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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4月后，很多迹象表明，武汉已经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日子。
机械钻头的“哒哒哒哒”的声在深夜的街头重新响起；扛着麻袋的务工者，陆续从汉口火车站走出来去坐公交车；摩的师傅已经开始在街边寻客，环卫工人又在除路边野蛮生长的杂草。这座城市的毛细血管里，血液加速流动。
但在雷神山医院，垃圾焚烧炉里不时冒起的黑烟，还提醒着人们，这场“战役”，仍在继续。
污染区仍然在有医疗垃圾装进黄色的袋子被送出来；病区外的安保人员还捂着白色防护服；接送医护人员的公交车一直去去来来；送餐的司机一如既往每天把四菜一汤、米饭、蒸蛋等送到医院门口，有时候还有苹果。
这个曾由1.5万名工人用10余天时间建立起来的“临时战壕”，高峰时曾有1200余名患者同时住院，3000余名医护人员守在此地。在4月5日，送13名患者出院后，这里只剩下47名病人，其中重症及危重症超过半数。
但医院仍然24小时不停歇地有序地运转着，500余名医护人员还在，厨师、警察还在，司机、保洁、安保、维保还在。所有人都是这里的临时工。他们在等一个“零”。
啃完这块硬骨头
4月5日，又有病区的房门被贴上了封条。
第二天，在这里与病毒斗了47天的上海医疗队回了上海。雷神山医院里，只剩下来自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广东省援鄂医疗队、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援鄂医疗队的医护人员据守此地的一个ICU病区与一个普通病区。
最近，从广东来的医疗队队员们总想打听“小道消息”，“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他们在武汉已经待了50余天，其中不少人从没离开家这么久过。
作为队长，程远雄给不了队员们答案，只是安抚队员：“把手头的工作做好。听从安排。”他是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第二批赴湖北支援的队长，曾经在北京大学医学部跟钟南山院士攻读博士学位。2月21日，他所在的医疗队到达武汉后，接管过武汉市协和医院西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病区。3月9日，他们在中南医院接管的病区病人“清零”后，又来接管雷神山医院A区的ICU病区。
截至4月7日，这个ICU病区里的病人还剩下20个，但他们都知道这是一块儿必须要啃完的“硬骨头”。躺在床上的重症/危重症病人，随时可能有风险。有危重病人还上着ECMO，有肾功能障碍的病人，还需要同时进行肾透析。即便病房外，人们在送别其他医疗队，他们也丝毫不能放松警惕。
“有一些可能新冠肺炎病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还需要治基础性的疾病。”程远雄告诉记者，他最担心的一个病人，已经在ICU里住了一个多月，“他现在已经没有意识了”。他不敢确定这个病人是否能够坚持下去。
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医生项辉感觉“压力还是蛮大的”。虽然整体上病人在减少，但在他负责的一个ICU病房里还有13个病人，这里自开始接收病人以来，几乎一直处于满员的状态。其中让他最紧张的是，一位上了快一个月ECMO的病人。
“病人67岁，基础病还比较多。”项辉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这让他感到紧张，他们必须盯着这个老人，花费的精力比插管多两至三倍。“到目前为止，没有脱离生命危险。”老人肺部的病变造成的损害，还没有明显的好转，还不知道何时有机会撤ECMO。
ICU病房之外，普通病区还有6名新冠肺炎患者合并尿毒症，需要进行血液透析。血透工作由武汉血透小分队负责。
死亡的阴影，还会威胁他们。项辉记得，3月28日上午10点左右，他眼睁睁看着一个50多岁的病人走了。“我们都尽力了，只是没有一个好的结局。”项辉有时仍会感到无力。
在ICU病区外值班的一名志愿者记得，3月底以来，殡仪馆的车来得次数越来越少了。但武汉每天仍有新增死亡病例，从4月1日至4月6日，共新增18例死亡病例。那些病人最终没能够等到武汉解封。
风险和任务一直都在
继续留在ICU就意味着要持续面对风险。这里有人会恳请医生，“给点药让我不痛不难受”；有的人因拒绝治疗咬医护人员手指，还有人扯护士的防护服，差点儿把护士的手踢到床帮子上。
