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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影视剧打了一辈子交道，傅正义得了很多称号，最著名的那个，还是影视界的王麻子。那是导演谢添给的，因为在影视圈，他的剪刀最麻利。
他是一名剪辑师。剪片子时，他眼上总架着修表匠的放大镜，一刀下去，咔嚓落在最准确的剪辑点上。剪好片头片尾后，他左手腾空一甩，把长长一段胶片抛到空中。站在身后的徒弟伸手去接，把片子放在两侧的片篓子里，“他剪片子很快，动作也很帅”。
尽管早在上世纪50年代，剪刀已经极少出现在电影厂的剪辑室里，取而代之的是手摇剪辑机、电动剪辑机、鼠标，但傅正义到晚年还把剪刀挂在心上，“我爱剪刀，就像爱自己的生命”。
他第一次握起剪刀独立剪片是在上海，剪了《三毛流浪记》，那时他24岁。
11月15日，94岁的他因病去世。他已经剪出了一个丰富的世界：从电影《三毛流浪记》《小兵张嘎》到《伤逝》《知音》，还有《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电视剧，约600部（集）影视作品都经他的手走进中国人的屏幕里。
他可以把7个不同内容的镜头，剪成25个短镜头，让本来慢的节奏变得很快。也可以在电视剧《红楼梦》“凤姐之死”的片段中，在雪地拖行王熙凤尸体的各种景别画面上，多次闪回昔日凤姐不可一世的骄傲模样，形成对比，配上乐曲，渲染悲凉的情绪。
他的剪辑曾骗过无数观众的眼睛。电视剧《红楼梦》里，饰演王熙凤的演员邓婕个子不高，与高个子“贾琏”演对手戏不般配，化妆师给邓婕穿了一双三寸高的鞋。过门穿户时，邓婕一抬脚迈过门槛，就“露了馅”。
他在王熙凤抬脚的瞬间下剪，插接上屋内人物中景、近景的反应，再接她已进门在房内的镜头，成功以假乱真。
另一次，在制作武打片《神秘的大佛》时，导演张华勋发现其中一段武打动作不够快，“显得不够真”。傅正义在剪辑台上翻来覆去审度样片，最后用多个镜头交叉组接，调整节奏，让戏更真实。
张华勋评价，他的剪辑弥补了演员表演的不足。主演刘晓庆也说：“在他神奇的剪刀下，我的功夫变得非常高强。”
在他看来，高水平的的剪辑师必须让观众看不到影片剪辑的痕迹，这也意味着，极少观众会记住剪辑师的名字。他成了只有导演和制片厂知道的名人。
张华勋说，他既能从导演的角度琢磨刻画人物，表达主题，也能从摄影师的角度保护画面美感。一旦发现不对劲，他会第一时间提出自己的想法。
在那时，选择直接向导演提出想法的剪辑师并不多。由于中国电影是导演中心制，有很长一段时间，剪辑师被默认为做纯技术性的辅助工作。但他会直接告诉导演“你这样不对”。
他的脑子转得很快，有些导演甚至跟不上他的快节奏。他的徒弟周新霞记得，有时反复沟通后，导演还坚持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剪辑，他会不耐烦地把脸别过去，嘟囔一句“真笨”，然后坐回剪辑台上，实现导演的想法。
刘晓庆曾回忆，有一次她去电影厂，碰到傅正义和一个大导演拍桌子争论，然后拂袖而去，“听说最后还是这个大导演亲自上门，才把他请回来”。刘晓庆评价，很多大导演，视他为知音。
拍桌子的底气来源于他下功夫研究每一个剧本。读完《神秘的大佛》剧本后，他马上到张华勋家交流。在乐山拍摄时，他提醒张华勋要多拍当地风光的镜头。剪辑“寻找怪面人”片段时，他让张华勋再补拍一些火把、小鬼的短镜头，营造紧张的氛围。他对着第一次独立执导的张华勋说：“这是你生的第一个儿子，你一定要把它弄好。”
