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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唐翼明，生于1942年，武汉大学中文系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硕士、博士，师从夏志清。他是享誉海内外的魏晋文化史专家，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名誉院长。他希望谈谈那个华丽的魏晋，纠正向来形成的偏见，“既应当看到那个时代动乱不安给国民带来痛苦的一面，也应当客观评价其思想和学术取得光辉成就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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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著作《中华的另一种可能：魏晋风流》，最近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收入“世界华文大家经典”再版，趁此机会写一篇文章，谈谈我对魏晋文明的看法。
在中国文化史的叙述中，“魏晋”通常是“魏晋南北朝”的简称，始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止于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一共370年。而事实上三国鼎立的局面，在曹丕称帝之前20多年就已经确立，所以我们也可以约略说，魏晋南北朝是从公元三世纪初开始，一共延续了近400年的历史时期。其中大致包括三国、两晋、南北朝3段，政权更替频繁，分合复杂。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中国文明史继商周之变、周秦之变之后的又一次重要转折。但是这一段历史的辉煌成就和重要意义，向来被有意无意地低估了。我写《中华的另一种可能：魏晋风流》，目的就是向广大读者较为客观地介绍这一段文明的大致面貌，以纠正向来形成的偏见。
魏晋社会最大的特色，是士族阶层的兴盛及其对社会的全面影响和控制。在周朝的时候，“士”是贵族中的最低一级，秦朝消灭了贵族政治，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吏，取代了贵族的地位和作用。其实，秦始皇所使用的官吏，也还是当年的士，只是这些士已经失去了贵族的资格，从原来的“贵族”之末变为现在的“四民”（士农工商）之首。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大兴太学之后，士的社会地位逐渐上升，并与家族势力结合，形成若干大士族，代代读书，代代为官，史称“门阀士族”。汉末大乱之后，农民起义势力被消灭，皇族也渐趋式微，社会权力落入军阀之手，这些军阀实际上都是当时新兴的士族代表人物。
魏蜀吴三国的君主及其主要谋士，几乎无一不出自大士族家庭：曹操是汉末大官僚之后，刘备是皇族的远裔，孙权是江东的望族，主要谋士如荀氏叔侄、司马父子、诸葛三兄弟、鲁肃、周瑜、陆逊、张布等人，都是门阀士族的精英分子。从三国至两晋南北朝，中国社会的格局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社会各方面的权力都掌握在门阀士族手里，无论政界、军界、文化艺术界，其活跃分子和著名人物都是门阀士族的精英分子，时称“名士”。
门阀士族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两周的贵族政治，门阀士族就是新的贵族，名义上虽不世袭，实际上仍代代传承。上百个门阀士族瓜分了中国社会的利益和权力，皇族的势力相对削弱，秦汉时代那种皇权至高无上的状态不复存在，门阀士族成了大大小小的“诸侯”。皇帝顶多只是他们的“共主”，而且这个“共主”随时有被其他诸侯取代的可能，所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中国古代以两周为代表的贵族封建制度，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就结束了。秦始皇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皇帝集权制度，但此时随着门阀士族的兴盛，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了两周的贵族封建局面。有的历史学者主张把魏晋南北朝称为“亚封建社会”，是有相当道理的。
贵族封建制度和皇帝集权制度孰优孰劣，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也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我在此只想指出，贵族封建制度是分权制，皇帝集权制度是集权制，分权集权各有优劣。如果仅从掌权者的角度看，集权自然比分权更有利，所以历来的统治阶级和正统史学家大多对贵族封建采取批判态度。而分权的好处在于权力不是定于一尊，而是分散在不同的集团，所以中央和地方之间，此一地方和彼一地方之间，还留有相当的自由空间，这样的空间对于思想、学术和文化、艺术的发展是有利的。
今天已不再是君主专制社会了，一姓一家的政权是否强大是否持久，已经不是今天人们的兴趣所在，思想的自由、人民的福祉、社会的发达、文化的发展，才是大家关注的首要问题。那么对魏晋南北朝，既应当看到那个时代动乱不安给国民带来痛苦的一面，也应当正面评价其国民拥有相对自由，尤其是其思想和学术得到自由发展、取得光辉成就的一面。
