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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辍学的学生找回来，当地乡政府会派工作组去外省追人，班主任会把全班学生的身份证集中保管，其中被认为最有力度的做法是“乡长起诉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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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是并排坐着的两位父亲。被告席由课桌拼成，蒙着红布，摆了“被告”标牌。
法庭设在一所乡村学校三面环山的操场上，这场审判也与学校有关。两位素不相识的父亲因为相同的案由成为被告：他们的孩子都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但因为不同的原因辍学，短则3个月、长则3年多。多次劝返无果后，云南省丘北县官寨乡人民政府作为原告，起诉这些孩子的监护人，请求法庭敦促他们履行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把孩子送回学校。
坐在原告席上的是一位副乡长。原告和被告均没有请律师。2019年12月20日下午，案件在官寨乡中心学校审理。
旁听者很多。校长陶磊统计，约2500人旁听了这起民事诉讼。这所学校中学部的全体在校师生，盘腿坐在足球场上；足球场看台上则是外人，包括一些学生家长和附近的乡邻——当天正是乡里热闹的赶集日，这是选择公开开庭日考虑的重要因素。
但现场十分安静。在场的校长陶磊觉得，人们旁听庭审就像是在看电影：盯着正前方，并保持沉默。
一位名叫张世银的被告记得，他在法庭上“心里很慌”，当时他唯一的念头是，“要让我的孩子好好读书”。
坐在对面的副乡长刘先要注意到，张世银在法庭上说了很多遍“我知道错了”，以及“下次一定把孩子送回来”。即使法官询问“你还有什么证据需要补充吗”“你听清楚了吗”等法律程序上的问题，他还是回复这两句话。
对于对簿公堂的双方来说，这都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次庭审。对于法官饶海泉来说，这次经历也是特殊的——它是丘北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第一起由辍学引发的“官告民”案件。
3份通知与1张传票
证人登场了。
证人共有3位，都是当地教师。一位叫熊丽琼的老师作证：作为班主任，她自2019年9月4日起多次联系张世银夫妇，要求他们送孩子入学。她家访过，打过电话，发过短信，直到她的电话号码被对方拉入了黑名单。
直到庭审，她才第一次见到对方。
张世银没有为自己辩解。法官询问孩子辍学的原因，他回答：“孩子自己不想读，我们也没有办法。”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应读九年级和七年级，在2019年秋季开学后，没有回到学校。
经旁人提醒，张世银才知道发言要凑近话筒。他明显不适应当众发言，多次调整坐姿，尽量把背挺直一点，把话筒一会儿放在桌上，一会儿握在手里。
“孩子辍学后，你为什么不送他回学校继续读书？”
他告诉法庭：“送过了，但是送到学校后又自己跑回去了。”
多年以来，这个40岁的男人与妻子在广东省东莞市的一家玩具厂打工。按照往年安排，他最早会在农历腊月二十七回家过年。
传票送到家时，他人在千里之外。直到开庭，他仍不知道传票是什么。他对记者说，他自始至终没看到那张纸。
传票是他独自一人留守在家的父亲代收的。法官饶海泉记得，送传票那天下了雨，有些路段窄到无法通车，他和同事下车在泥泞中步行，用手机照明，找到门时是晚上10点。
他给老人逐字解释传票上的信息，并用老人的手机给张世银拨打了电话。在饶海泉印象里，张世银一开始在电话里不太配合，听明白自己成了被告之后，才重视起来。
此前，这家人已经收到了当地政府的3份书面通知：2019年9月9日的“劝返复学通知书”，11月11日措辞更加严厉的“责令送被监护人接受义务教育通知书”，11月19日的“教育行政处罚告知书”。但是，升级的公文并没有把张世银追回来，直到传票到达。
这次，为了参加庭审，张世银请了一个月假。这意味着他少赚了4000元的月薪，也拿不到工厂年底发放的500元路费。
他面临的还有一笔超过月薪的罚款。庭审中，副乡长刘先要指出，乡政府此前对张世银夫妇进行了批评教育，责令其改正，并决定给予5000元的行政处罚。
