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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3月12日 星期四
中青在线

金银潭医院的早樱开了

南楼7层ICU病房走出最艰难的日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昶荣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0年03月12日   03 版)

    武汉金银潭医院的院子里,去年12月底盛开的梅花慢慢凋谢了,两棵樱花树冒出了粉白色的花朵。

    南楼7层ICU病房正逐渐走出最艰难的日子。

    作为最早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金银潭医院也是最早打响抗击新冠肺炎战“疫”的地方。护士长瞿昭晖所在的南楼7层ICU病房收治的都是危重症患者,一直处于战“疫”最前沿。

    瞿昭晖清楚地记得,2019年12月29日下午,她接到科室主任吴文娟打来的电话,说病房晚上要接收8名转院来的传染病病人,让护士们做好三级防护。

    这样的通知,对传染病医院的护士长来说习以为常。始料不及的是,随后的这场战“疫”竟前所未有地艰难。最难的时候,7层ICU病房里病魔横行,一天要带走好几名患者的生命。医护人员长期超负荷工作,身心俱疲。

    随着全国驰援武汉医疗队的加入,7层病房16张病床的战事发生了变化。2月29日,7层病区空出了3张病床。从浙江大学第一医院来驰援的医生郑霞说:“终于看到曙光。”

    护士晕倒在病房,但醒来后坐一会儿,起来接着抢救病人

    金银潭医院是武汉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定点医院,曾为备战2019年武汉市承办的世界军人运动会,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演习。得益于这次演习,当时南楼7层的相关防护设备很齐全。

    最初转来的这批病人,被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和会诊专家诊断为“病毒性肺炎”,并且需要转到专门收治传染病人的金银潭医院。

    南楼7层拥有全院仅有的两间负压病房,还有两间层流病房(即通过空气净化设备保持室内无菌的病房——编者注),共16张床。病房在设计之初,就已经预设了“三区两通道”的应急预案,所以也具备最快时间收治烈性传染病患者的能力。

    最开始,南楼7层收治的患者还不都是危重症患者。两三天过后,16张床就满了。因为这里拥有全院最完备的重症救护设施和队伍,要优先收治危重症病人,病情较轻的病人就被转到其他病房。

    瞿昭晖回忆说,后来送来的病人大多病入膏肓,救治和护理难度非常大。病人管理、院感防控等流程,也是瞿昭晖在摸索过程中理顺的,“以前可以给一个护士安排4个病人,现在护士穿了防护服再加上病人情况危重,一个护士管3个病人都很吃力”。

    1月中旬,战事日趋白热化。李露还记得,有一天她在值中班,忽然转来4名危重病人,其中一名刚进病房就心脏骤停,穿着防护服的李露赶紧通知医生,然后马上给病人进行心肺复苏,另外一名护士开始找心肺复苏仪、除颤仪等设备,还有一名护士抓紧给病人注射肾上腺素。

    医护人员使尽浑身解数,抢救了半个多小时,病人还是没有抢救过来。正当李露对逝者遗体进行消毒时,另外一个刚送进来的病人也发生了心脏骤停,一场争分夺秒的紧急抢救又开始了。

    不仅人工心肺复苏十分消耗体力,使用心肺复苏仪也需把昏迷病人的身体翻过来,然后把心肺复苏仪的底座插到病人身下。

    整个过程李露几乎都在奔跑,并且一直戴着“恨不得十几公斤重的动力送风呼吸机”。在抢救病人的过程中,动力送风呼吸机会不停地往李露的防护服里吹送过滤干净的空气,“其实是凉快一些”,然而连续抢救病人的那天晚上,李露贴身的衣服仍然一直是湿的。

    第二位病人抢救成功后,第三位病人心脏骤停,又是半个多小时的紧急抢救。当晚11点左右,李露弯腰拿东西,忽然一阵眩晕,倒在地上。

    其他人都在忙着抢救病人,没人发现李露晕倒了。李露自己在地上坐了一会儿,感觉恢复了一些,紧接着站起来,又投入到抢救病人中。在李露印象中,当天病人几乎快满床了,算上她一共才有4名护士值班。每个人都超负荷运转,现实条件不允许她倒下。

    一直到第二天深夜2点多,李露才出病房。她记得,那天走出病房后,手脚控制不住地发抖。可能是因为疲惫,也可能是因为工作节奏太快,导致她有些亢奋。那天晚上,她完全没有睡意,“心有余悸,很想找人倾诉,拉着同事聊了很久”。

    李露第二天得知,第二位抢救过来的病人后来也去世了。

    最难的时候,感觉看不到希望

    更坏的消息接踵而来。1月22日,和大家长期并肩作战的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几乎同时,ICU主任吴文娟也被隔离。ICU里原本只有5位医生,另外两位医生也因感染肺结核而暂停工作。