作为影片的第一个观众，他将每一部片子都视为自己的孩子。每次对胶片下剪前，他要披上白衣服，戴上白手套。曾和他合作过的导演孙秀樱说，他从来没有机械地按照分镜头脚本为导演剪辑，而是借助“剪刀”，表达自己融入片子后想说的话，提高影片质量。
为此，他下了很多苦功夫。年轻剪辑师反复尝试才能找到准确的剪辑点，他一剪一个准。周新霞分析，他习惯用放大镜看镜头，眼睛练得格外敏锐，能在胶片上直接找到对应的片段。
由于胶片剪接工序复杂，他剪辑前总是在脑子里反复推敲剪辑点，考虑两个镜头组接后的情绪和节奏，多一格要剪掉，少一格要补回去，保证镜头之间接得严丝合缝，能发生化学反应。
周新霞说，他剪过的影片干净到没有多余的镜头，也没有拖沓的情绪，和缎子一样平滑流畅。
他要求电影“不能有毛毛茬”。为此，他反复琢磨胶片，手常常被胶片的毛边拉破，摸起来毛糙糙的，被磨出了老茧。
这双手早年还练过其他手艺：运送报纸、放映电影、烹饪西餐……最后，他握住了剪刀。解放后，这双手先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剪辑台上挥舞“剪刀”。
他曾回忆，上世纪50年代中期胶片使用控制严格，前期拍摄一个镜头只能拍3次，对剪辑工作要求很高。他常在累积如山的片盒里翻找镜头素材，边找边扔，一时间遍地都是片盒。合作《青春之歌》时，陈怀皑导演曾开过玩笑：“傅正义剪片，盒子满天飞！”
徒弟刘芳总结，他剪辑的片子干净利落，节奏鲜明，把故事讲得很清楚，“像他的性格”。 在他那个年代，中国电影的传统“刀法”有约定俗成的模板，节奏比较慢，但他的影片不沉闷，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他在自传《剪辑人生》里记录，电视剧《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的“结义歌”片段里，原先的样片有停顿，用了一个桃花落水随波逐流的镜头，有损刘、关、张肝胆相照的性格特点。
他重剪时，挑选出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近景、特写，再从补拍的空镜头里选择桃花盛开的运动镜头，让每个镜头都在音乐的强拍上转换，渲染出三人生死与共的情绪。戏就出来了。
他不抽烟，不喝酒，没有太多爱好，也不太管家里的事，退休后，他甚至不愿多去家门口的公园散步锻炼。在儿子傅国亮眼里，他是个寡言的父亲。两个老同事都说，他说话很谨慎，很少聊起自己的生活，可能是“老艺术家受到冲击后”留下的“通病”。
但一旦走进剪辑室，他的动作马上变得利索起来，“口才好着呢”。这个带着湖北乡音的老剪辑师，晚年时坐在刘芳身边指导，常常忍不住提高嗓门，加快语速，急切地把他的思路表达出来，“他看过一遍素材，脑子里已经想好了（怎么剪）”。
每当和刘芳聊起他把不够有戏的片段修理好，他会忍不住手舞足蹈，特别兴奋。后来，有很多外地的影视从业者带着片子慕名而来，请他作为“医生”帮忙诊断。他开出了“药方”，告诉他们：“艺术创作要考究，不要将就。”
他曾一度放下过“剪刀”。他曾在自传里回忆，“文革”开始后，北影厂多年一片未拍，电影创作生产完全停顿，他遗失了写满剪辑经验的草稿。
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才开启自己的“黄金时代”。1982年，他成为金鸡奖历史上第一个最佳剪辑奖的得主。1987年，电视剧《红楼梦》又让他成为获得金鸡奖和飞天奖双奖的第一人。
他逝世后的第九天，在金鸡奖颁奖典礼上，傅正义的名字在最佳剪辑奖的环节被多次提及。8年前，他曾在这个舞台上捧起终身成就奖的奖杯。