张世银有3个孩子，长女已经出嫁。从小学开始，调皮的幼子经常不去学校。他在家时，会“打孩子一顿”作为惩戒。但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孩子日常由祖父看管。如果家里没有发生特别的事情，夫妻俩每年只在春节回家一个月左右。当地很多外出务工的父母都是这样做的。
张世银平均每月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嘱咐在上学的两个儿子“好好读书”，回应往往是“好”。
12月20日这天的庭审只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法庭对双方进行了调解。按照调解协议，张世银必须要在最近的周一，也就是2019年12月23日，将两个儿子送回学校。乡政府也表态，学生复学后，5000元行政处罚也马上中止。
案件受理费50元由乡政府自愿负担。
刘先要认为，庭审的“震慑作用”很大，能让旁听者迅速了解义务教育相关法律。
法官也为此做了一定的努力——考虑到被告和旁听者的身份，他尽量使用更通俗的语言去解释法律条文。
跨省劝返学生
2019年最后一个月，丘北县人民法院受理了15起此类案件。该院针对辍学问题成立了一个专项审判小组，截至2019年12月31日，开庭的有8件。
据饶海泉介绍，有的案子是由法庭完成了调解，有的则是学生被父母送回学校，乡政府撤诉了。
丘北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徐定文对记者说，12月开始的诉讼，是针对辍学问题截至目前最见成效、最有力度的办法。
2019年秋季开学后，当时全县摸底发现，丘北县有92883名义务教育适龄人口，失学和辍学学生214人，其中小学阶段45人，中学阶段169人。
在官寨乡，辍学学生有18人，11个初中生、7个小学生。根据乡政府登记的情况，12人因厌学辍学，6人因打工或者务农而辍学。
徐定文强调，丘北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但得益于资助政策，该县没有因贫辍学的情况。
近年，脱贫攻坚进入倒计时，各地在贫困人口和贫困县“摘帽”退出方面，设置了一些保障义务教育的条件。因此，辍学率关系到一个地区能否如期完成脱贫任务。比如广西2017年提出，贫困户的脱贫标准就包括家庭适龄儿童少年能接受义务教育。
徐定文介绍，为保障孩子的受教育权，“助推全县如期实现脱贫摘帽”，2019年，丘北县成立了多个“控辍保学联合劝返工作组”，每组三四人，主要由乡镇政府不同部门的成员、学校副校长和教师组成。往往包括一位女老师，方便了解女学生在外地的生活。
过去，劝返是教师的职责。受访教师们对记者说，乡司法所、派出所工作人员加入后，他们一般穿着制服，使用公务用车，“震慑力”远比老师要大。
官寨乡中心学校副校长杨寿伟记得，2018年8月底，有老师反映自己的学生可能辍学去了浙江省一带。其他老师结合此前几名辍学学生的类似经历，建议组织工作小组赴浙江。
杨寿伟担任了组长。这是他们第一次跨省劝返，也是他第一次去浙江。习惯在山区生活的他，一时间找不到东部平原地区的东西南北。他找到在当地工作的老乡，说了很多好话，拜托老乡开车带他们去找学生。有的学生是自己在当地打工，有的是跟着父母一起。
官寨乡中心学校副校长胡玉文记得，他参加的一个工作组到了广东后水土不服，5天里要辗转5个城市寻找学生，还要迁就家长上班的时间，他们常常早上吃了早餐，熬到晚上才吃第二餐。
官寨乡司法所所长杨清对记者说，其中一个学生在工厂里打黑工。他们找到这个工厂，自称想要进去找云南老乡，但保安不让他们入内。他们只好守在工厂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看到学生走出工厂。
遇到强势的家长，胡玉文要“装”得更强势，摆道理唬住家长；遇到家境不好的家长，他苦心劝他们再坚持几年，等到孩子学业有成，条件会慢慢转好。对学生，他会举出同龄人的例子进行比较，比如说，某一个学生原本成绩不好，但坚持学业，最终有了一技之长。这需要他在去劝返之前“备课”，将学生的在校表现了解透彻。
2019年8月，杨寿伟又去了一次浙江。与他同行的4人，包括官寨派出所的内勤辅警陶智灿。
陶智灿记得，有一个学生的门牌地址写着“12号”，他们来来回回一条路上反复找，还分成两队分头找，花了半个下午都没有找到。附近居民告诉他们12号在哪里，他们一路寻了过去，还是不对。后来，学生家长出门来接，他们最后才发现，家门口的“12号”，是这家人自己写上去的。
据介绍，出发前定下的“目标劝返对象”，很多都能够成功劝返。有时还会有“意外收获”——工作组到了以后才发现，当地还存在别的劝返对象。
扣下证件留不下人
每个学生都有一张“劝返记录表”，显示的问题五花八门：一个单亲家庭的初二男生，学抽烟被祖父发现，接受了一顿“棍棒教育”，自2019年6月离家出走，至今仍处于失联状态；一个初二女生，2019年4月辍学，被老师劝返，9月又趁着周末跑去广东打工，再次辍学。
