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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日本访学时，有时候在无人的小道等红绿灯，心中告诉自己，一定要有耐心，即便没车，也要等下去。有一次红灯时间特别长，让人怀疑它是不是坏掉了。和我一起等的两个日本人放弃了，他们没有闯红灯，而是走向下一个路口。我又等了20秒，红灯才变绿。
我以为这就是文明的表现。和日本友人聊天，赞叹他们守秩序，友人回答：“日本人守秩序到了死板的程度，也不是件好事情。”这位我非常尊敬的师友，有时候会学习一下中国人的“灵活”，比如排队候车的时候，他会先打探一下四周，哪个队伍排得最快。
如果我能早一点读到耶鲁大学教授、大学者詹姆斯·斯科特的《六论自发性》，或许就不会对等红绿灯那么痴迷。斯科特在荷兰旅行的时候，和一位教授朋友一起等红绿灯，小道，没有车，他毫不犹豫就闯了红灯。朋友大惊失色：“詹姆斯，你这样会教坏小孩的。”他回答：“那好吧，下次有小朋友在的时候我就不闯红灯了。”
斯科特闯红灯并不是一种习惯，而是一种试验，或者是故意为之。1989年，斯科特在民主德国待了一段时间，研究那里的农村。在小镇上，他发现了“奇怪”的一幕，因为红绿灯按照白天的交通状况设置，到了晚上，好几十个人一起等绿灯过马路，但是一辆车都没有。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仗着自己不懂德语的“优势”，闯了红灯，果然遭到了大家的痛斥。
他并非不懂得现代交通规矩，这是他在学习德语时搞的恶作剧，但是也促使他思考：是否所有的规定，都应该不假思索地予以执行？荷兰曾做过一个实验，取消一个路口的红绿灯，改为“落后的转盘”，结果交通更加通畅，而交通事故也大大降低了，因为所有开车的人，都不得不小心驾驶。
斯科特认为，自己和荷兰的经验都未必值得推广，他只是借此想提醒大家，对所有的“规定”或者法律，不放弃思考的权利，不要把它们当成先验的原则加以接受，而是要时时反思，保持思想上的冲击力。生活中的他，坚持知行合一，在无人的路口闯红灯，高速路上偶尔超速——更重要的是，在学术研究中，勇于挑战成规。
《六论自发性》探讨的就是这样的问题。这是一本随笔，虽然斯科特宣称要对自己一辈子的学问进行“理论升华”，但是这本书却没有太强的理论性，而是充满了个人经验、故事和趣味。这是关于“自发性”的6篇文章，斯科特称之为“片段”。
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一定是最开心的，无拘无束，中间甚至写了几页虚构场景，来讽刺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到耶鲁去当校长。当时，耶鲁在各项指标上都有点退步，和哈佛这样的竞争对手差距在拉大，学校董事会请赖斯过来，推行一种KPI考核制度。
斯科特强烈反对在大学中引入这种考评制度。他更欣赏过去那种评定教授的办法，一个人写出一两本真正有影响力的专著，比炮制100篇C刊更有资格当教授。考评催生一些怪胎，比如一些人形成小圈子，大家在论文中互相引用对方的“科研成果”，这样就能提高“影响因子”。
《六论自发性》可以看作斯科特一生研究成果的“结晶”，这是面向大众的一次讲话，而不是为了在学术上作出增量。他早已写出了那种“一两本就有资格评教授”的著作，《弱者的武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逃避统治的艺术》，都有世界性的声誉。《六论自发性》，则像和邻居谈天一样，把他关注和焦虑的事情和盘托出。
所谓“自发性”，通俗解释，就是“没有政府、法律等现存的现代性系统”的情况下，个人和社会靠什么能够更好地组织起来？斯科特的立足点建立在对东南亚农民的研究上，他曾经在马来西亚待过两年，在缅甸也做过研究，为此他专门学习过马来语和缅甸语，在《弱者的武器》和《逃避统治的艺术》中，都夹杂着一些当地语言。
斯科特心目中人类最理想的生存状态，是小企业主、店主、靠自己手艺吃饭的工匠。他们和白领或者“中等收入者”比起来，收入不见得更高，可能也更加辛苦，但是却拥有更多的“自主”与“自由”，最起码没有被一个老板每天顶着后脑勺监工。
在21世纪，这种理想看上去显得更加遥远了，因为现在已经是大企业的天下。在这次抗疫中，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会认识到，政府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是如何提升效率。当今世界的一些大问题，比如登月或者上火星，靠小业主无论如何也实现不了。社会分工已经如此深入，个人在“世界”面前，显得愈发渺小了。
不过斯科特也注意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大企业很少有自己能够创新的，他们往往是通过收购，来“收割”创新。大企业的价值，在于整合和链接，为社会创新创造条件。“自发性”是人与人、人与企业合作的关键。
一个“自发性”充足的社会，一定更有创新的活力。对个人来说，有必要向斯科特学习，当然，学的不是闯红灯，而是面对世界时如何保持新鲜感，如何不断回到那些最基本的问题。
张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