这个剪过不同片种的老剪辑师，永远能从不同片子里找到下“剪刀”的乐趣。有些剪辑师觉得剪歌舞片、戏曲片和美术片不好发挥剪辑技艺，“出力不讨好”，但为了剪辑戏曲片《杨门女将》，这位来自湖北农村的剪辑师自学京剧的曲牌腔调和锣鼓经。
他总是热爱新鲜的事物。小时候，他坐在父亲开的杂货铺前，看着人们从各乡县过来赶集，他觉得新鲜、怪异、好玩。晚年时，他和刘芳说，他也想学用电脑剪片子。
每当剪好一个有艺术价值的片段，他会叮嘱周新霞把剪辑思路记下来。这些材料，后来编进他的四本专著里。他早在“文革”前就萌发了这个想法，希望“中国人能有一本真正的电影剪辑教材”。文革后，儿子傅国亮看到他坐在板凳上，把他整理的材料都铺开，趴在床上开始写书。
国家一级电影摄影师涂家宽也见过他在剪辑室里伏案而书。他曾数着手指头对涂家宽说，自己断断续续地只读了4年书，“力不足啊”。但他最后写出了4本总结了他所有实践经验的书。其中，《电影电视剪辑学》是很多影视剪辑从业者的入门教材。
这弥补了他学徒时代的遗憾。由于没有专业老师和剪辑教材，他学剪辑时只能站在老师傅身边，琢磨该怎么对着胶片下剪刀。下班后，他买一个烧饼，提着一桶水，钻进放映室里看好莱坞影片，继续琢磨美国人怎么下剪刀。工作后，他利用每个和大导演合作的机会学习。
他常说:“剪辑很需要懂戏的人来完成。”但上世纪80年代以前，剪辑行当里大多以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传帮带，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电影行业内大多将剪辑师视为剪接镜头的工匠。
他惦记着提高年轻剪辑师的艺术素养。他参与推动了北京电影学院开办电影剪辑干部专修班。1987上，有25名电影剪辑师因此进入大学校园。
这群学生后来成为各地影视剪辑的中流砥柱。这个班的学生钱泠泠说，他们在大学里学习了电影的相关理论知识，从而懂得如何在剪辑台上再度创作，成为富有创造力的电影剪辑师。
为了这把“剪刀”，他还放弃过走到人前的机会。导演崔嵬发现他艺术想象力丰富，提议让他改行当导演。他老老实实答，“片子剪得好，我就心满意足”。
上世纪90年代初，很多电影厂员工对下海赚钱“蠢蠢欲动”，他教导刘芳不图名利，“既然喜欢剪辑，就要坚持”，把刘芳摁在了剪辑台上。
很少有人知道，他进入电影制片厂的第一份工作，是擦桌椅、拖地板、倒痰盂的勤杂工。15岁时，他看到电影厂在报纸上刊登招聘练习生的广告。只在露天环境下看过默片和儿童片的他心动了。
进入电影厂后，要干很多勤杂工的活儿，许多练习生退出了，只有他因为喜欢电影坚持下来。有人发现他干活勤快麻利，让他进剪辑室当学徒。
多年后，他也给了许多年轻人机会。2001年，孙秀樱有个小片子《爱得明白》，时间比较赶，请他帮忙剪辑。
为了帮孙秀樱节约开销，他没有去剪辑室，反而抱着剪辑设备到孙秀樱家就开始下“剪刀”。这个已经76岁的老剪辑师坐在片子前，从早上9点剪到晚上10 点，不愿意间断，也从不喊累，动作熟练得“感觉闭着眼睛都能操作”。他还催着孙秀樱去补拍镜头，拒绝了去外边吃饭的请求，怕耽误时间。
这部片子后来获得第一届电影频道电视电影百合奖二等奖。这对傅正义来说并不意外。片子剪完，他就对孙秀樱说：“拿去吧，保证你能得奖。”
“我该怎么谢您？”孙秀樱总担心自己的小片子给这位大师级人物添麻烦。
“给我做红烧肉。”答案很简短，声音很爽朗。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魏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