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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诗词大会》早办那么十几年，我觉得我可能有机会进“百人团”。毕竟，在那个学习诗词主要来源是课本的年代，我遇上了一家无名小书店。
书店也许是有名字的，只是我从来没注意过，也没有丝毫记忆。在六年级结束的暑假，一场台风过后迎来短暂的清凉，我到即将升入的初中门口溜达，一眼就看见一家小店堆了一屋子的书。小书店门面不大，却有些纵深，我的目光急着往里探，哪还有余光往上看招牌。何况还有更吸引我的——店门口立着一块大大的纸板，手书“特价”二字，加三个叹号。
书店的装潢，可以说是没有装潢，像极了车站附近那些每天都是“最后三天”的小店。三面墙是书架，中间摆了若干张桌子拼起来的台面。书的分类大致按照内容，主要按照折扣，比如，这一架都是三折，那一架都是五折，这一堆统统五块钱一本。
这是我前所未见的卖书方式，毕竟我此前的买书经验全部来自新华书店，从店到店员，从书到书架，都透着端庄、骄傲。可这里，就像一个书的自由市场，不仅买卖方式自由，书的内容也是自由的。
小城有规模不小的新华书店，历史悠久，至今仍矗立在老城区的市中心。小学一二年级时，我每学期都能凭借“双百分”的期末考试成绩单，去新华书店领取图书作为奖励。和当时全国所有的新华书店一样，里面的书分两类，教辅和其他。
经典自然也是有的，成套的近现代名家小说散文十分齐全，但到了古典文学的书架，就是《唐诗三百首》之类。如果想买一本《唐诗鉴赏辞典》，就得请店员不情不愿地去取来钥匙，打开一个玻璃门的展示柜，方可一睹其中内容。而且，关键是，在没有网购的年代，所有书，不打折。
现在有个流行词，叫“重新定义”，那这家无名书店，对十几岁的我而言，就是重新定义书店，以及重新定义古典文学。
老板是一个中年男子，戴着不知道是近视还是老花的黑框眼镜，手里总是捧着一杯绿茶。他并不热情，看到我进去，也只是略抬头，不说话，然后继续低头翻手里的书。有一次我不经意看了眼，居然字是竖排的！
当时身高1.5米多的我，望着一整架闻所未闻的诗词歌赋、古典小说，发现了一个唯美而无用的新世界。毕竟，那时候的畅销书是《哈佛女孩刘亦婷》，或者刘墉的《萤窗小语》，传统文化的风乍起，还要再等十几年。
第一次进书店，我什么都没买，主要是因为没带钱。在店里翻看了很久，老板也不赶我。后来，在整个中学时代，我只要放学后不急着回家，就到书店蹭书看。直到我身高长到了1.6米多，连书店门口的特价招牌都因为空气潮湿长霉而换了几次，老板依然不动声色地在那儿坐着看自己的书，除了结账时报个价格，其他时候都不说话，像一个避世的高人。
主要是蹭，当然我也用不多的零花钱买过一些书。多年后我发现，其实那时候的书名已经有了“文艺”的倾向。比如，张潮的《幽梦影》被改名叫“花不可以无蝶”，李渔的《闲情偶寄》被改名为“行乐第一”——必须承认，这些让人浮想联翩的书名，在一众硬邦邦的古籍原题中显得“清新脱俗”，很能吸引小姑娘的眼球。而且，无论如何，这些书名仍是从作者原文中提取的片段，比现在把沈从文的《边城》改成“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要高明许多，兼顾了经典与普及。
我爸妈信奉“唯有读书高”，至于读什么从来不管；老师只盯着我的考试分数，其他都不介意；而我，只是看着有趣，从来没有目的。看到一首宋词，觉得这句好，我就记得这句，谁写的、整首词写了什么，不重要，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词牌”；看《汉魏六朝诗》《古诗源》，才知道原来除了唐诗，还有这些明白如话的诗歌；看《人间词话》，不认识王国维，可为啥他讲得好有道理；看《花间词》《笑林广记》，啧，老师可从来不教这些。
在班里，我“发明”了一系列和诗词有关的游戏：确定一个字，然后轮流说包含这个字的诗词；用一句诗的最后一个字，作为另一句诗的开头。十几年后我才知道，那叫“飞花令”。现在的孩子流行玩这些古人的游戏，但当时的我是寂寞的，一种没有玩伴的寂寞。长大后回忆，一点儿也不沉重，只是会忍不住假设，如果那时候就有《中国诗词大会》，那么也许我可以……
高中时，我的兴趣从辞藻优美的诗词歌赋转移到了历史小说，比如二月河的“帝王系列”，还包括一些风格类似《走近科学》的考古纪实，比如《风雪定陵》《复活的军团》《西汉孤魂》《万世法门》……多年后一查，都是一个叫岳南的作者写的，风格趣味十分统一。虽然没有后来《鬼吹灯》那般神秘惊悚，但“金刚墙谜洞”“风流皇帝苦命妃”之类的章节目录，也足够吸引当时不知考古为何物的我了。
现在看来，这些书要说有多高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很难判定。当越来越多的历史作家、历史学者投入到为普通读者写作的事业中，就算按比例，也总会有越来越多的好作品问世。但在当时，能在一个小城的一家小书店看到这些书——还都是打折的正版书，不禁让人有诸多想象，老板究竟何许人也？
我的高中语文老师不是本地人，这在当时的小城并不多见。他戴黑框眼镜，说着有口音的普通话，据传还是北京某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不知道为什么到这里教书。有一个周末，我又在无名书店的角落里蹲着蹭书，无意间抬头，居然看到了语文老师。他抱了一摞书，更神奇的是，老板居然跟他在聊天！
我听不清，也听不懂他们聊什么，但这个场景就像电影一样在脑子里演绎了好几部小剧场：小城，阴雨，书店，两个戴黑框眼镜的中年男子，接头。如果我是吴宇森，天空中此时一定还有几只白鸽。
后来，语文老师也发现了我。他一定是惊讶的，毕竟在当时，喜欢看这类故纸堆的一般是郁郁不得志的中年老男人。但他没有多问，只是寒暄了几句“住在附近啊”“作业做完了啊”之类的师生社交辞令。只是后来的语文课上，他有时候会拿出一册文学期刊，让作为语文课代表的我给全班读。
有一次，我仗着手里有钱能买几本书，鼓起勇气准备和老板攀谈几句。还没开口，老板瞄到了我手里的两册《历代诗话》，说：“中华书局的书不错。”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买书原来还要看出版社，以及有个著名出版社叫中华书局。几年以后，我到北京上大学，还特地辗转去找了中华书局所在，丰台区六里桥，从地址到建筑都不够优雅，但于我而言，却是一位“高人”给我的指点，我终于得探究竟。
上大学后，我回家的时间不多，有一年没去，等第二年再次路过，这家书店的铺面转给了一家餐厅。其实就算它还在，我买书也越来越多通过网购。再后来，小城也有了“网红”书店，书店的存在意义早就不仅是买书，而要看设计理念、咖啡文创、讲座活动这些指标。
在一个古典文学缺失的年代，无名书店突然出现；在一个传统文化又成风潮的时代，书店又适时地消失了，连同那个神秘的老版。只有一段往事，留在我一个蹭书人的记忆里，最多，还有这篇文章。
章径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