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在11月1日中华文化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和库恩基金会主办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学术论坛上，20余位国内外汉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汇聚一堂，探讨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从文明出发，探寻道路选择的根源。
“天下为公”与多样性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中提出的大同思想，在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的讲授中更显意蕴悠长。
《尚书·尧典》《尚书·舜典》中记载，凡是举国大事，尧、舜都要召集“四岳”或“十二牧”“群牧”开会。李君如指出，这些会议是“酋长”会议。重大问题的决策都经酋长会议，由尧、舜这样的部落领袖与酋长们协商决定，实行的是协商民主。
从“公天下”的尧舜时代，到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康有为的《大同书》，再到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以“天下为公”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中华民族从来是具有自己社会理想的民族”。李君如表示，历代中国思想家都深受“天下为公”的影响。
如果说“天下为公”是根植于传统文化沃土的中国基因，那么，了解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则是一把快速打开中华文化大门的钥匙。
“中国的价值观是多元化的。”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教授兼研究所所长克里·布朗指出，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儒家、佛家、道家等思想均产生广泛影响。后来，中国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正如中华文化学院第一副院长潘岳在论坛开幕致辞中所强调，中华文明从未拒绝过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多元和包容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则从乡土角度分析和理解中国“多样性”的形成：中国在地理上有三级阶梯分布，并被五大气候带覆盖，这种地理“多样性”内生性地具有生态化的“多样性”。温铁军认为，乡土中国“十里不同风”的文化“多样性”，就与自然界生命“多样性”有机地结合为一体。中华文明的传承，靠的正是乡土文明的传承。
文明决定道路选择
“‘多样性’是人类文明最本质也是最重要的属性。”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钱乘旦强调，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特点，各有长短。
温铁军则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切入，“既然我们看待自然界是‘多样性’的，我们看待人类社会不同文化的发展当然也是‘多样性’的，没有必要强求一致”。
然而，由于近代西方的优势与霸权扩张，全球文明的“多样性”受到挑战，文明间的平等关系遭到破坏。钱乘旦在发言中说，西方走上现代化道路，从那时开始，西方便成了世界的牵引机，整个世界都被它拉着走。
在现代化进程中，其实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钱乘旦阐明：“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在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取得比较突出成就的都是古老文明的核心地区，比如说中国、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埃及、伊朗等。”
钱乘旦将其定义为“文明的回归”。“回归”，意味着文明间的平等关系重新出现；意味着人们更多思考古老文明的现代意义，用传统的智慧解决现代问题。
古老的文明恢复了自信，重新找到了自我，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和发展模式。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在论坛上表示，文明与发展道路之间具有深刻的交互性。一方面，文明样态是发展道路的基础；另一方面，发展本身也促进文明意涵的扩充与丰富。在他看来，中国的发展道路与中国的历史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
正如李君如所说，中国接受、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选择协商民主，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即古代中国人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思想。而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除了正确认识基本国情，还能够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能够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未来世界会怎样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正在崛起的中国又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
在克里·布朗看来，不同的文化传统，导致了中西方价值观的差异。
温铁军认为，中国的价值观并无排斥性，当全世界都面临资本过剩的时候，中国选择的是和平发展，转向生态文明、乡村振兴，转向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超越以往工业化时期发展的价值观，将生态文明放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他呼吁大家多关注中华民族文明的复兴和乡村振兴战略。
“文明将共存，人类将共融，这不仅是理想，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毕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钱乘旦也道出了对未来的希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坚信，即使未来中国的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一位，坚持不称霸、坚持多样性和多样化，将依然是中国的选择。“这样天下‘三分’，这个‘三’就有点像老子讲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多样性的万物，是我们的目标”。
陈鼎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司格 张曼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