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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冬天，正在厦门大学读书的张宏樑同学因一封信结识了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习近平，并经常得到习近平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习近平同志指导张宏樑学习《资本论》、开展社会实践、完成毕业论文，并在他的毕业纪念册上亲笔题写“志存高远 行循自然”八个字，嘱咐他工作后一定要下基层，为老百姓做事，“不要把基层当大车店”。习近平同志深入厦大经济系与青年师生座谈，还在中秋节骑着自行车到厦大芙蓉二宿舍给同学们送月饼，他提倡年轻人要“自找苦吃”，强调做人做事要“注重细节”，教导青年学生“要给书本上的知识‘挤挤水’，才能得到知识‘干货’”，“只有和群众实践结合，才能把‘水分’挤掉”。
（本报将在报纸和新媒体端专门开辟《青年来信》专栏，刊发广大读者阅读和学习报道之后的启发和感悟，来信请发我们的邮箱xinwen@cyol.com，欢迎踊跃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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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对象：张宏樑，男，1964年6月生，辽宁新民人，1982年9月由石家庄十五中考入厦门大学数学系，1983年9月转入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曾任系团总支副书记，1987年毕业分配到河北省计经委工作，现在一家投资公司任职。
采访组：石新明 田玉珏 王丽莉 薛宏伟
采访日期：2018年6月25日
采访地点：北京亚运村张宏樑办公室
采访组：张宏樑同志，您好！听说习近平同志和您的交往是从一封信开始的。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张宏樑：说起来这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1985年11月下旬，我当时正在厦门大学经济系读本科三年级。一天，我收到一封寄自厦门市政府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宏樑同学：
你好！我是十一月初从法国回来的，接着就是早出晚归的工作，各方面的来信积案如山，迟迟复信请原谅。
可以找个时间聊聊，我也要向你们这些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学习。
时间不好定，月底前因有洽谈会晚上都有活动，下个月请你给我来电话，打到政府值班室或找政府办王泰兴联系。
我住在图强路2号楼301室，进城时可以碰碰。
不赘叙。专此布达
顺颂
学安
习近平 24/11
我刚看到信的瞬间有点蒙，但马上就反应过来了——一个多月前，我给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没想到他会亲笔给我回信。
采访组：您为什么会给他写信呢？您在信里都说了些什么内容？
张宏樑：说起来很有意思。我一位高中同学的姐夫，是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八一学校的初中同学。他们上学的时候，经常一起交流思想、讨论问题。
1985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初涌之时，那时候他们都是30多岁的有志青年，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有很多想法非常需要相互探讨。于是我这位同学的姐夫就给到厦门任职不久的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长信。我放暑假回家时，同学姐夫找到我，让我把那封长信带给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这封信很厚、不好寄，又都是他的心血，怕寄丢了，嘱咐我一定得亲手交到习近平同志手上，还嘱咐我要盯着让他读完，再请习近平同志写个回信说说他的看法。
就这样，开学后我就带着这封信回校，没敢寄也不敢直接去送，于是我就给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大意就是想把这封信交给他，同时也很期待能与这位在正定老百姓中口碑很好的年轻领导干部见上一面，汇报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希望得到他的指导。信封上写的是：厦门市政府办公室，习近平同志收。信发出后，压根儿没想到会收到他的亲笔回信。这让我感到很惊喜，也很感动。
采访组：您当时读了回信，有什么具体感受呢？
