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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上》是付秀莹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给读者带来了华北平原上一个叫“芳村”的村庄；后来，她又写了《他乡》，来自“芳村”的女孩翟小梨到了省会，又到了首都。看到这里，很多人笃信，“芳村”就是她的家乡，“翟小梨”就是付秀莹。
付秀莹并不回避这种讨论：“大家把人物往作者本人身上去联想，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你的人物肯定和你脱不了干系。”
中青报·中青网：《他乡》出版后，经常有人问“付秀莹到底是不是翟小梨”，你在主人公身上投射自己了吗？
付秀莹：《他乡》出版后，因为主人公恰恰是一个女性，熟悉我的人会觉得，年龄相当，经历相似，那就是你。甚至当时有一位来参加新书活动的评论家对我说，“我来的路上一直在计算你的年龄，算你某个年龄段的经历”。我当时听了很惊讶，也暗自很高兴——说明这个人物成功了，起码引起了读者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和兴趣，这不是坏事。
小说中的人物肯定就是你自己——这么说有点极端，但这个“自己”不一定是真实的，而是你的各种可能性，对自己的想象或者期待。如果我写一个男人，那也是经过我的眼光过滤之后的、心目中的理想男性。所以，逃不过的。
中青报·中青网：在你的作品中，最直接的嫁接自己经历的情节是什么？
付秀莹：比如我在地铁上的种种体验。我经常坐地铁，从地铁口长长的通道走进去，那风就浩浩荡荡地吹过来，能把衣服吹起来，走一路吹一路。再比如，冬季走过北京的天桥，看着远处的车来车往、万家灯火，那种异乡人在北京的孤独感、漂泊感，不确定性，非常刻骨铭心。这种感受和细节，每天都在经历、叠加、强化，肯定会出现在我的小说里，不仅是《他乡》。
这些经历也不仅是我个人的，其实也是中国经验的一部分。尤其是我的同龄人，很多都是通过读书考试改变命运，从故乡到他乡，从乡村到城市，去追寻梦想。这样的经历不独特，但很典型，可能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
作品中来自生活的细节就更多了。比如在一个小说中，我写到男主人公家里的阳台上，有从很远的地方出差带回来的竹子。其实我家阳台上就有我从广西千里迢迢带回来的竹子。
中青报·中青网：你笔下的年轻人从乡村到城市，你是如何从河北无极县来到北京的？
付秀莹：我的经历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考试、升学。小学就在村子里，初中经过选拔到了县中，当时很骄傲。一个孩子对县城的想象，觉得那是一个遥远的地方，是另一个世界，其实也就不到20里路，但那是第一次离开家人、第一次远行。每个新学期开始的早晨，父母送我到村口，那个场景的记忆太深刻了。当一个孩子在很多年之后成为一个写作者，这一幕就非常有意味——从此山高水长，离故乡越来越远，再也回不去了。这样的场景也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
后来，我念高中、大学，在石家庄工作了多年，又考研究生到了北京。我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但高考没考好，总觉得遗憾，后来考研也是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前些年我还动心，想考博士，觉得那是一个人生心愿。在已经工作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焦虑的时候，我还会梦到数学考试，试卷发下来一看都不会，或者铃响要交卷了还没写完，醒来发现是梦，虚惊一场。
这些经历和翟小梨很像，在一个典型的偏僻的乡村，除了上学，还有别的出路吗？写这个人物时也有些矛盾，要不要给主人公换一种活法。但最后我决定真真假假，只有我自己知道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一个农村的女性站在城乡的交界处，会有不断的撕扯、打碎、重塑。多年之后，再去心平气和地回忆这些，很难说好还是不好。不过对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是非常珍贵的财富。
中青报·中青网：那你和文学的渊源是如何产生的？
付秀莹：在我们村子里，有字的东西都很少，看到一张报纸都如获至宝。那时候看小人书，一幅画下面有几行字，每天看，几乎能倒背如流；去邻居家看到一本书，可能已经残缺不全，也会想尽一切办法蹭着看。有一次，邻居家窗台上放着一本杂志，可能还用来垫过酱油瓶，有一圈油渍，大人们在聊天，我就站着津津有味地看，第一天没看完，第二天还去。
最早看的真正的文学作品，是《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一篇张洁的中篇小说《祖母绿》。那时候还是孩子，看不懂小说里女性的命运，“她用一个夜晚，完成了一个妇人的一生”，根本不理解什么意思。还有书中对女性服饰的描写，曾令儿穿的波点的衬衣、白色的西裤，那种洒脱潇洒，给一个农村女孩带来的审美上的震撼太深了。
小时候我的语文成绩特别好，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来朗读；同学们也会开玩笑，调侃我是“作家”。高中时，我的文章在当时学生都会订的《语文报》上发表，我记得那个栏目叫“文苑撷英”，当时还想，栏目中有个“英”字呢。90年代初在报纸上发表作品，会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跟我谈对写作的看法、青春的苦恼。我就觉得，当作家能找到很多知己啊，于是有了这个念头，但只是一个种子，学业压力太大了，我还在愁数学呢。
中青报·中青网：关于女性话题，不久前有一部《82年的金智英》得到很多读者和观众的共鸣。你也写女性，是否也感受到女性的艰难？
付秀莹：我也看了那部电影，看得心里很沉，女性面对的问题要比男性复杂得多。很多人在评价女性的时候，幸福与否取决于家庭，对男性似乎就没有这种标准。我在作品中塑造了很多女性，城市的，乡村的，且不说婚姻，女性在面对情感时就缺乏了一种主动把握的能力，会觉得“被爱”比“爱”重要。
中青报·中青网：读者对“女性作家”会有偏见吗？
付秀莹：在两性关系中，女性还是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位置，对女性作家的偏见是存在的。比如，我用第一人称写一个小说，编辑就提出，能不能不用第一人称。但我的确用第一人称写起来更顺畅，而且即便我用了第三人称，人们还是会把主人公投射到我身上，逃不掉。
再比如，很多人觉得女作家只能写小情小爱，没有家国情怀。我倒没有觉得小情小爱不好，但我们从乡村到城市，自觉不自觉地被时代裹挟，参与了一代人的精神建构，你不能不承认这也是家国。但也不否认性别之间的差异性，女作家会更多关注生活的细部，向内转，这一点可能也更契合文学的本质，向隐秘处去发掘精神世界的幽微。
虽然说男女平等，但有时候仍会感觉这是一个“男性世界”。比如我出去开会，黑压压的一片都是男的，安排住宿时，你会发现自己的名字后边会有一个括号写个“女”，因为女性是少数。而且因为这个“女”字，可能对你的评价标准会有所降低，比如会说“你在女作家中不错”，而不是把你放到一个整体中去衡量。当什么时候我们不强调“女”了，可能就真正平等了。
中青报·中青网：你是一位作家，同时也是《长篇小说选刊》主编，这两个身份之间会如何互相影响？
付秀莹：有的人做编辑，可能会因为读了太多不太好的作品而“败坏胃口”，伤害了对文学的激情。我比较幸运，在“选刊”，是从已经发表的作品中选更好的，所以感受要好一些。但做编辑，肯定会消耗你对文学的神秘感，身在其中，知道作品是如何一审、二审、三审，刊物是如何排版、印刷，没了新鲜感，还可能削弱你的创作激情，觉得作品那么多，自己写不写无所谓。
但同时，做编辑也会让你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水平、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位置。你知道你的同行们都在写什么，谁写得好。心里有数就不会慌张，也不会狂妄，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到什么样的程度，会对自己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判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