    李露记得,那段时间大家都不怎么说话,气氛很压抑。

    瞿昭晖终于撑不住了。有一天早晨,她觉得自己头晕眼花、脚底发软,就找个地方坐下来吸氧,后来发现坐也坐不住,只能躺下。那个时候,瞿昭晖的体力已经透支了20多天。她回忆说,病房的死亡率最高的时候,她感觉看不到希望。医护人员已经竭尽全力,但还是留不住那些鲜活的生命。

    从一开始,南楼7层的医护人员就作了最高级别的防护准备,因此李露一直都戴着动力送风系统。但是每增加一层防护设备,医护人员的工作阻力就多一层。

    动力送风系统吹进来的风会把防护服吹得鼓鼓的,李露说,动作灵敏度会下降很多,而且听力也会受影响。有时心情很烦躁,压力大的时候,李露会躲起来发脾气,甚至会骂一两句来缓解压力。

    有段时间,李露感觉胸痛、呼吸困难,晚上得像病房里做俯卧位的病人一样,趴着才能勉强睡着。她觉得自己可能被感染了,专门去作了核酸检查,结果是阴性。等结果出来后,李露才有勇气和其他人交流这件事,发现身边好多同事都这样怀疑过自己。

    护士们胸痛的原因是长时间佩戴N95口罩,由于口罩密闭性好,他们只能拼命呼吸才能保持需氧量。外援没有来的那段时间,护士们一天四班倒,平均每班6个小时,然而由于看护病人的工作繁重,常常在病区里一待就是12个小时,抢救病人时的紧张心情又会加剧耗氧。

    李露护理过一位医生。这位曾经救死扶伤的医生是武汉市一位三甲医院的副院长,她躺在南楼7层的病床上,插着管。李露觉得这位50多岁的医生“像个无助的孩子”。

    晚上醒着的时候,这位医生一咳嗽,呼吸机的警报器就会响。她很害怕,需要拉着李露的手才有安全感。李露安慰她说:“不要紧,我在这里陪着你,监护仪上的生命体征都是正常的。”

    李露说:“她不是依赖我一个人,而是依赖每一位医护人员。她之前昏迷,能醒过来简直是奇迹,所以特别信赖我们科室救治过她的医务人员。”

    最难熬的时候,瞿昭晖要面临多重压力:主任被隔离,病房的事不知道找谁商量;同事低落的情绪需要安抚;前来驰援的同行要帮忙对接。她一遍遍给自己心理暗示:越是这个时候,越是不能倒下。

    乌云有了要散开的迹象

    在瞿昭晖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四面八方的援助力量开始往南楼7层聚集。

    1月23日早晨起床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桑岭习惯性地打开手机刷新闻,当他看到武汉封城的消息时,心里咯噔一下:“疫情已经这么严重了!”

    当天上午,桑岭便接到国家卫健委的临时调派通知,要求他驰援金银潭医院ICU,且当天晚上务必到达。此外,浙江大学第一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苏北人民医院也各有一名重症医学专家接到同样的通知。

    1月24日,农历大年三十的早晨,桑岭踏入金银潭医院。当时他感觉医院“安静得有点过分”。金银潭医院地处武汉郊区,绿化面积很大,院里有一片片的“小树林”,平时很少能见到人。

    平静的医院之内,战“疫”波涛汹涌。

    当天早晨,桑岭和浙江大学第一医院的郑霞被安排到南楼7层。两位医生各负责一组医疗队,每组医疗队负责8张病床。

    郑霞到岗后听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前一天晚上有4位患者去世了。这位工作了10多年的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回忆说:“一听就觉得超级震惊。”

    郑霞进到病区后发现,“所有的患者病症都非常重,不是气管插管就是靠无创机器辅助呼吸,机器提供的氧气浓度已接近纯氧的状态”。空气中的氧气浓度大约是21%,如果机器给人提供的是接近100%的纯氧,那就意味着呼吸机能给提供的氧接近尽头了,“但这些患者的生命指标还不是很好”。

    投入工作的第一个上午,郑霞“忙到人仰马翻”。这边的患者呼吸衰竭了,我赶紧去插管。管还没插完,另外一个患者就感染性休克了,我赶紧再跑过去。基本上一直在跑来跑去。”

