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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前媒体人何光伟，不久前刚与老家河南信阳的公安局对簿公堂。
事情起因是信阳市公安局原局长李长根的受贿罪判决书。这份今年4月突然在网上流传的判决书显示，李长根收了630余万元，行贿人包括当地公安系统近30名正副局长、政委、队长。送钱的目的，多是为升官，而与网上公开的众多判决书一样，这些行贿人名字多写为“李某”“杨某”“张某”等。
何光伟较了一个真：他检索发现，大多数“某某”仍然在位，于是向信阳市公安局递上多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告知“买官者姓名、处理结果以及行贿人仍然在职的法律依据”。
申请遭拒了，随即他起诉了信阳市公安局。后者则在答辩状中“叫屈”，认为买官者姓名及处理结果是判决体现的信息，不是该局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不属于政府信息。
信阳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对媒体的回应称，30余名行贿人有的给了警告、降职等处分，有的从实职调到虚职，也有的获宽大处理。
今年4月，就在李长根判决书流传网络前后，首次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条例》）发布了。新法的突出亮点，在于其写入了“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而对于何者属于“不公开”这种例外，《条例》明确地将“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位列其中。
不过，当申请公开的信息中含有不应当公开的内容，无论是新旧《条例》，其实都开了一个口子，那就是“能够作区分处理的，行政机关应当向申请人提供可以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
说句实在话，何光伟的“考题”，回答门槛并不高。他问姓名，而判决书已公布了行贿人的姓氏、时任职务，只要上网一搜，答案显而易见。再搜全名，现职大多就出来了，而与判决公布的“买”到的职务一对照，又几乎能得出处理结果。何光伟也坦言，仅有4人的现职他在网上查不到。试问，根据公共资源就可以整合得八九不离十的信息，是不是存在《条例》说的能作“区分处理”的地方？
但，公民有能力找出大致答案，不能取代政府发布信息。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具备娴熟的检索技巧，公民掌握信息的全面、权威程度也比不上政府。另一方面，此事事关公共权力的分配及政治生态，又已形成一定关注度，政府确有必要考虑是否在允许的范围内回应舆论关切。
与“处理了就行了”相比，更容易拿高分的态度是“处理了也告诉你”。权力来自人民，用权应受监督，这是最基本的政治伦理。千万不要觉得一些公民的追问多余，一是社会必然会有热衷于追问的公民，这是难以逃脱的规律；二是你不说，难免外界胡乱猜测，既对干部个人成长不利，也增加社会治理成本；三是公开也是对行贿受贿现象的一次亮剑，对潜在违法犯罪行为的警示。
当然了，公开姓名和处理结果，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恶心谁，也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保障一种面向公民的知情权，继而是监督权，让人基于充分的事实可以追问一些真问题。比如，获得宽大处理的官员，情节确实比其他人轻吗，有的官员以行贿谋取提拔，且数额超过立案标准，为何没被认为涉嫌行贿罪等等。公民有了疑问，政府能说多少就说多少，在这样的良性互动中，社会能更快形成共识，逐渐更健康、更成熟。
另从诉讼法的角度观之，李长根案是公开审理的案件，本案行贿人的证言都当庭进行了举证质证，旁听群众完全可以知晓。基于此，这30余人的身份本来就默认是可以公开的。
一个印证是，网上公开的该案判决书，其实已点出了一名行贿人的全名。他被淹没在众多“某某”中，极少有人注意到他。
这位唯一实名者，是承包信阳市公安局办公大楼工程的商人。为了顺利要回工程款，他给李长根送了一对瑞士AP牌情侣表，价值27万余元人民币。诚然，对一些人来说，他的身份、请托事项并不尖锐，这公开得或许不够“解渴”，可我们不妨善意地认为，这是一个足以令人欣慰的开始。
但我们同时要记住“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古训，特别要注意避免个别网友对此形成“官员可以匿名，非官员只能实名”的误会。这种误会既不符合事实，又会加剧社会撕裂，是一种最差的结果。
卢义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