病人郑应中，是ICU里风险状态的见证者。有一天晚上，他亲眼看到一个病人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拔掉了身上的留置针，推倒医疗器械。医护人员要去抓他，但抓不住。
郑应中记得那时候接近凌晨3点，病房里医护人员并不多。郑应中想过去帮忙，但刚从床上爬起来，就感觉没了力气。后来6个医护人员一起，安抚住那个病人。
郑应中也曾想过“死掉算了，免得遭这个罪”。但他看到医生和护士不远千里前来，如此辛苦，觉得不能给医护人员添麻烦，也不能白费了医护人员的那么多付出。
广东第二十二批援鄂医疗队的护士周豪，对病房里的紧张状态与面临的风险，习以为常了。他更担心的是操作失误带来的风险。比如给病人插胃管时，一根管子要从鼻腔插入肠子，而护士们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操作起来很不方便。
让程远雄担心的，是暴露的风险。他记得有一次一位男队员进病房后，由于身体不舒服，吐了。“呕吐物充满了口罩和护目镜。”程远雄说，他憋着气摘掉口罩，把呕吐物倒掉之后，又把口罩戴了回去。“病房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把口罩摘下来。”
继续面对这些风险的，不只是医护人员。雷神山医院建成交付之后，中建三局留下350人的维保队伍，负责处理病区的日常漏水、漏电等情况。清洁工老罗每天都要到污染区，把里面的医疗垃圾和生活垃圾，装进黄色的塑料袋，送去焚烧炉。污染区之外的垃圾则会装进黑色的垃圾袋里，送往医院的垃圾转运站。
在护士周豪看来，他们其实比医生护士更危险。“他们不是学医的，但有时候在病房里待的时间比医生更长。”在整座城市开始流动起来的时候，他们仍然穿梭在病房与病房之间，保证病房里的灯是亮的，下水道不会堵上，气压是正常的，保证垃圾桶是干净且消过毒的。
负责送饭的司机曾清平要保证一日三餐的准时供应；保证住在这里的糖尿病人可以吃到适合的餐食，保证这里的回族人可以吃到清真餐。他记得，高峰时，这里开了32个病区，他每餐大约要往雷神山医院送2000份盒饭，一天就是五六千份。但最近每顿只有百余份。
环卫工老李和他的妻子，照旧清晨5点半到垃圾转运站，傍晚5点半离开。没吃完的盒饭、废弃的拖把、写有名字的凉鞋、自云南来的装鲜鸡蛋的空纸箱，都等着他们清理。有时候，每天要转运近10吨垃圾，以至于嘴上的白色N95口罩，下班时常被染成黑色。不过他们发现，最近生活垃圾正在减少，之前是一天拉走两车，现在一天拉走一车。
负重前行的日子
无论如何，这已经是雷神山最接近平静的日子。
这家医院在2月8日晚上迎来第一批病人。中南医院感染科护士长胡慧那时还在中南医院接管的武汉市第七医院安排余下的工作，3天之后才到雷神山医院。
她亲历了武汉一床难求的时刻。中南医院在1月21日，临时接管了武汉市第七医院。胡慧到武汉市第七医院的当天晚上，就接了30多个病人，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多钟才将所有病人安顿下来，回到住处来不及洗澡，胡慧倒头就睡。
那时的发热门诊，“乌泱泱都是病人，躺在地上的，靠在墙上的，有人在哭，有人在骂。”胡慧记得，当她挤过人群在诊室里见到医生时问他，“今天这么多病人你看得完吗？”他说，“怎么办？看不完也要慢慢看。”
正赶上过年，胡慧几乎每天都要接到10多个求助电话，“能不能给我弄一张床位？”但胡慧所在的医院病区一开全部爆满，就算是家里的亲戚，她也无能为力，只是建议“送去急诊科，住不了院就让门诊处理”。
2月11日早上，她到雷神山医院的时候，那里还是个尚未完全完工的建筑工地，“一边建一边交付”。
接着她开始迎接从辽宁等地前来支援的医疗队。她记得一些医疗队队员来的时候都愣住了，一切都很简陋，到处都是钢管、板房和工人。她记得，那时候通往医疗区的路，还是一条泥巴路，当时穿的那双鞋后来就算废掉了。那段时间胡慧每天给医疗队介绍病区情况，做感控培训，“每天话重复喊好多遍，嗓子都哑了，到现在还没好。”
在那之后，雷神山就一直这样忙碌着，直到50多天后，才送走首批撤离的1090名外省医疗队员。
病人出院，护士休息室、医生休息室、更衣室的门上都贴了封条，辽宁、山西等地的医疗队已悉数撤离，他们在医护通道的走廊上留下无数的漫画、诗歌和签名。
辽宁队在走廊的墙壁上写着：“支楞起来 削他”；陕西队写：“秦鄂同心”；有人在过道的门上画上脚踩风火轮的哪吒，旁边配：“我命由我不由天”；有人叠了330只千纸鹤挂在医护通道；有人写了首诗：“二月连阴雨，风烟罩九州。士为知己死，愿赴报国酬”。
送别之时，项辉第一次去了黄家湖边，陪一个即将归去的援鄂医生。他发现湖边已经有些花盛开了，树都发了新芽，水也是碧波荡漾。“我觉得春天应该到来了！”但那时候，他心情很复杂，要送“战友”了，而他还要继续待在这里，清扫上一个冬天遗留下的“积雪”。
等待归“零”
到雷神山医院后，项辉一直没离开过，他已经很久没有像自己微信头像里的场景那样，牵着两个双胞胎儿子的手了。