张宏樑：我看过信后，有两点强烈感受。一是觉得习近平同志特别谦虚。一位工作非常繁忙的市领导亲自给一个普通大学生回信，信里把有关情况说得很详细，还为回信晚了表达歉意，特别是说要向我们80年代的大学生学习，让我非常感慨、非常感动。二是觉得他为人特别真诚。信中告诉我他住在哪儿、怎么联系，让我有一种被信任和被重视的感觉，距离感一下子消失了，亲近感油然而生。连这封信的信封都是他亲自写的，足见他真心希望与大学生多交流，否则他让秘书打个电话通知我过去就行了，本来是用不着非要亲笔回信的。
采访组：您是什么时候与习近平同志见面的？当时聊了哪些话题？
张宏樑：我记得很快就和他约了一个周日下午见面。那天，我坐了几站公交车，又步行十多分钟，按照他给我留的地址找到他的宿舍。敲门时，我还有些忐忑不安，是习近平同志亲自给我开的门。我说：“您好！我是厦大经济系的张宏樑。”他说：“宏樑，你好！快请进！”习近平同志笑容可掬、亲切和蔼，标准的普通话，声音带着磁性。我们俩一握手，他就说：“你的手很厚很软啊！”这句话一下子就把我的不安情绪给打消了。
习近平同志的宿舍一进门就是客厅，和过道连在一起，很窄很小，就摆了两张沙发和一个茶几。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坐吧。”我说：“这是您同学给您写的信，让我一定盯着您看完。”他接过那封厚厚的信，边笑边说：“这小子，要么不写，要么就写这么厚！”说完就坐下来很认真地看起来。
看完信后，他说，信中这些观点有的很好，有些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商榷。厦门是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处在改革开放最前沿，有很多新的做法。我来了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感受和触动，特别是在推进改革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谋划。这样吧，我先简单说几点，你记录，帮我先回个信转达一下，有时间我再正式回信。
我记录完后，习近平同志看了看记录稿，点了点头说：“可以！”说完，他又转过脸笑着问：“你是哪里人啊？父母是干什么的呀？”我说：“我是河北石家庄人，父母都在中国科学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工作，都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党员知识分子。”当我提到父亲张尔翼是高级畜牧兽医师的时候，他说：“我对你父亲有印象啊。我在正定当县委书记的时候，请过好几批专家，其中就有你父亲。”他这么一说，一下子把我们两个人的距离拉近了很多。
当他得知我刚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还担任了厦门大学经济系团总支副书记后很高兴，说：“好！年轻人就应该要求进步，积极入团入党，利用一切机会锻炼自己。要艰苦朴素，要‘自找苦吃’啊。”
临走时，习近平同志说：“我刚来厦门，认识的人也不多。你周末没事欢迎过来聊一聊，我很想了解你们大学生都在学什么、想什么、做什么。”他说，他们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都是有过社会实践经历的，而80年代的大学生不一样，都是校门对校门，基础知识比较牢，但缺乏社会实践锻炼，想法和行为都有很大不同，这方面他想好好地了解一下。他当时说的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年轻人不能认为进了大学就进了保险箱，就等着将来直接分配到机关，一定要多接触社会，补上社会实践这一课。你们虽然读了很多书，但书里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众实践结合，才能把‘水分’挤掉。要给书本上的知识‘挤挤水’，才能得到知识‘干货’。”
采访组：您怎样理解习近平同志当时提倡青年人要“自找苦吃”？这对您的人生有何影响？
张宏樑：要说对我做人影响深远的，就是习近平同志多次讲到的要“自找苦吃”。他说：“我对自己的首要要求就是‘自找苦吃’。”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人生观。再一个原因应该是梁家河那段下乡经历对他的锻炼成长影响很大，是切身感受，也是肺腑之言。
记得后来，他跟我回忆了很多知青时候的事。其中一个就是大冬天下到粪池里起粪，这是当时农村最苦的活。因为冬天粪池里结着冰碴，但也得下去起粪，一方面需要沤粪，再一个粪池快满了，不起出来也装不下。习近平同志对我回忆说，去起粪就得把鞋子脱了，把裤腿挽起来，光着脚跳进去用铁锹一锹一锹往上起，冰碴把腿和脚划出一道道血印子。他当时只有十几岁，个子不够高，身体也不够强壮。起粪的时候弄得满身既有汗水又有粪尿，混在一起，又湿又臭，冷风一吹，全身冰凉。粪池里不仅脏，还散发许多恶臭的有害气体，令人窒息，越到后面越难受，既考验体力也考验毅力。但这个活他干得最多，每次都是第一个主动跳下去抢着干。他在别的地方也提过，下乡要过五关：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劳动关是关键的一步。他说，只有跨过了劳动关，树立了“自找苦吃”的想法，才能砥砺思想，让你的思想更加靠近老百姓，也让老百姓更加信赖你。