丘北县八道哨乡八道哨中学八年级6班有两个学生辍学：先是班长张锐锐（化名），2019年2月跟着表哥去广东汕头一家塑料瓶盖加工厂打黑工；再是卫生委员杨天（化名）放暑假时被父母接去务工所在地广州，不愿再回学校。他们的身份证和户口本都保存在班主任梁文娟处。
这所学校为了防止学生辍学去外地，要求他们初中入学时，就把身份证和户口本交给班主任保管。
梁文娟把她班里的这些证件用衣服包着，跟藏钱一样，放在她认为最安全的地方。为了方便家长取用，她人在哪儿，这包证件就放到哪儿：工作日把证件放在学校的宿舍里，周末和假期把证件带回家，开学前后必须随身携带因为使用频率太高。不在本地的家长，她只好把他们的证件拍照发过去。
有些家长对此有怨言，她解释“这是为了孩子好”；还有家长感觉不方便，另外去补办了户口本。2019年秋季开学后，学校调整了做法，把户口本还给了学生，只留下身份证。
但“扣押”证件依然没有留住八年级6班的那两个学生——他们后来告诉梁文娟，他们可以搭乘不检查证件的私人运营大巴去外地。
陶磊觉得这是个本末倒置的怪现象，“以前是学生请老师来教，现在是老师求学生来学”。他认为，近年来官寨乡房屋越盖越新，盖楼和买车成了很多父母心中的头等大事，对孩子的陪伴反而被忽视了。
劝返组工作人员与家长沟通时，最常听见的解释是：“我们没有办法”“管不了孩子”。
曾被学生家长拉黑的熊丽琼，和胡玉文去过张世银家。她在旁边学习沟通技巧，感慨师范专业只教了自己怎么教书，没有教自己怎么把学生劝回教室。
跨省招收童工很难追究
2019年春节，梁文娟的学生张锐锐听亲戚说，外边打工每个月能赚四五千元，也比较自由。从来没有离开过县城的他，也想出去看一看。
他父亲很多年前因贫辍学，只读到初一，希望自己的儿子能顺利读到高中，甚至读完大学。他说，“我只想要好好读书的孩子，不想要打工的孩子”。
张锐锐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想了一夜，带了3件衣服、3条裤子和1双鞋子就偷偷出了门，没有带一分钱。他跟着表哥坐了3天的大巴才到达广东，路费还是跟表哥借的。
但到了工厂，事情没有他想象中的顺利。他每天要干15个小时，常常加班还没有加班费。他干活比较慢，上司指着他的鼻子问，“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他一度想过回家，但看着地图上的地址，摸不清回家的路——他意识到，自己的书还读得不够。
几个月后的一天，张锐锐被叫到工厂办公室。一进门，他看到梁文娟正在等着他，他鼻子一下子就酸了，在梁文娟的怀里哭了出来：“老师，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来接你。”
梁文娟告诉记者，她参加的工作组到达汕头时，先去当地派出所说明了情况，在警察帮助下才进入了工厂。
这家工厂涉嫌违法招收童工。张锐锐说，每当遇到各项检查，厂长总会给个子矮小的员工放假。
就辍学问题提起诉讼时，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将非法招用义务教育适龄学生的单位列为被告或第三人。但徐定文分析，多数用工单位都不在省内，乡镇政府没有“那么长的手”，而且他们了解的往往是间接证据。
因此，他建议，建立一种控辍保学的跨省工作机制。
丘北县的辍学学生正在减少——截至2019年12月27日统计还有18人，比3个月前的214人已大幅减少。
根据乡政府提供的信息，官寨乡仍有3名辍学学生。
据老师们反映，问题还会反复，每学期开学前都会有学生流失。他们希望，“官告民”公开庭审之后，问题会有所缓解。
张锐锐回到教室当天，受到了同学们的鼓掌欢迎。他想要回到座位，梁文娟老师让他先到讲台上，跟同学们讲讲打工见闻。
那一次，张锐锐讲了15分钟。他说，没有出去的时候很想出去，但出去一个月，就想回学校了。
回校后第二周，他继续担任了班长，成绩回到了班级前列。父亲看到了他的成长，觉得最明显的变化是，儿子开始分担家务了。
“我觉得出去一趟，我变得更成熟了。”张锐锐对记者说。
2019年12月30日，跟他同班的杨天也回到了学校——在父母收到传票之后。
张世银也履行了法庭上达成的协议。2019年12月23日，他从家里出发，骑着摩托车，车上坐着他的两个儿子。父子三人绕着山路花了近一个小时到了学校。
回家后，这位父亲默默在床上哭了起来，他表示自己“很后悔”。
他和妻子初步商量，2020年春节后，留下一人在家，陪着孩子读完初中，哪怕这意味着另一个人要更加辛苦赚钱。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魏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