魏晋时期，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兵连祸结，中央政权软弱无力且更迭频繁，整个民族的生命力却极其旺盛，文明进展的步伐十分迅速，这一方面是因为民间自由空间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领导社会的新贵族，即门阀士族阶层，是一个有良好教养的阶层，对整个社会发挥着一种良好的示范作用。于是，社会思潮上再次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名家迭出，各派融合，成果之丰硕远胜两汉，直开以后宏阔的唐宋文明之格局。
首先是学术思想。以“名士”为代表的魏晋思想家们，如荀粲、何晏、王弼、夏侯玄、嵇康、阮籍、郭象、支遁等人，突破了两汉独尊儒术的藩篱，大胆地把儒家以外的各家思想，其中主要是道家思想引入儒家，后期又把外来的佛教思想改造成为中国化的禅宗，最终形成以儒为主，兼涵道、禅的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不仅融合儒道禅三大主要派别，还提出了许多新的哲学命题，例如本末有无之辨、自然名教之辨、言意之辨、圣人有情无情之辨、君父先后之辨、才性之辨等，是中国思想史上仅次于战国时代的又一丰碑，直开后来的宋明理学。作为魏晋玄学演进手段的魏晋清谈，也为后世学者所艳称，其学术高度和精美形式，都远远超过十八、十九世纪的欧陆沙龙。如果说战国时代是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则魏晋时代实相当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但比欧洲早发生了一千多年。
魏晋玄学的最大贡献在于解放思想，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架构。玄学与清谈几乎一直被后世所误解，被认为是一种与现实无关的空想和空谈，废务误国，甚至说“其罪深于桀纣”（见《晋书·范宁传》）。
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比如，玄学的根本命题“本末有无之辨”，表面看来谈无说有，不着边际，实际上它所创造的“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思想架构，不仅使儒道这两大矛盾甚大的学派有了融合的可能，而且把中国的哲学猛然推向本体论的高度，大大拓展了人们的思维空间。
很可惜，魏晋思想家的这些努力在后世并没有得到正面的肯定，更谈不上进一步的发展。在中国思想史中，魏晋是一座高峰，前接战国，后启南宋。而南宋还没有到达魏晋的高度，就夭折在蒙古人的马蹄声中了。
后世学者中，只有章太炎对玄学的评价是公正的。他在《五朝学》一文中指出：“玄学者，固不与艺术文行牾，且翼扶之。”（见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章太炎所说的“艺术”，不是今天艺术一词的意思，而是指科学和技术，“文行”则泛指社会科学所包括的各个方面（“文”指典籍、历史、文学等，“行”指道德、政治实践）。章太炎说，玄学无论是对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一种促进（“翼扶”），而不是相反。在玄学的“翼扶”下，魏晋时期在文学、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非两汉可比，甚至光盖唐宋。
在文学上，前有三曹七子，后有嵇阮、潘陆、左思、陶潜、二谢，任何一个都不逊于其他时代的文学巨擘。也许更重要的是，文学在魏晋时代才有了明确的自觉，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因此也才有了自己的理论。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都是了不起的文学理论作品，尤其是《文心雕龙》，其全面与系统，在古今中外的所有文学理论中都是独树一帜的。中国第一本全面的文学选集《文选》也出现在这个时代，编辑者是南梁英年早逝的昭明太子萧统。
在艺术上，魏晋的音乐、绘画、雕塑、建筑，尤其是书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中国第一篇音乐理论文章。顾恺之号称“三绝”：画绝、文绝、痴绝。他的画被谢安评为“有苍生来所无”，与唐朝的吴道子并称“画圣”。戴逵、戴顒父子的佛像绘画与雕塑，也是开创性的，戴逵还是中国山水画的开山人物。王羲之与其子王献之的书法更是尽人皆知，王羲之被称为“书圣”，二王的书法作品从古至今都被视为神品，后世几乎无人超越。晚清至近代，被阮元、包世成、康有为等人捧得很高的魏碑，则是此时期北朝的流行书体。
在科学上，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有远远超过前代的成就。范晔、孙盛、沈约等人的历史学，裴秀、郦道元等人的地理学，何承天、祖冲之等人的天文历法学，华佗、嵇康、陶弘景等人的医术和养生学，葛洪、陶弘景等人的炼丹学（炼丹术是化学的起源），马钧、杜预、祖冲之等人的机械发明，在当时世界都占据顶尖地位。
总之，魏晋时期在中华文明史上的表现不仅不黯淡，恰恰相反，是十分亮丽，是中华文明史一个关键性的环节。如果沿着魏晋时期的路子走，也许中华文明会有另一种面貌。历史不能假设，我愿意在这里引章太炎先生在《检论》里的几句话，表示我的同感，也用来结束此文：“嗟乎！赫赫皇汉，博士黯之。魏晋启明，而唐斩其绪。宋始中兴，未壮以夭。”
唐翼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