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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4月10日 星期五
中青在线

职场上坡困境:在提升期遭遇“不开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宁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0年04月10日   06 版)

    视觉中国供图

    有适度焦虑才有改变的勇气和动力,甚至也会有创造力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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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改变”,当一个人打算改变时,可能都要问问自己,这种选择究竟是不是好事。

    在别人眼里,张庭事业上的改变特别好。去年他完成了“一年三跳”,薪资翻了两番不止,在新岗位上也备受赞誉。但是外人不知道,这位优秀的男士却在跳槽后陷入巨大的焦虑中,正在寻求精神科医生的帮助。

    从吉林一所普通本科学校毕业、来京打拼的王颖回顾自己的奋斗史,就像经历了小说里的情节:先在一家工作狂企业拼命工作了4年,然后去一家家族企业“陪老板演了一年戏”,如今跳槽到一家更大的平台,实现了职业目标——却没想到这家知名企业突然陷入欠薪风波,无奈之下她又要重找机会。

    他们渴望变成更好的自己,但往往在爬坡阶段遭遇“不如意”。无论是工作、学业还是家庭,上坡路上的人们就像是缩微版的“西西弗斯”:克服重力做功,可并不总能带来想要的结果,而是不停地被新的问题困扰着。

    上进青年的“内生”困扰

    张庭的2019年看起来那么完美:跳槽两次,最终来到了某互联网巨头企业工作,薪水较最初翻了两番,成长空间很大,人人都觉得他的选择非常成功。

    事实看起来确实如此。张庭今年27岁,工作6年,前5年曾效力于一家事业单位,他在这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里不断寻求改变,是个彻头彻尾的进取型人格。

    就像池塘里疯狂汲取营养的小鱼,交到他手里的工作,不管多辛苦,他都毫无怨言。有时候在寒冷偏僻的山区搞调研,有时候在不被欢迎的情况下做访问,经常一待就是半个月。

    “薪水当然很重要。”张庭说,“但是我当时换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已经做出了最大努力,但如果做得更出色,是需要才气和天赋的,而我可能略显不足。”他穷尽了能在小池塘里完成的全部。

    终于突破小池塘,他游进了小河。去年年初,他入职一家互联网头部企业,月薪翻了一番,同事人很好,工作内容与之前的完美接轨,没有太多适应性的难题,但是他很快感觉到有些不知所措。

    公司不允许大家比较薪水。某一次,张庭突然了解到同部门同事的薪酬,竟然比自己多出将近1万元。他这才发现原来自己的薪水可能是全部门最低的。

    不只是钱,互联网公司给他展示的是与之前截然不同的世界。在他的老东家,大家不那么在意薪水,靠专业说话,更在意工作的社会价值。但是这里不同,每个人有明确的职级。比如阿里巴巴P6,百度腾讯的T6……不管数字前缀是什么,它都明确了一个员工在人力资源上的价值。

    “这是一种等价物。”张庭说。当你谈起职级时,你承担怎样的工作职责,值多少钱,可以被瞬间明确。在资本的庞大机器里,你是一个被明码标价的齿轮。

    张庭觉得他进入了一个“浮躁”的圈子,同事们经常谈钱,收入成了唯一的比较物,这让张庭感觉到环境文化的不同。“我并不是不喜欢钱,但仿佛钱赚得少,你就是个价值低的人。”他讨厌这一切,却无法挣脱这个体系。

    起初的几个月,他感到心情焦虑,来到专科医院寻求心理帮助。他甚至请了年假四处去面试新单位——而不管是不是自己真的想去。这是张庭觉得克服焦虑的最好方式:他迫切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找到自己的“价值”。

    经过半年时间,张庭很快接到某互联网巨头企业的邀约。薪水再翻番,职级更高,但是新的挑战也在路上。实际的工作和之前入职时谈的内容相去甚远。张庭被迫要做自己不擅长、不喜欢的事,面对冰冷而陌生的财务报表,张庭再次向这家企业提出辞职。

    当然,还会有更高职级、更多薪水在诱惑着他。他要游进真正的大海里了——那里氧气更多,可是鲨鱼也更多。

    向前一步,外在阻碍也重重

    走出去的那一刻,本以为等待自己的都是理所当然的光明,但是事情往往没那么顺利。即便内心的焦灼感减轻,未来的不确定性也丝毫没有降低它的威力。

    步入而立之年的王颖一直在北京打拼。2012年夏,她从东北的一所普通本科学校毕业。当年,她没有参与名企的大规模秋季招聘,而是一直通过海投寻找工作机会。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当“总裁班”的带班老师,接触的都是民营企业的老板。从那时起,她开始了4年的“过劳死”节奏:每天通勤单程两小时,周末无休。虽然工作日可以调休,但是休息半天她都不好意思。