说实话，当时我对“自找苦吃”这四个字理解得还不深。后来，我特意去了一趟梁家河。当我亲眼看到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插队时建起的全省第一口沼气池，听到当地村民中传颂他在梁家河为民造福的故事，终于体会到青年时的他真的是做过那些最脏最累的活才知道农民最需要的是什么，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感情也才更加深厚；我也真的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联系群众”，对习近平同志提倡的“自找苦吃”理解得更透了。在后来的人生路上，我时刻提醒自己，有苦吃是机会，要坚持多学多干，多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
采访组：听说习近平同志还与您的老师和同学们讨论过《资本论》，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张宏樑：习近平同志很关心我们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经常问我，厦门大学伙食怎么样？同学们能吃得饱、吃得起、吃得好吗？然后问我家里每个月寄多少生活费，都有哪些花费？班上开了什么课？等等。当得知我们系开设《资本论》原著课程时，他还多次与我分享在梁家河阅读《资本论》的情景和感悟。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中国最早翻译《资本论》的学者王亚南先生曾任厦大经济系主任和厦大校长。所以，厦大经济系对《资本论》原著的学习非常重视，把《资本论》三卷原著列为必修课，每学期安排一卷，分三个学期学完。这在当时全国高校经济类本科教学中绝无仅有。我对习近平同志说：“虽然学习《资本论》原著很吃力，但同学们的积极性都很高，收获也很大，再学其他理论课程，特别是西方数理经济学，就很轻松了。”
习近平同志听完之后说，你们本科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学原理、读原著是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最佳方式，也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最有效的方式。你们经济系坚持了这么多年，做法很好，对学生的成长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肯定会非常有好处。
他接着说，我在下乡的时候就通读过三遍《资本论》，也记了很多本笔记。我读过几个译本的《资本论》，最喜欢的是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内心也很敬佩他！因为王亚南先生不但是翻译家、教育家，还是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理解很通透。不只是翻译《资本论》，王亚南先生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旧中国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刻剖析，发表过一系列很有影响的著作，包括《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我也都读过。
后来，习近平同志让我联系学校，专门抽出时间到校参加了以“《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实指导意义”为题进行的一次小范围座谈。学校的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有幸参与了这次座谈。
参加座谈的教师对《资本论》研究水平都很高，某句话在《资本论》哪章哪节哪页，前面讲的什么，后面讲的什么，前后如何结合起来理解，等等，都装在脑子里了。跟厦大的老师们座谈《资本论》，要是没读过几遍原著，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坚实的社会实践，还真难以深入交流下去。但习近平同志很早就反复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老师们交流起来深入浅出，得心应手。他说起来既有理有据又生动透彻，因为他有扎实的实践经验，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理解得比我们深刻得多。对习近平同志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对社会的广泛了解，特别是他就《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当时特区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谈的几点意见，我相信参加座谈会的青年教师和同学们都会有深刻的印象。
