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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上午11点，青岛飞往上海虹桥的MU5518航班值机柜台即将关闭，而准备搭乘此次航班的负责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的朱先生还被堵在路上。航空公司为这次人体捐献器官转运开启了绿色通道，航空公司值班主任得知朱先生无法按时赶到机场，提前为他准备好了登机牌和相关材料。11点20分，携带着刚刚获捐的肝脏器官的朱先生终于赶到值机柜台，迅速通过绿色通道安检、登机。11点40分，飞机按时起飞，12点56分落地，肝脏器官及时转运到了虹桥机场。
就在这条绿色通道发挥作用的同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健委”）在上海虹桥机场召开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新闻发布会。
2016年5月，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印发《关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通知》，建立了以民航、高铁为核心的低成本、高效率的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工作机制。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介绍，绿色通道建立3年以来，器官转运时间平均缩短1-1.5个小时，全国器官共享率总体上升7.3%，器官利用率提升6.7%，捐献器官共享半径扩大，数以千计的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得到救治机会。
一点差错就会影响一条人命
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主任陈静瑜被誉为“中国肺移植第一人”，从2002年开始做肺移植的他回忆了一次至今仍记忆犹新的肺脏转运经历。
当时有一位捐献者的肺脏器官原定于上午9点获取，人体捐献器官转运负责人计划搭乘上午11点的飞机前往受助者所在城市。然而，手术室被临时占用，肺脏器官的获取时间只能延迟到下午1点半，人体捐献器官转运负责人计划改签成下午3点半出发的航班。和航空公司联系后得知该航班晚点，下午6点多才能起飞。晚点航班所在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了解情况后，紧急为人体捐献器官转运负责人开启绿色通道，一个小时之内便为他调配了航班，成功转运了器官。
陈静瑜在发布会上说，器官移植是一个链条，从器官获取、转运，再到手术，整个链条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一点差错，就会影响另一条人命。
中国民运航空局运输司副司长徐青表示，2017年1月，中国民运航空局根据相关要求发布了《人体捐献器官航空运输管理办法》，对人体捐献器官航空运输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从2017年1月到2019年9月，民航共开通人体捐献器官运输绿色通道4575次。
徐青表示，上海虹桥及浦东机场，2019年1月至9月保障人体捐献器官682次，占全国到达机场保障总量的41%。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安全运行总监田大伟在发布会上表示，这682次转运保障的背后是682位患者和682个家庭生的希望。
据田大伟介绍，上海机场从“开设绿色通道，缩短通行时间”“优先协调航班，保障准点抵离”“优化安检程序，确保运输安全”三方面提升器官转运的保障能力，以确保运转流程畅通，响应及时。
我国器官捐献数量位居世界第二，受者生存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据郭燕红介绍，2015年-2018年，我国每年完成器官捐献数分别为2766例、4080例、5146例、6302例，2018年捐献数量位居世界第二。2018年，我国实施器官移植手术量突破两万例，手术量同样位居世界第二。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的肝脏移植、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心脏移植、无锡市人民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的肺脏移植数量均居世界前列。
此外，郭燕红表示，我国器官移植术后受者生存率等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活体肝脏移植术后受者1年和3年累计生存率分别为92.5%和89.8%。2018年，我国心脏移植术后受者1年生存率为90.8%，肾脏移植术后受者1年和3年生存率分别为96.7%和95.6%，同样位居国际先进水平。
2007年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标志着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进一步法制化和规范化。郭燕红介绍，在此基础上，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红十字会等部门着力构建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体系，并陆续颁布实施一系列相关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在人体器官捐献、获取分配、移植临床服务、数据登记、监管等各方面加强顶层设计。
在打击非法器官移植和捐献方面，郭燕红表示，2011年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将人体器官买卖作为严重的刑事犯罪，为打击相关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法律保障。此外，我国还从加强行业监管、规范捐献和移植行为、建立联动机制、加大对此类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等方面发力，促进器官移植与捐献的健康发展。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刘昶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