    最后,她成了公司里晋升最快的新员工,代价是“零生活”。

    在到处是名校生的北京,她去了一个没有名校生的小环境里。她事后觉得,或许冥冥之中她选择了一个不会那么让她自卑的环境。初入职场时,她也有对陌生环境的恐惧,她不了解北京,更不了解这里的职场。作为新人,她没少被公司的人欺负。原本几个人干的活儿经常甩给她一人。

    2015年,她意识到,公司的价值观原来是要她拼命,还没法得到相应的回报。不仅薪水低,公司不兑现加薪承诺,而且福利极差。

    她觉得自己也很难升职。于是去了一个薪水翻倍的家族企业。去了才知道,那里像一个“戏台”。每周一晚的高层会议,没有明确的会议主题,全年几乎都是同一个内容,就是总裁个人事迹的宣讲。

    总裁有一句名言她到现在还记得。接近半夜12点还没散会,他说:“我们绝对是行业前三的公司,因为这个时间还在开会的公司没有几个!”

    她越来越无法忍受这些日常的荒谬,即便是为了薪水。休养一年之后,去年开始,她到了一家著名的清洁能源企业工作。生活就像是专找她开玩笑一样。来到这里本以为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平台,但是这家企业很快陷入欠薪风波,至今还欠她10万元。

    起初,王颖想要超越身边的所有同辈人,拼了命工作,但是她不断调整着自己的预期。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胡邓表示,这是一种人的自我屏蔽、自我保护的机制。有限的选择里,王颖虽然一直遭遇不顺,但是她控制了自己的欲求。如今,她很享受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焦虑是“时代病”,要学会跟它做朋友

    在胡邓看来,张庭的经历很有典型性,他数次跳槽,宁愿放弃休息时间也要寻求自我实现,在面对突如其来的诱惑时混淆了、焦虑了,这是一种“很正常的不健康现象”,也是全民焦虑的必然性的某种表现。

    胡邓说,进入5G信息化社会,当我们视野更开阔,信息过载本身就会导致人类的普遍焦虑。因为人的大脑处理复杂信息的程度是有限的。人类试图寻找规律、把控规律,想预测未来,希望能掌控自己的未来,甚至人类的未来。这种预测本身也带来焦虑。

    在二者作用下,微观个体就会特别在意“我有没有处于个人的上升通道中”。走得对不对,好不好,甚至远不远,都会产生极大焦虑。这是“时代病”,任何一个想成长的年轻人都躲不掉。

    这种上坡困境感在IT等行业、在中年人群中也是非常强烈的,面临出局的焦虑困扰着他们。张庭明显感觉到,除了少数高管,他在身边看不到中年人。他说:“我们使用‘优化’‘迭代’这样的说法淘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当然,这种内心的焦虑也不完全是坏事。胡邓说,在21世纪的信息化时代,焦虑会更加清晰明了,甚至还会被放大地表达出来。在现代社会环境下,每个人需要提升对焦虑的耐受性,通过学习、训练、参加活动,逐渐学会对焦虑的耐受,学会在焦虑过程中发展创造性思维,培养积极心态。

    换句话说,要学会和焦虑做朋友。“人有适度的焦虑才有改变的勇气和动力,甚至也会有创造力产生”。

    张庭最后没有辞职,也没有急于在没准备好时接受看似更好的机会。在经历了一次岗位调整后,新的项目常态化运作起来,他也渐渐回归冷静,开始缓解焦虑,慢慢习惯他并不喜欢的浮躁环境,也适应了那种总是谈论“优化”“迭代”掉一个人的行业焦虑。

    而如果这里的上升空间被他汲取一空,他仍然准备随时离开,寻找更大的成长空间。

    没有人敢说彻底战胜了焦虑。王颖对现在的生活感到知足,但是脑海里依然时不时冒出想离开北京的想法,一想到将来育儿的种种难题,她还会提前感到担心。王颖在积极地为下一步升级成妈妈做准备,比如要不要换到能解决孩子上学问题的学校去工作,“生活的挑战不会停止的,你得学会去接受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宁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0年04月10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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