记得习近平同志当时还讲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叔本华，以及当时流行的萨特存在主义，等等。因为当时我还是个学生，知识不够系统，对习近平同志讲的内容记忆不是很清晰了，但有一点记忆犹新，那就是对一位年轻的市领导能如此全面系统地掌握《资本论》而感到敬佩。
采访组：您在厦大读书期间，和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交往交流？
张宏樑：我们之间的交流还是比较多的。我经常在周末休息的时候到宿舍去找他，一直到我毕业离开厦门。我还跟着他到厦门的贫困村进行过一次调研。那是1986年初夏的一个周末，习近平同志说：“今天我带你去海边看个贫困村，离你们厦大不远。”那天他没带秘书，让司机开着车直接去了何厝村。
何厝村地处厦门海防最前线，与当时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小金门岛隔海相望，最近相距才4000多米，用望远镜就能看得很清楚。当我们的车停到何厝海边的小路时，习近平同志笑着对我说，那边国民党士兵肯定正用军用望远镜观察着咱们呢。
由于何厝村是海防最前线，很多年来渔民不能自行出海打渔，生活比较贫苦，与厦门特区经济发展反差很大。习近平同志了解到石斑鱼在香港卖得很贵，也适合在厦门沿海养殖，他有一次到何厝村调研时，就提议何厝村养殖石斑鱼。我们去看的时候已经养成出箱了。记得何厝村支书跟习近平同志汇报，鲜活的石斑鱼出口香港能卖到300多块港币一斤。那个时候港币兑人民币的汇率比现在高，村民因为养殖石斑鱼，收入增加不少，经济效益显著。
习近平同志听了情况汇报后非常高兴，也非常欣慰，并进一步指出，解决温饱问题只是初步，还要想着产业发展，提出下一步村里要发展对金门岛的观光旅游业。
调研结束时，村支书一定要请我们吃一条石斑鱼，说是让我们尝尝为什么石斑鱼能在香港卖得这么贵。我是第一次吃石斑鱼，感觉特别好吃，或许是因为心情好、价格贵才觉得味道鲜美吧。吃完鱼，习近平同志笑着对村支书说，这条鱼我可不能按香港的价格付钱啊，一是付不起，再说我也没有港币啊，说着掏出工资付了鱼钱。
这是我亲眼见证的习近平同志抓扶贫的实例。调研中，他说，我们国家扶贫的任务还很艰巨，一定要关心群众疾苦，扶贫工作要因地制宜，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岛吃岛。村里要发展有本地民俗特色的乡土农家住宿和渔家餐饮，比如全鱼宴。还可以开展对金门岛的观光旅游，让我们的渔民开着渔船，带着游客，到金门岛附近，来一个近距离的金门岛观岛游，回来后再吃上一顿当地风味的渔家宴，住上一晚农家院，游客一定很多。摆脱贫困要长期抓下去，才能见到效果，不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问题是无法向老百姓交代的。
采访组：我们听说您后来回老家开展社会实践调查，习近平同志还给予了很多支持。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张宏樑：1986年年初，快放寒假的时候我去看他，并告诉他我准备回老家开展社会实践。习近平同志很高兴地对我说，好啊，我支持。他说，旅游业作为正定县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调走的时候才刚刚起步。旅游基础设施初始投入比较大，投资回收期较长，但方向肯定是正确的，你回去专门就正定旅游业的发展搞个调研，回来跟我说说，看看还需要我做哪些工作。
我回到石家庄，很快赶到正定联系上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及资料组、信息组的三位同志，这三位同志都是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时的县委办工作人员。我向他们介绍说，习近平同志非常惦记正定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产业和荣国府项目的情况。我准备结合“旅游经济学”课程要求，做一个正定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和展望的实习调查，请你们多帮助。他们三位首先领我到县委办公室资料室，把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时的调研文章、讲话稿和起草的公文都找出来，我一眼就能辨认出那些稿子都是习近平同志亲自起草的，字体方正、遒劲刚毅、一笔一画、力透纸背。我一晚上没睡觉把相关的稿子都认真拜读了一遍。文稿思路非常清晰，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在抓好眼前工作的同时，也长远谋划正定几十年之后的发展。
第二天，我向这三位同志了解正定旅游业的具体情况。他们三位介绍说，正定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文化古城，1983年习近平同志来正定不久就开始酝酿发展正定的旅游业，恰逢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需要建造一个荣国府，习近平同志就积极争取项目落地正定，并考虑借此机会建成实景，为正定县留下一处永久性的旅游景点。
