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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6月4日傍晚，广州火车站西侧的华丽宫鞋城关门后，商户们在商场管理处的组织下在鞋城外摆起地摊。华丽宫主营外贸鞋，受疫情冲击较大，对这里的个体经营者来说，摆地摊多少能减轻经营压力，也是新的机会。
广州有“千年商都”之称，在明清时期，当地沿街摆卖的民间市集甚为热闹。改革开放后，为了改善城市形象、规范税收，广州开始介入对小商贩的管理。1984年，广州在越秀区开设了专门的摆摊点——西湖路灯光夜市。这里到处都是从全国各地前来“淘金”的人，他们将蛤蟆镜和喇叭裤等流行服饰带回家乡的同时，也带回了多元和自由的气息。之后的一年，广州又办起了17个灯光夜市。
从2001年开始，出于市容整治与规划需要，灯光夜市陆续全部关停，失去固定摊位的“街边仔”与城管的矛盾日益加深，双方争执时致伤的事件不时发生。时至今年，广州“街边摊”的命运因新冠肺炎疫情又发生了改变。
对于许多流动商贩来说，摆摊虽然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不用租金，可以节省经营成本，是他们在城市里顽强谋生的手段。
广州市中心天河南一路，吴大宝把折叠铁架撑开，从面包车里搬出牛仔裤开始吆喝叫卖。1994年，21岁的他只身一人从湖南老家坐上绿皮火车到广州打拼。彼时的天河村灯光夜市正旺，他的第一桶金就是通过摆摊掘得。后来，吴大宝拥有了自己固定的店面，从地摊转到早点铺。与在老家当保安每月100多元的收入相比，得益于广州开放和包容的管理，吴大宝实现了改变人生的梦想。
随后的10余年间，吴大宝的生活却遭遇多重变故。大儿子出生时因窒息造成大脑缺氧，左脑脑细胞萎缩，不会说话、无法行走、右半身偏瘫。早点铺经营所得几乎全花在儿子的治疗上。后来随着广州城市扩容带来大面积的旧城、旧村改造，吴大宝的早点铺档口生意大受影响，多年攒下的积蓄基本耗尽，只剩下一辆面包车。从巅峰跌入谷底，吴大宝只好又做回曾经的流动商贩。为了节省房租，他带着妻儿在广州郊区租房。白天到沙河服装市场进货，夜晚开着面包车到天河南街市摆摊。对他来说，经历命运的沉浮，摆摊依旧是一家人的生计，是儿子的希望。
同为摆摊，零点之后的天光墟则显得有些“慵懒”。天光墟是一种只在夜间开放的民间集市。每天凌晨两三点，海珠桥南延伸至南华东路的人行道上都会铺满上百个摊位，桥上有售卖零食、手机零配件、生活用品的，也夹杂着卖瓷器、银饰等旧物件的。
95后青年武楷斯是天光墟的常客。他大学的专业是法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旧货爱好者。2014年，入不敷出的武楷斯在这些旧货买卖里找到了养活自己的方法。在广州小洲村深处，他租了村民的屋子专门收藏从各地搜罗来旧物品，也向感兴趣的客人开放参观。无论是摊主还是在这里寻宝的淘客，天光墟摆摊更像是一种“小众”的生活方式。
流动商贩齐聚在热闹街市，也出没在城中村的市井之中。员村曾经是广州的轻工业重镇，遗留下大片城中村。这里基础设施完善，生活配套便利，居住成本低，成为很多青年的栖息地。夜幕降临，沿着员村二横路往南到珠江边各色小摊一字排开，夹杂着各地口音的人们举着啤酒瓶，在烟雾缭绕中推杯换盏。
41岁的冯原在员村二横路的临江广场摆气球摊。他5岁的女儿茵茵在河南老家上幼儿园，每逢暑假，妻子会带着女儿来广州短暂相聚。年轻时，冯原就到广州一家做摩托车配件的工厂里打工，后来工厂经营不景气倒闭，冯原便与同在广州打拼的老乡一起打零工，装修、盖楼、搬运工等都做过。白天有活儿干的时候，他能挣大概200元，夜晚就在江边广场摆摊。他想攒多点钱，留给女儿将来念书。
相比疫情前，今年夏天紧邻广州火车站西广场的各大服装城人流显得稀少了许多。魏小姐一家人从老家温州来穗已10多年，疫情之前在站西服装城经营一个七八平方米的小档口。疫情来袭，档口无生意，她退租了，但库存都在广州。这几天，闻到“风声”的她也加入了摆摊。每晚从5点摆到9点，净利润约100元。魏小姐的货品很多，她一个人从出租屋来回搬了3次，东西放在这也没人拿，“这边的人心地很好。”
今年38岁的Vivi带着女儿一起在火车站西侧的华丽宫鞋城外摆摊。她从今年3月就复工了，曾尝试过在网络平台直播卖货，但发现自己作为中间商并没有优势——货不如厂家多，也没有豪华的店面。现在摆摊每天平均能卖十几双鞋，比在店里卖的更便宜，每双鞋净利润仅10-20元。
目前，广州市已建成流动商贩临时疏导区和临时摆卖点超过60个，设置摊位8400多个，惠及1.2万余人。几经浮沉，街边的烟火气又逐渐回到这座“千年商都”。
林宏贤 段卉 摄影 林宏贤 写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