育有不变的东西，就是对人的培养
记者：按照你的理解，中国教育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陈一丹：对中国教育首先要高度肯定。教育本身也是一个民生权利，就跟吃和住一样。中国教育原来“温饱”水平都没有，现在变成九年义务教育了，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中国在学校建设等硬件上已经做得非常好，下一步是，如何培养人？如何提高教育的软实力？如何提高师资水平？
高等教育方面，现在除了“985”和“211”高校以外，北上广深以及江浙一带都有一些优秀大学在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这个势头是非常好的。问题是，如何让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惠及更多人？还有教育的软实力，像教师的培养，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面向未来的科技发展，我们现有的教育体系如何拥抱它，更需要开放和创新。一方面，各个国家无论遇到什么风风雨雨，彼此都要保持学术交流。另一方面，无论是教育政策的制定，教育体系的某些试点放权，还是监管能力的提升，都要有突破和创新。
教育体系是所有社会功能体系里最复杂的体系。它的持份者（stake holder）太多了。但我们仍要不断推动它的创新和改革。因为，这不是你想不变就不变，而是整个信息革命决定它必然会变。这个变化迟早要发生的。只是在哪个地方发生？这个变化与其他领域相比可能会特别慢。但是，这个变化一旦发生就是变革性的，对整个社会体系有变革性的。
教育最终培养的是人。所以，教育领域的变化，我们绝对要重视。未来的10年、20年、30年……这个变化一定会来临。你不能等着变化的来临。你也是变化的一部分。你也是变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设立“一丹奖”就是希望大家来交流和推动教育向好的方向变化。好的教育最后是属于全人类的。
记者：刚才你说，教育可能也要发生变革。你认为，教育最先会发生什么变革？
陈一丹：关于教育发生什么变革，我想，根本上取决于“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段时间提出了2035年的教育发展目标，很多任务非常紧迫，一些目标还没达到。我们也委托《经济学人》智库专门设计了一个“全球教育未来指数”，提出21世纪的人才要具有六大技能：
1.跨学科的能力——以前是分学科，未来社会需要更多的综合能力，需要跨学科；
2.创新的能力和分析能力；
3.具有企业家精神——面对事情你如何推动，可能包括冒险、勇敢等特质；
4.具有全球视野；
5.掌握数字化的能力；
6.具有领导力——领导自己也是领导力，这是一种综合能力。
可能今天我们看是这6种能力，10年后看可能是另外一些能力。社会总是在进步的。但教育有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对人的培养。
我们中国人讲“教育”，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教”和一个“育”。“教”，就是教你能力、知识、本领。“育”，就是育你的人格、品德、胸怀。甚至，“育”比“教”更重要。
教育场景会变，教育方法会变，整个教育系统会变。这些变，都是为了提升人的能力，适应未来。永远都是这么一回事。
我这一辈子做不完，就一代一代去做
记者：你怎样评价武汉学院这样的一个“孩子”？
陈一丹（挠头）：做武汉学院比“一丹奖”难啊。很难。我本来做企业的，不是做教育出身。但做武汉学院时，靠着一种情怀就进去了。我想办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可能我这一辈子做不完，那就一代一代去做。
武汉学院的定位我想还是应用型，再就是国际化特色，从本科阶段一步一步走下去。这条路长着呢。只要看到每年毕业时学生们的笑脸，我觉得就值了。
记者：从来没想过“抛弃”武汉学院这个“孩子”？哪怕最难的时候？
陈一丹：没有。最难的时候，真的是最难的时候，我会唱一首广东话的《渔舟唱晚》，歌词很好。唱唱就过去了。还好，现在没怎么唱。
记者：公益有那么多的领域，为什么非要做教育？你觉得教育是最重要的事情，可是也许在某些地方某些人眼里，活着是最重要的。
陈一丹：为什么非要做教育？我们现在回过头看各种社会问题，经济、食品、卫生、空气……哪一块更重要？没有一块不重要。但是，所有问题是人产生的，解决问题也要靠人。因此，教育很重要。虽然教育很慢很难，甚至是最慢的，但最终还是靠教育。
记者：教育那么慢，很多人认为，我做一点点，很快又被稀释掉，没什么成果。你会保持乐观吗？
陈一丹：我相信，教育是有成效的。因为教育是一个累积的、不断建设的过程。做教育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成果。你投身其中，本身就是一个成果。
因为做过企业，做公益心里更有底
记者：腾讯的创业经历带给你的，除了金钱之外，最大的财富是什么？它影响了后来你做公益吗？
陈一丹：有很大影响。把企业运营的经验用到公益上，这点非常重要，最后都是一种提供产品和价值的能力。因为做过企业，做公益心里更有底，知道怎么把一个事情做好。无论是建设团队，还是运作项目，都能够比较系统性地推动。
记者：郭美美事件、罗尔事件对公益圈打击很大。而你强调“理性公益”，强调公益的透明不仅是真假的透明。怎么理解？
陈一丹：任何社会领域都会碰到各种问题。公益领域对人尤其有更高的道德要求。这个要求我觉得是对的。但不要变成绝对的道德枷锁。
我认为，在法律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公益关键是要持续创新和进步，有时在挫折中进步，有时在进步中进步。其中，互联网科技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大家已经看到，科技让公益发挥了巨大的力量。未来，公益要更加健康、更加体系化，还是要依靠科技的力量。
科技的力量怎么应用，要有一个导向。我们的导向就是透明公益和理性公益。只有建立更加透明的机制，才能慢慢形成更加理性的文化。所谓理性就是，关注公益项目本身，而不是苦穷惨的故事。互联网公益领域，我们在全世界是走在前面的，未来还要继续下去。
记者：你赞赏哪些教育者？你是否想过，10年或者更久以后，直到今天桌上人都不在了，那种理想中的教育是什么样子？
陈一丹：从小到大，奶奶对我影响非常大，她是个文盲，她把我父亲培养成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所以，我一出生就在城市。她的教育是日常教育，各种默默的支持或者是寒喧，不给你压力，她讲得特别温和。
我到现在最尊敬的人就是我奶奶。她对人太好了，对周围的人都是无条件的，总是给人一种与人为善的力量和帮助。她本性如此，是我现在还要克服一些缺点才能达到的。
对教育作出贡献的人，我都赞赏。比如，孔子、释迦牟尼就是很好的老师。近代中国的教育家，像蔡元培、张伯苓，我也很羡慕。
教育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培养人，让他适应当下和未来的时代。我想，教育只是一个手段。通过教育，最终是为了实现个人的幸福。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从玉华 杨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