正定历史上是农业大县，一些同志对发展旅游业还有疑问，认为一是没经验、没人才，二是建成了也怕没人来、包袱大。习近平同志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和人们文化生活需求的提高，旅游业肯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这个机会不能错过。他和其他县领导积极做工作，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县委很快作出了兴建荣国府和常山公园的决定，为正定县旅游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短短两三年时间，这些旅游景点的门票收入就快速增长，实现了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两方面的丰收。
调研期间，著名京剧演员杨春霞出演的《杜鹃山》正好来正定演出，这在以前的正定县是不可想象的。演出的常山影剧院，也是当年在习近平同志领导和关注下新建起来的。由于观众非常多，我记得我们坐在最后一排观看演出。从这件事就看得出来，正定的文化旅游产业已经起步了。
回到厦门之后我就向习近平同志详细汇报了正定旅游产业发展现状，虽然才起步，但势头很好，用不了几年就会上一个大台阶。他听了很高兴，同时指出，荣国府项目只是一个开始，不能孤立地看，不是只为拍一部《红楼梦》而建荣国府。将来正定旅游业大发展，不能光靠卖荣国府、大佛寺门票，如果这样，人家看一圈就走了，一定要吸引来旅游的客人在正定吃特色餐饮、购土特产品、看当地戏曲，留住一个晚上，只有这样搞旅游产业，人流链、资金链、服务链才能一环扣一环，周转起来，形成旅游文化产业链，才能把石家庄、北京、天津甚至更远的客人吸引来，形成正定特色的文化历史旅游。
习近平同志又亲自总结了几条，提笔给他的继任县委书记写了封信，就如何进一步发展正定的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文化产业谈了意见，建议全县同志一定要团结一致，统一思想，紧紧抓住旅游产业不放手，发展成为正定县的支柱产业。
记得后来习近平同志还跟我说起，继任县委书记收到信后，还特地由上述三位同志中的一位陪同，到厦门看望了习近平同志。
采访组：在这次社会实践中，您有哪些收获？
张宏樑：这次社会实践对我影响很大，我在校主修的旅游经济学终于在实践中有了思考和应用，特别是正定发展旅游产业的生动实践，习近平同志重视第三产业、重视旅游产业与当地人文相结合的思想，成为我实习论文的核心内容，并受到老师的好评。
后来，我发现在习近平同志亲自主持编制的《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专门把旅游作为附属篇，提出把旅游作为重要的发展方向。
采访组：我们知道您后来毕业论文的选题也与河北正定有关，是否也受到了习近平同志的影响？
张宏樑：是的。我的大学毕业论文，从选题方向到题目、结论都得到习近平同志的指导甚至亲自修改。
1987年年初，我请教习近平同志如何确定大学毕业论文方向。我说想去调查了解一下石家庄市造纸厂，当时这个厂的厂长马胜利承包经营的经验正在全国大力推广，就此深入研究一下工业经济。但习近平同志建议我说，你还是回正定农村了解一些情况，研究一下那里的土地如何集中的问题吧。
习近平同志说，根据他在正定和在厦门工作的情况看，农业集约化是农业机械化的前提，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农民脱贫增收的必由之路。农业没有集约化就发展不了农业的现代化，农民就摆脱不了土地的桎梏，农村发展不了第三产业，也不能实现半城郊化、城镇化，不能实现农民增收。他希望我做个调查，也顺便带给他一些正定农村的信息和情况。
原来，习近平同志在1984年就提出正定县要走“半城郊型”经济的发展路子。这是一个介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之间的中间型经济。基于正定紧邻石家庄的实际，习近平同志提出二十字发展方针，即“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这就需要把农村土地集约化，把闲置的劳动力转化到为城市服务的第三产业中来。当我在正定做了初步调查和了解后，我才明白了为什么习近平同志让我来正定了解土地集约化经营问题，因为他还深深惦记着正定的发展，惦记着农民的收入，惦记着探索城郊县经济发展的新路。
这个选题得到了我的指导教师的肯定。结合所学习的理论知识，我就正定县土地现状、土地集约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实现的步骤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和探讨，写出了关于正定土地集约化的毕业论文初稿，题目是《浅析我国农村土地集中问题——从河北正定县土地如何实现土地集约化谈起》。我把论文初稿送给习近平同志审看，他看后表示基本认可，说：“你作为一个快出校门的大学生，情况了解得不错，也具备基本的理论知识，但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实事求是，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分步办法。”他指出，在现有的土地所有制、承包制和户籍制度下，如何促进土地集中，这不是简单的课题，不能脱离实际想当然，不能一蹴而就靠理论。所以，你这个论文的题目应该改为“从土地集中‘难’谈起”为好，提出一些解决土地集中难的分步办法。他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于是，我将毕业论文题目改成《浅析我国农业土地集中问题——从河北正定县土地集中难谈起》。