    第一天工作结束后,桑岭身心疲惫,没想到这场“战斗”会如此艰难。

    接下来几天,桑岭发现一位已经插管的病人呼吸功能有好转,和郑霞商量后,二人一致决定给这位病人拔管。

    拔管之后,这位患者出现了痰堵、血氧饱和度波动的状况,但是很快就缓过来了,又观察了3天,情况也没有恶化,便成功转到普通病房。这是南楼7层第一位成功拔管并转出的病人。这对当时医护人员的鼓舞不言而喻。郑霞说:“虽然还摸不清楚这个疾病的规律,但这让我们看到,重症患者还是有好转和治愈的希望的。”

    郑霞解释说,当时这位患者正处于可以尝试拔管的窗口期。如果错过了这个窗口期,病人一旦发生误吸,可能就拔不了管了。

    笼罩在金银潭南楼7层上面的乌云,终于有要散开的迹象了。

    对疾病的未知仍是救治最大的困难

    面对一支临时组建起来的队伍,郑霞首先需要摸清楚这支队伍的具体情况。当时医疗人员比较复杂,除了重症医学背景的医生,还有本院艾滋病病房的医生。调整工作安排后,重症医学的医生负责主要的诊治工作,本院艾滋病病房医生因为熟悉本院医嘱系统,可以承担写医嘱等工作。

    其次是医生进入病房和护士一起看护患者,帮患者翻身、吸痰等,“这是一个培养团队协作的过程”。

    最重要、最耗时间的就是寻找患者的发病规律。郑霞说,来这里后发现,自己以前在监护室里摸索出来的经验和规律在这里并不适用,“病情发展得太快,一转眼的功夫,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就可以从接近100%掉到只有40%左右”。

    郑霞坦言,目前很难掌握新型冠状病毒的变化机制,病毒的复制能力和作用机制都不清楚。因此,患者从轻症转成重症、从重症转到危重症的关键点是很难掌控的。加之核酸检测的局限性,很难明确病毒载量是否下降,进而很难评价治疗效果。

    然而,对患者的救治一刻不能停歇。郑霞说,现在ICU的医生只能用尽各种方法延长患者的存活时间,希望通过患者的自我修复能力战胜病毒,也希望他们能等到新的治疗方法和治疗药物出现。

    桑岭和郑霞有了共识,在没有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和治疗方法的前提下,重症病房医生的责任就是尽量给患者提供生命支持,然后进行基础病的治疗,“把人缓过来,让他的免疫力提上来,再攻克病毒”。

    在两位专家看来,对重症患者的救治,其实业界已经有了成熟且规范的诊疗指南和相关共识,只不过刚开始由于人力不足、队伍不齐等原因,救治很难到位。随着各地驰援力量的补充,更应该把患者诊治的事情常态化,提高患者的救治效率。

    终于看到了曙光

    睡觉这件事,对于参加南楼7层战“疫”的医护人员来说似乎各有各的困扰。

    李露曾经有几个晚上躺在床上胸痛、喘不过气,半夜再回到医院吸氧气。瞿昭晖在刚开始的一个月,几乎每天就在更衣室里睡三四个小时。桑岭刚来驰援的晚上常常无法顺利入睡,“觉得胸口像有什么东西压着,很闷,其实就是精神压力大”。从前一觉睡到天明的郑霞来到金银潭医院工作后,半夜常常会醒来,总要折腾半个多小时才能睡着。

    后来,大家的睡眠问题逐渐得到缓解。医护人员明白,这离不开大环境的改变。2月17日,全国已有1.1万名重症医学科医务人员驰援武汉,占全国重症医学科医务人员总数的10%。南楼7层的救治压力被分担了很多。

    2月22日,郑霞告诉记者,那两天病房里更是罕见地出现了两张空床。3月2日,当天病房里有5张空床。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对新冠肺炎病人诊断时间的提前,病人在早期便开始治疗,后期发展成重症的病例在减少,后来收治的重症病例病情的危急程度也开始降低。一方面是病人患病程度的减轻,另外一方面是诊疗方案、流程越来越规范化,近期重症患者的救治成功率也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插管患者成功拔管并转到普通病房。

    郑霞觉得,自己终于看到了曙光。

    疫情开始后,瞿昭晖就让自己的家人离开武汉,回老家去了,包括她5岁的女儿。女儿在电话里问:“什么时候可以打败病毒?”瞿昭晖只能回答:“我也不知道,估计会很长时间,一旦打败病毒,妈妈就回老家去接你。”

    女儿7月过生日,瞿昭晖说,她也无法预计7月可不可以陪女儿过生日,但是她可以肯定的是,“接收新冠肺炎患者从我们这里开始,最后也一定在我们这里结束”。到时候,外省的医护人员先撤离,然后是武汉市其他医院、本院其他科室的再离开,南楼7层的医护人员一定会坚守到最后。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昶荣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0年03月12日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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