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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对于大多数文学研究者来说，研究刘慈欣是困难的。以他为标志，科幻文学这一“寂寞的伏兵”，正在从新时代以来文学视野的边缘处，同时向各个方向突进。“中国科幻”似乎不仅要更新科幻文学文化在当下的世界格局，而且毫无疑问地打破了我们对“通俗文学”或“类型文学”的认知模式，甚至有一批作者充分表现出了挑战传统文学审美模式的野心。
中国科幻的这种混杂性，使得对它进行整体性的把握极为困难。这一文类的精英化倾向和社会责任感，从其诞生之初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都占据明确的主导地位，在今天的不少作家当中也仍有清晰表现。但这种“精英”又往往同时根植于彼此对抗的“两种文化”当中，来自科技精英们对审美与创作的漠视也与这一文类的发展如影随形。科幻作家们非但见证了百年来科学经验对中国社会影响的日益扩大，甚至也推动着对“科学”的多层次理解。在今天，我们既时常遭遇幼稚且强力的科学主义，又不断听闻对它发起的挑战。科幻文类内部，往往有着比文类与文类之间更大的差异。
如“鲁郭茅巴老曹”所构建的传统一样，中国科幻也同样在清末民初诞生，尤其得益于梁启超等人所提倡的“新小说”观念。梁、鲁二人对科幻文类的热切提倡和迅速放弃，到目前为止还是缺乏有效阐释的文学史事件。有趣的是，在今天中国科幻最具思想深度，在创作探索方面也最具代表性的韩松、刘慈欣，以及更年轻的陈楸帆、飞氘等人，几乎不约而同地试图以自己的作品，来回应鲁迅们的挣扎与困境。
韩松乐于或隐或现地构建一系列的“铁屋子”形象，只是更强调的是铁屋子内外之间的强力“隔膜”与“厚壁障”。由此现代人类的永恒孤独、无所不在的枷锁，在虚构文本和现实经验之间循环往复的诸多意象——以及意象离去之后的缺位，使得他所目见的鬼蜮世界当中，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刘慈欣则经历过一个从表达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到致力于构建科幻审美的转变过程。这种批判最初驱使科幻文类成为对照、反思具体现实事件的隐喻性工具，同时也充分暴露出了消解文类的潜在危险。尽管这种创作方式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但科幻作家们也从未放弃打破“现实天花板”的冲动。这种尝试最集中地出现在1980年代初期，郑文光、金涛、魏雅华等一群自称为“社会派”的作者，试图将科幻文类转变为一种“折光镜”。他们一方面鄙薄“《星球大战》那样一点科学性也没有的娱乐小说”，另一方面又致力于摆脱“写科学家脑中的幻想”和以科幻来科普的工具论观念。“社会派”由此为科幻文类寻求到的正当性，是以虚构、推理、抽象和理想实验的科研逻辑，来更真实、更准确地挖掘现实的本质。
“社会派”将他们的主张称为“科幻现实主义”。正如科学家们往往只能依靠直觉来处理其专业化知识结构之外的命题一样，科幻作家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同样粗浅、直接，并且自外于启蒙年代以降“现实主义”演变发展的漫长传统。有趣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派”们走向沉寂之后，他们的理念接二连三地被再次发现和提倡。韩松和刘慈欣们往往以“科幻是一种现实主义文学”来对抗甚嚣尘上的奇幻作品，陈楸帆、夏笳近年来重新阐述和实践的“科幻现实主义”，则指向当下高度技术化的现实经验——是现实本身的变化过于迅速。而面对着无孔不入的科技经验、在根源处动摇人类理念的科技命题，除了科幻，人类从哪里去获得足够的话语资源呢？
刘慈欣式科幻在此时遭遇到了困境。他最为成熟的美学范式，是要在人类的现实经验，与真理性的科学知识系统之间构建起联系。在后现代主义当中显得过分碎片化和缺乏意义的人类经验，在刘慈欣这里被统括在人类科研实践所试图抵达的，那个最高、最终，也最真实的“科学”系统之下。由此，科学从17世纪以降，在欧洲诸多“科学院”当中逐渐酝酿而成的，“去人化”的语言模式，在刘慈欣这里成为科学之真理性的保证。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这一“定律”的有效性，与描述它的语言无关，与人类是否存续也毫无关系。
当刘慈欣以这样的世界观念作为审美和认知的起点，一种惊人的冷漠和惊人的深刻，便在他的创作当中浮现出来。在地质学的时间尺度，以及天文学的空间尺度当中，人类的延续、文明的发展只是一种偶然，而其灭亡则是必然。正是在这必然走向失败和被遗忘的命运笼罩之下，人类自我拯救与承受苦难的努力，便涌现出更为华彩的光芒。那就带着地球去流浪吧，那就用恒星弹奏歌曲吧，那就攀登海水的高山吧，那就穷尽一切可能的语言形式，去创造诗歌的星云吧。现实科学所否认的可能性，由科幻来应许其审美的震撼力。在刘慈欣这里，身体是会消亡的，道德是会变动的，人类是可以食用的，甚至对这些今天我们以为是根源性、真理性概念的挑战，只在那个挑战瞬间的历史语境之下才能生发出意义。而在这局部、有限、转瞬即逝的历史之外，“没关系的，都一样”。
问题在于，还不够。这些超越的视角，宏大的奇观，关乎“正义”的理念，似乎存在一个审美的终点。从星空之上到日常生活的转向，已经发生过若干次了，中国科幻作家们当下似乎正在目睹和经历这一过程：并非每个人类都是康德，从不可知、无意义的世界当中寻求可供把握和咀嚼的确定性，才是绝大多数时候的常态。青年作家如飞氘求助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先锋文学，陈楸帆在环形监狱、潮汕乡土、虚拟现实和具身认知当中徘徊，宝树则试图勾连起现象学、网络经验与后现代姿态。但除了这些将自身置入人类文明语境的写作者，还有一群更草根，身份也更模糊的作者，正在资本市场与粉丝文化的语境当中塑造中国科幻的另一副面孔。
“网文写手”或“轻小说”作家往往是他们的共同标签，但除此之外几乎再无共性。“科幻”对他们而言，往往首先被视为某种风格化的内容元素，而后借由对若干“经典性”作品——小说、电影、电视剧、游戏、动漫——的选择，构建起新的类型或“流派”。科幻文类200年的传统就此割裂，“穿越”“机甲”“无限流”甚至“蒸汽朋克”，则成为他们进行自我限定的外部亚文化状况。值得关注的，反而是蕴藏在这些流派的粗浅区分之下，作者与人类的现代化过程、现代知识系统所进行的别样复现和联结。原本仅属于科幻文类，从科技形象、人类科技史当中发掘到的审美效果，在此时出现了弥散和泛化。更多全新的可能性，正在次第涌现。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科幻研究院 姜振宇(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