最终，我的毕业论文取得90分的高分，我的指导老师给我的评语是：“本文以河北省正定县的实际情况为依据，论述我国农业土地集中的意义、条件、途径及其存在的问题，内容体系新颖，理论联系实际，论述由浅入深，有较强针对性，有独立见解，对我国农村经济实践有一定指导意义。”我知道，能得到这样的肯定，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习近平同志的悉心指导，他的很多重要观点给我的论文大大加分添彩。
从指导我论文这件小事就能看出，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他任福建省长时，还特意请我的这位指导老师到省政府作农业经济专题讲座。后来，习近平同志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中也深刻指出，中国农村市场化改革是建立和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取向，是突破农村改革和发展瓶颈制约、开创农村改革和发展新局面的重大举措，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
习近平同志也一直非常关心正定的发展。1993年3月，习近平同志到河北考察，他把我叫到他住的酒店，让我陪他一起回了一趟正定。记得还跟三位县委办的同志见了面，习近平同志对那些一起工作过的干部都很挂念，很有感情。
采访组：在您大学毕业回石家庄工作前，习近平同志都和您说了什么？
张宏樑：1987年7月9日，我毕业回石家庄的前一天晚上，去跟习近平同志道别，请教他还有什么要指导和嘱咐的。习近平同志对我说，你工作后一定要下基层工作，不能总待在上级机关，不要把基层当大车店，至少要踏踏实实干上两三年，一个事情踏踏实实干上几年才有可能出成果。“不要把基层当大车店”，是他很有特点的一个说法。他说，我在梁家河的7年，正好是你们上高中、上大学加在一起的时间。我上的是梁家河的高中、梁家河的大学。上了这个高中和大学，对老百姓才会有很深的感情。你们一定要下基层，才能培养出对老百姓的感情，才能提高自己，干出实事，做出实效。
临行前，我对他说：“我的毕业纪念册，您给题个字吧。”他高兴地说：“好啊，我先看看。”他拿着我的毕业纪念册一页一页地翻，仔细看了每个老师和同学的毕业留言。当他看到我自己的留言是：“沉下去，绝不沉沦；浮上来，更不轻浮。请让自然规律做我们的动力吧，用我们的年轻做最大的资本。”他抬眼看了看我，点了点头，似乎还算满意，然后他说：“我给你写八个字吧。”
他拿起平时常用的圆珠笔，写下了“志存高远 行循自然”八个字，题上了他的名字和时间。我感觉，习近平同志书写的时候很用力，写完之后，他说：“这八个字，你要好好体会，立志的同时，要务实、要实干。”
写完后，他又拿过我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了十几个同志的名字和电话，让我回石家庄后代他去看望，其中包括吕玉兰等同志。他说：“这些同志都帮助过我，你回河北代表我去看望他们，谢谢他们，也把他们的情况写信告诉我。”
那天习近平同志还说，你既然回了石家庄，在把学习工作安排好的同时，抓紧把婚结了，一个是让你女朋友晨霞和她家里放心，再一个你要是25岁之前结了婚，25岁就有了孩子，这样你们年轻，精力旺盛，很轻松就把孩子带大了，对晨霞的身体影响也小。特别是你到了50岁时，正是最有经验和精力干事业的时候，孩子25岁大学毕业了，没有任何负担，你们俩都可以专心继续干事业，而且还形成了影响教育下一代人的良性循环。
他接着说，其实我们社会的传承也是这个道理，将来你们年轻人走向社会，在工作中要多向大你们十几二十岁的人学习，他们有经验有能力，能够带领你们更快成长。将来你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40多岁，也要重视对小你们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的培养，这样就形成三代人上下传承，承前启后，绵延不绝的奋斗过程。
采访组：请谈谈您对习近平同志“勤俭持家，低调做人”的家风的感受。
张宏樑：习近平同志是个非常朴实的人，在厦门我们接触的这段时间里，他基本上都是天天走路或骑自行车上下班。按说他是可以有公车的。他对身边人也关怀备至。记得1986年冬天，天气特别冷，我寒假回石家庄过春节，习近平同志把他的军大衣借给我。他说：“你坐火车，还要倒车，穿军大衣会暖和些，我坐飞机回北京，穿夹大衣就够了。”
三天后，我到他北京的家里把军大衣还给了他。在他家，我感受到了“勤俭持家，低调做人”的优良家风。很幸运的是，那天我还见到了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习近平同志特意请习老来到客厅，向老人家介绍我：“这是我在厦门认识的小朋友。”习老握着我的手说：“好啊，他还年轻，你们要多帮帮他啊。”习老那天上身穿红色中式对襟棉袄，下身穿深蓝色西裤，满面红光，精神矍铄。
