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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疫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几乎每个人都处于焦虑之中。因此我们心理援助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帮助人们增加稳定感和安全感，帮助他们走出应激反应。”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心理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秘书长吴坎坎说。
“从武汉刚一封城，我们就一直想来，但是一时又来不了，只好在线上开展心理救援工作。”直到3月，中科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科研攻关组成立了武汉协调办公室，鉴于心理所在后方和线上做了大量心理援助工作，便与心理所沟通到武汉进行心理援助。心理所迅速决策，派出工作队“逆行”前往武汉，吴坎坎便是工作队成员之一。
工作队来到武汉两天后，中科院心理所和中科院武汉分院确定成立“中科院心理所-中科院武汉分院心理援助武汉工作站”，吴坎坎也做好了在这个工作站工作两年的准备。“我们的团队要长期驻扎在这里，因为心理援助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大家的创伤很难一下子就好起来”。
社区工作者承担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武汉的实地工作中，吴坎坎发现，随着疫情的变化，抗击病毒的战场也在逐渐发生转移。防止病毒传播的重担从医院转向了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正承担着前所未有的责任和压力。这些工作人员从疫情最初暴发以来，就没有充分休息。吴坎坎与当地几个社区的书记聊天时，刚聊了几句，一个书记便哽咽了起来，坦言自己压力太大，需要休息却没有办法。另一个书记说，自己承载了太多社区群众的情绪，非常需要一个宣泄情绪的出口，哪怕只是朝谁喊一喊都好。“在这个特殊时期，每个人都会出现应激反应，容易情绪激动。很多时候，并不是真的存在现实矛盾，更多的只是情绪问题。当情绪得到宣泄，心理压力减轻了，情绪也就得到了疗愈。”吴坎坎说。
这些平日里要起到“稳定军心”作用的社区负责人，这些必须不动声色把一切责任担在肩上的“硬汉子”“铁娘子”，从来没有机会跟别人分享自己的压力，见到吴坎坎他们这些心理工作者，终于可以放下包袱，讲讲心里话。“说出来就好了一半，哪怕只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可以起到情绪疗愈的作用。”吴坎坎说。
心理工作者运用专业知识对社区工作人员进行帮助，通过科学的心理疏导为他们减压；教他们科学的睡眠方法，在睡眠时长不足的情况下，达到优质睡眠的效果；教他们情绪宣泄的办法，不要让自己的负面情绪压抑太久；指导他们通过“情绪手环”对自己的睡眠、情绪等健康状况进行监测和评估。对于那些睡眠、情绪问题严重的人，心理工作者会建议安排强制休息，“不然他们确实会崩溃。”吴坎坎说，“社区工作者如果出了问题，整个防控体系都会面临危险。”
吴坎坎计划下一步在社区工作者中间开展一些活动，为他们提供集体减压的渠道，让他们能够互相支持。同时，帮他们培训专业的心理技术人员，“他们队伍里得有几个懂心理学的人，这样在处理社区群众问题时，就可以分辨出哪些问题是情绪问题，哪些问题是现实需求。”
在经历过疫情后，因为情绪问题经常去社区“找茬儿”的人不在少数。吴坎坎分析说，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表现有的是严重的创伤反应。很多人经历创伤后，会产生强烈的心理诉求，需要被关心和关注。当了解到背后的深层心理原因后，社区主动打电话关心，询问他们的近况，给他们支持。通过经常聊天沟通，社区工作者和居民间建立起了稳定的联结感、安全感，“找茬儿”的事情便平息了。
吴坎坎感到，虽然医疗救治陆续恢复常态，但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压力依然巨大。在医院发放“情绪手环”时，让吴坎坎没想到的是，这些原本只是给患者准备的“情绪手环”，却受到医护人员的热烈追捧。经过了解他才知道，医护人员的心理压力仍然缺乏有效的舒缓渠道。借由领手环、询问手环用法的机会，医护人员可以“顺便”跟心理工作者聊聊天，倾诉内心的“疼痛”。“‘情绪手环’搭建了一座很好的桥梁，让我们建立了联系，当他们需要舒缓压力的时候，就可以借着‘情绪手环’的话题来找我们”。
每个人都需要心理学科普和心理学自助
心理所心理援助工作队在武汉已经工作了两个多月，除了参与国家卫健委、民政部等部委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起草，帮助湖北省卫健委、省民政厅、省妇联，武汉市卫健委、市民政局、市政法委、市社工协等相关部门研判情况、提供专业支持等工作，工作队的时间主要花在社区和医院，给社区工作人员、医生、患者和普通居民发放“情绪手环”，向他们进行心理学科普，为他们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吴坎坎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国家队”的心理援助工作借助了很多新的科技手段。“情绪手环”就是其中之一，不仅能够测试佩戴者的情绪，还可以监测睡眠、血氧饱和度等生理指标，可以监测一个人的身心健康。
此外，心理工作者们还指导大家使用一系列名叫“安心自助训练营”的小程序，进行心理自助。这款小程序是中科院心理所制作的，可以让有恐慌情绪或是其他心理问题的人，通过自助打卡的形式，进行自我心理调适。
在吴坎坎看来，此次疫情发生以来，每个人都受到了影响，因此每个人都需要心理学科普和心理学自助，小程序可以帮大家把较轻的心理问题解决掉。而且，在疫情中，传统的面对面式心理服务很难实现，结合互联网技术的心理疏导和干预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创伤后获得成长
创伤反应不仅出现在社区，在康复隔离点更为常见。一个因疫情失去了孩子的人，在孩子生日前夕出现严重哀伤反应，情绪波动，几乎崩溃；一个失去亲人的病人告诉医生，自己睡不着觉，需要服用安眠药，却偷偷把药藏起来准备轻生；一个被隔离观察的治愈者，因为见不到家人，没有情感交流，惊恐发作，天天担心自己病情复发，或是有后遗症，以后不能正常工作生活……
疫情伤害的不仅是每一个个体，更是每一个家庭。失去亲人的伤痛、劫后余生的悸痛几乎波及了疫情下的每一个武汉人，绝大多数人都经历着或多或少的创伤反应。因此，如何走出创伤反应，获得创伤后成长，也是疫区人们普遍要面对的心路历程。
在金银潭医院开展工作时，吴坎坎发现，很多来医院的人都把自己包裹得非常严实，在医院里不敢多待，急着离开，想要跟他们聊天、让他们现场做访谈和情绪评估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心理工作者发放的“情绪手环”他们也不敢要，害怕感染病毒。每个人的表现几乎都呈现出一种焦虑状态。
吴坎坎在租房期间发现，每次约房东见面，对方都会犹豫不决，不想出门，在出门前还要做很多心理建设和准备工作，出一次门恨不得处理几件事情，才觉得“值”。
吴坎坎认为，这些都是创伤后的正常反应，通过心理学科普和心理学自助，慢慢就可以调适过来。吴坎坎说，疫情虽然给人们带来了心理创伤，但是很多人在创伤后也获得了成长。人们变得更加关心医疗科研，愿意配合医疗工作者开展研究，愿意做医疗科研的志愿参与者；邻里关系也变得更加温暖，很多以前不认识的邻居，在疫情下变成了患难与共的好朋友；很多人主动做起了社区志愿者，为社区居民跑前跑后，提供服务；很多家庭关系也发生了蜕变。人们变得更愿意关心别人，也更热爱自己的国家。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