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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就在这天，远在4000多公里以外的我——一名来自武汉的大学生，也被送进了发热门诊的住院病房。
我1月19日从武汉返回家乡新疆伊犁州。23日这天早晨，我间断地咳了几声，因为才从武汉回来，又要过年了，为了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打算去当地医院检查一下。
“嗯，医生，您好，我19日从武汉回来，今天有些咳嗽，所以来检查一下。”
“你是武汉回来的？别动，口罩戴好，测完体温，直接去发热门诊！”测体温的值班医生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
发热门诊的医生依照步骤问完个人信息后，转头问旁边的医生“这是今早的演习吗？”“不！她真是武汉回来的。”原来，在我来之前，发热门诊几乎没有人“光顾”。截止到1月23日10点，新疆没有公布一例确诊病例。
做完医院规定的检查项目，我的结果是白细胞数目增多，双肺纹理轻度增强。医生说，这些指标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很相似。
明明是白天，我却觉得天突然黑了。“听说中老年人最易感染，我爸妈怎么办？”“前天才见了嫂嫂，她会被我传染吗？一岁的小侄子会不会受影响？”……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自己一连串的“焦虑”。
护士送我去病房的路上，很温柔地对我说：“小姑娘，你不要担心。”我没说话，小声地抽泣着。“小姑娘，你只是有点像，没有确诊，甚至连疑似都称不上。”我依然没说话，但感觉自己的眼睛湿了。“小姑娘，没事，这几天我们会照顾好你的，需要啥你说就行了。”这时，我好想抱着这位护士姐姐痛哭一场。
我遵从医嘱，开始和最近接触过我的人发信息，告知他们要观察身体状况。他们问得最多的就是“你为什么被隔离？情况现在如何？”我告诉他们我没有事，只是有些咳嗽，才从武汉回来，以防万一，所以要进行医学观察。其实，我至今都不知道这样回答对不对。我小心翼翼，怕加重他们的恐慌，又怕说轻了，他们不当回事，掉以轻心。
当然，疫情笼罩之下，除了恐慌，还有真情。按照医生的要求做了该做的事，后，我向三个人（男朋友、闺蜜和我最喜欢的老师）“坦白从宽”——我被医学隔离了。我渴望被关心，又害怕被关心。我怕最亲近的人因过度担心而烦恼，但还好，他们一直都在，真情从未缺席。
很快，1月24日，除夕，这本该是个很美好的年吧？因为疫情，这却成了一个特殊的年。
我过了20个除夕，这是第一个父母不在身边的除夕，这是第一个在医院隔离病房度过的除夕。
从我进入发热门诊隔离病房起，住进这里的患者每天都在增加。眼前的这扇窗户，是我在病房中观察世界唯一的眼睛。除夕的晚上，透过窗户看去，医护人员不停地在楼道走动，“我什么时候能出院”的声音也不断地传过来。脚步声、嘈杂声、埋怨声混杂着，很吵，很吵。打开电视看春晚，想找找往年除夕的感觉，巧的是，正好播到为这次疫情增加的节目《爱是桥梁》，白岩松说：“我们在过年，你们却在帮我们过关。请记住，我们爱你们不止在今天，还在未来生命中的每一天。”突然，一阵心酸，望向桌上的巧克力，好想冲出去，送给同在隔离室过除夕的白衣天使，却又知道，自己现在有可能是被病毒“选中”的人，还是不要连累他人了！
隔离室从嘈杂得让我心烦，到安静得令我恐惧。安静的环境、寂静的深夜，最容易让人寂寞，让人想家。我好想像隔壁病房的姑娘一样，跟亲人打电话诉诉伤心，我好想打电话向长辈问一声新年好，但我没有勇气，在抑制不住情绪的情况下，在我知道自己随时可能泪崩的情况下，我坚决不会让更多的人同我一起伤心。新年前后，我挂了太多人的语音通话，我向你们说声对不起。
后来，发热门诊的就诊人员越来越多，病房快不够用了，而我咳嗽也快好了，做了最后一次血常规，就让我出院回家观察了。
回家后，我被贴上“武汉大学生”的标签，被社区一天打七八个电话“问候”。而问得最多的就是个人信息，重复问，重复收集。
我本来想着，我刚从医院出来，被“密切关注”也好，保护我自己，也保护了身边人。之后，陆续传来追问“你去哪上学不好！为什么选择武汉？”社区也规定所有武汉来的全家隔离14天。除外之外，身边的朋友也不断向我诉苦——被暴露个人信息的“武汉大学生”有之，被邻居举报的“武汉大学生”也有，甚至还有被家人嫌弃的“武汉大学生”。
其实，武汉被打上“标签”，对于武汉真的很不公平。那里不应该是孤岛，那里的人是同胞，不应该是敌人。让你惶恐不安的是新型冠状病毒，不是武汉人。
1月27日，我在4000公里外，听见了武汉加油。武汉人抱团大合唱的视频刷遍朋友圈，被焦虑情绪笼罩已久的武汉人，把呐喊声变成了歌声。我不学医，不好评判做法是否正确，我只知道，一股热流的确从心中涌出，从眼眶流出。我告诉朋友，我在武汉上学不到3年，对那里的感情，好似家乡。这是一座温暖的城，那里有教我知识的老师，有陪我爱我的朋友，有伸过援手的陌生人，有太多我牵挂的人，我想她痊愈。就在这一晚，我想回去上学了，敲击着键盘，刷着新闻，默默关心着他，一晚上，彻夜未眠。
也是在那一天，我还处在居家隔离的状态，晚上听见爸爸咳嗽声不断，我束手无策。我安慰自己，还好他不发烧。可是晚上10点，爸爸站在我卧室门口像个犯了错的孩子轻声说道：“37.7℃”了。我当头一棒，把手机重重地砸在桌子上，气急败坏地说道：“你给我说干嘛！我又不是医生！你给我说有用吗？”看到桌子上躺着的雅思书，好想撕掉他们，如果不是留在学校学雅思，是不是我就不会被定为“怀疑对象”？是不是爸爸妈妈就不会被居家观察？如果不是一心想要出国读研，我和爸爸或许现在都很健康？大一就有的梦想第一次开始动摇。我不得不赶紧平静下来，问医生怎么办，他告诉我先观察吧。我问他是不是如果我的最终结果没事，那爸爸就没有感染的可能了，医生告诉我，如果他没有其他接触史，就可以这么说。这一晚，我等待“病毒核酸检测结果”的焦急程度远大于当年的高考。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1月28日早晨5点半。今天结果可以出来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春节过去，春天也就不远了。
田野泗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