记得那天家里还有他的弟弟习远平。习近平同志介绍说，你们俩年龄接近，更能聊到一块。习远平当时正在创业，他开玩笑说他的项目很有前途，让我毕业后跟他去干，我说还是想回河北政府机关工作。习近平同志听了我们的对话，严肃地对我们说：“宏樑毕业后好好去基层锻炼，别想马上去什么大公司发财的事；远平干公司就好好干，别想回政府机关，做生意也别想着跟政府掺和。总的一句话，想发财就别想当官，想当官就别想发财，别想两全其美，‘鱼和熊掌不可得兼’，两个都想得，那是不可能的，那会害了你们自己。”这段话对我触动很大，像刻在我脑子里一样，至今记忆犹新。
那次在习家，我感到那么高层的国家领导人，家庭装饰摆设等与普通人家别无二致，大门上贴了春联，家里充满其乐融融、喜气洋洋的气氛，透出浓浓的年味。院子里堆着北方人过冬常备的白菜、萝卜和大葱，客厅也只摆着几盘花生、核桃和糖果。习近平同志让我坐火车帮他拎回来的一兜子漳州芦柑，就是最好的时令年货了。
习近平同志出身高干家庭，但做人非常低调，心里总想着为百姓做事。在交谈中，他时常说，咱们为老百姓干事，不能有只追求自己生活快乐的思想。大学生也一定要丢掉这种思想，扑下身子为老百姓工作。他曾经多次跟我说：“我自己把‘自找苦吃、为老百姓做事’作为第一信念。尽管会有很多坎坷，每天都经历不同的挑战，除非身体不行了，除非不让我干了，只要没有这两种情况，我都会坚定不移走下去。”
习近平同志做事非常认真，也很注重细节。他说，在军委工作时，首长下午要去一个地方，我对北京路熟，也知道怎么好走，但仍然要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请司机跟我跑一趟，怕修路或改路了，耽误首长时间，亲自跑一趟才放心，这是细节。你做人做事都得有这个细节意识。
采访组：看来您在厦门和习近平同志的交流还是很多的，您还能否回忆一些有趣的生活片断？
张宏樑：好！我那时候经常利用周末去他宿舍找他，一直到我毕业离开厦门。习近平同志是北方人，特别喜欢吃饺子，厦门的餐馆没有卖饺子的，只有一种类似饺子的“扁食”，但味道很不一样。有空的时候，我们就在他宿舍，自己动手包。他准备大白菜、猪肉，我就负责剁馅儿、调馅儿、擀皮儿，然后大家一起包饺子。他吃得特别香，说：“还是北方的饺子好吃！可比吃‘扁食’过瘾多了！”还夸我馅儿调得不错。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1986年中秋节前的一天，习近平同志骑着自行车，带着两盒月饼到厦大学生宿舍芙蓉二找我，说是单位发的，一个人也吃不了，请同学们吃月饼，一起过节。同学们都远离父母家乡，看着有这么大一个领导自己带来月饼给我们过节，都非常开心，都说没想到堂堂一个副市长能像大哥哥一样亲切。
采访组：我们相信，与习近平同志的那段交往是您不可多得的经历。您讲的这些事情，您所了解的习近平同志当时的那些思想，对当代青年人特别是大学生有哪些指导意义呢？
张宏樑：接受你们的采访，回忆起很多30多年前的珍贵往事，对我自己的灵魂也是一次洗礼。因为这些亲身经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我今天理解得就更深入一些。
我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划时代的伟大思想，主要由四重维度组成：从时间上讲，习近平同志几十年来艰苦实践，一以贯之；从广度上讲，他亲身经历了中国大多数阶层和行业，不屈不挠，上下求索；从高度上讲，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作出新贡献；从传承上讲，他传承红色基因，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培养指导和中外历史先进文化的熏陶。伟大思想从四个维度与中国实际情况牢固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包容力、指引力和传承力。
习近平同志一直以来非常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今天我回想起30多年前和习近平同志的交往经历，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场难得的心灵洗礼，是一次珍贵的党性教育。他的谆谆教诲和嘱托就像春雨沁人心脾，像清泉洗涤人性，像春风唤醒绿叶，像闪电激荡尘埃，对当代大学生肯定会有重大指导意义。我坚信，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一代中国青年，一定能够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变为现实，一定能够成为合格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本文转载自《学习时报》2019年8月12日第3版。若转载此文，请不要删改标题、正文、加插图片，谢谢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