他还记得来雷神山医院的那天，恰好赶上情人节。“如果在以往，该是非常特别的一天，街上会有人手捧鲜花求婚，大街小巷热闹非凡。可是这一路上越走越安静。
到雷神山医院的那一刻，眼前的一幕让医生项辉有一种错觉，他似乎看到了这座城市正常的忙碌一面——黄家湖畔，曾经的军运会停车场被征用，各种机器哒哒哒噔地响着，到处戴着安全帽和口罩的施工人员，还有穿着防护服的人。
在项辉印象里，武汉任何时候都能够听到，机械钻头在柏油破损的马路上哒哒哒地响个不停。他封城之后再也没听过这样的声音，“那种声音反而非常怀念，这个时候它就不是噪音了。”
安保员游征见识了最壮观的饭局——雷神山的工人们吃饭的队伍能够排1公里那么长，他还见过因为封城没能回云南的夫妻二人，前来雷神山“混口饭吃”。那是雷神山医院最热闹的时候。
如今，程远雄所在的ICU病房里，只剩下9名病人，其中包括上海医疗队撤离时，转进来两个。程远雄告诉记者，按照计划，4月7日会有4名病人出院。医院也正盘算着将两个ICU病房合并。那时候，雷神山医院的ICU离病人清零就更近了。
工人建好医院，离开了，医疗队和病人陆续入住。后来病人陆续出院，医疗队也接二连三撤离。护士周豪发现，在这里能够看到衣服颜色越来越单调，从前五颜六色，如今似乎只剩下广州医疗队的蓝色。医院草坪上的三叶草遇春疯涨，八哥、喜鹊、麻雀也多了起来。
项辉曾和医疗队的朋友约定，等疫情结束之后，要穿着雷神山医院的“院服”，去潜江吃小龙虾。
那条时常挤满医护人员的长长的走廊，变得空空荡荡，有一天晚上下班时只有项辉一个人。“说实话很孤单。”项辉说，但转念一想，那也意味着，“胜利应该快到来了。”
“中国人有一句话，‘好了伤疤，忘了痛’。别被解封冲昏了头脑。”周豪说，“我们还没有完全胜利，每个人都不能掉以轻心，而且现在还有无症状的感染者，还有很多隐藏的炸弹。”
4月5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全球新冠疫情最新数据显示，4月4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过10万例。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20万例。
4月6日，中国新增确诊病例3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此外，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0例，其中境外输入9例。
“城市解封之后，人们容易大意。”医生项辉觉得，“哪怕雷神山（医院）都关闭了，这种（感染）风险还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不要松懈。这些事情可能会影响人们很长一段时间。”
武汉的气温开始抬升，在病房里穿着防护服时常捂一身汗的周豪，希望夏天快点儿来，他想那样病毒会不会像SARS一样无处遁形，但又不希望天气热得太快，他们还有任务没有完成。
等任务完成后，周豪想快点儿回广州，回到自己工作的地方，“多一颗子弹是一颗子弹。”他想医院抽出人手支援湖北之后，本院医生和护士的压力就大了。
项辉盼着能够早点儿回家，年前他刚支援新疆归来，本来约定趁着过年的假期，带着妻子和双胞胎儿子去看海。但疫情来了，之后又不知道何时才能够抽出时间。他还盼着雷神山医院早日关闭：“我希望雷神山以后可以用作别的用途，但是千万不要再收治传染病病人，不要再用第二次。”
武汉，是程远雄的故乡。这座城市如今正在苏醒。他想起40多年前，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这个美丽而热闹的城市的生活。
记忆中长椿街附近租界的建筑整齐漂亮，路边的法国梧桐有一抱多粗。男孩子们时常在平整的街道上玩跳房子，女孩儿们踢毽子、跳橡皮筋。春天就去江滩看各种盛开的鲜花，夏天去江里游泳，去看像楼一样的船在江上移动。
那时候随时都可以吃到的，豆皮大王的豆皮、汤包和蔡林记的热干面，在封城之后的成了一种奢想。回忆起这些，他说，“我的口水快流下来了。”这些属于解封之后的武汉，他只能馋馋嘴，在武汉封城期间，有人专门送来汤包和热干面，他觉得还是不太正宗。
郑应中出院了，但他只是从雷神山医院转了出来，“康复快车”把他又送到了武汉市新洲区人民医院，他在那儿的ICU里要完成最后的康复治疗。离开雷神山医院的路上，他发现车子比他去雷神山医院时多了，他感觉那就像“人的血液在流动了”，武汉正慢慢恢复它的身体。
他也在所住的ICU病房里，慢慢恢复身体，闲下来时就走到病房的阳台，晒晒太阳。郑应中的最新CT结果显示：右下肺叶感染性病变。与一个月前相比，“肺部已有明显的吸收”。最近陆续又有人从火神山医院等地方转来，他们在这里继续等待归“零”。
（为保护病人隐私，文中郑应中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