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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更改国际航班第一入境点”的消息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以下简称“首都机场”）运行控制中心应急业务经理车彦东终于可以放慢脚步，迎来推迟了两个多月的假期。
自今年1月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负责制订首都机场防控方案和对外组织协调管控的车彦东就像个旋转的陀螺。他一边和同事们时刻沟通，关注最新的疫情动态，一边马不停蹄地收集整理疫情防控的资料，抓紧制订防控工作方案。“这是一场跟疫情抢时间的战争，每一分每一秒都无比珍贵，我不敢浪费。”车彦东说。
事实上，过去半年内，在全国的各大机场和航空公司里，有很多像车彦东一样坚守在抗疫一线的民航人。从停机坪到航站楼，从万米高空到行李搬运管道，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中国民航业迎来不少新挑战。如何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有序恢复航班运行，成为摆在所有机场和航空公司面前的问题。
守好“第一道防线”
“各大机场是防范境外疫情输入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控措施有疏忽和遗漏，就会给首都北京的防疫工作埋下巨大的隐患。”在车彦东看来，机场的防疫工作既是重点又是难点，“我们的任务就是钉在首都机场，为首都疫情防控竖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据介绍，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按照上级决策部署，动员了1000多个基层党组织、1.4万余名党员和5万余名员工，坚守在空中国门的疫情防控第一线。
疫情暴发初期恰逢春运。“当时首都机场日均进出港旅客高峰达30万人次，仅体温检测一项任务就是个大难题”，车彦东回忆，当时首都机场3座航站楼共有数百个国内进出港通道，此前测温设备并未普及。
“我们必须和疫情赛跑，时间就是生命！”这是车彦东当时脑海中浮现的唯一想法。
为了尽快拿出防疫解决方案，车彦东和同事们在1天内跑遍了首都机场候机楼的每一条通道，还认真研究了17年前抗击SARS的经验。
连熬了几个通宵后，车彦东交出了一份“首都机场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方案”。按照通常的工作节奏，制订这样一份大型方案，最快也要半个月。也就是说，在国内疫情最严峻的时候，车彦东为首都机场抢出了近两周的宝贵时间。
国内疫情刚控制住，国外疫情的蔓延又来势汹汹。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外防输入”的压力让首都机场的战线再次延长。
从3月3日起，车彦东和同事们又在第一时间研究制订“首都机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重点地区来京旅客临时安置区处置程序”“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航班从指定第一入境点入境的航班保障流程（第一阶段）”等方案，并严格予以执行，保证了首都机场作为空中“第一国门”的安全。
“如今，在‘第一入境点’政策支持下，北京两座机场的防控压力得到了很大缓解，但是我们仍不敢有丝毫懈怠。”车彦东告诉记者，在防疫常态化尤其是北京疫情反弹后，大家更是时刻关注机场的情况。
与车彦东一样奔波在首都机场的，还有首都机场公安局境外输入疫情防控突击队副队长路涛。
自3月10日起，首都机场T3航站楼D区（以下简称“T3-D”）被划为国际航班停靠专区。入境流程频繁变化和航班量骤增，让T3-D的安保工作压力巨大。
T3-D正式成为处置专区的前一天晚上，首都机场公安局紧急选调了40名民警组成“境外输入疫情防控突击队”，为专区提供警务保障。路涛被任命为突击队副队长。
“最高峰时，每天有将近40个国际航班、7000多名旅客，我们每个人都感到保障压力巨大。”路涛告诉记者，除了进入T3-D区执勤，突击队还会安排警力在楼外备勤。“因为国际航班通常是24小时到港，我们也要全天候执守。”
“回国旅客经过了长达十几、二十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后，大多身心疲惫，遇到滞留时情绪容易激动。我们要第一时间去做安抚、劝导和解释工作。”路涛坦言，越是这种时候，越要耐心地与旅客沟通，提醒大家注意防疫安全，让旅客尽早安全回家。
路涛回忆说，有一天早上6点多，一批留学生从国外回京。他迅速走到玻璃墙边，隔着玻璃用手机和他们交流。
“他们把自己的行程、一路上的见闻告诉我。还给我看他们发的微博、微信朋友圈。有时候，里面也会写一些对我们工作的认可。”路涛笑着回忆说，每次当看到这些，自己连续加班后的疲惫也得到了最好的缓解。
事实上，车彦东和路涛只是首都机场集团抗疫一线员工的一个缩影。
在将近半年的漫长时间里，首都机场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首都机场集团”）5万多名员工在旗下53家机场里坚守阵地。
北京出现疫情反弹后，复杂的防疫形势给首都机场集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优先保障疫情防控工作一线需要，加强口罩、防护服、测温仪、消毒用品等物资筹措和调配，扎实做好就餐、值班、交通等后勤保障。”首都机场集团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实现员工防控零感染是‘三个零’目标的难点和重点，各单位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做好员工防控工作。”
杜绝发生员工因工作被旅客传染、杜绝发生员工互相传染和被外部传染是实现员工防控“零感染”的关键。
例如，首都机场股份公司推行办公楼“无接触”管理理念，实行来访人员二维码预约登记，设立无接触文件接收处，切实降低交叉感染风险。而大兴机场创新提出“四个一”路径和实施PDCA闭环管理，加强智能化员工测温登记、轨迹管理程序无接触式应用，并以同标准强化对合约商、服务商员工的健康管控。
“空中航线终于忙起来了”
在各大机场把守好“健康关”的同时，各大航空公司也加紧进行人员训练和航班恢复工作，加快复苏被暂停了近半年的民航业。
6月10日，2020年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东航”）飞行员职业技能竞赛复赛阶段在上海开赛。从8100余名飞行员中脱颖而出的48名飞行员，组成24个机组组合，通过理论机考和全动模拟机实操比赛的形式进行激烈角逐。
在民航业内，飞行员职业技能竞赛向来被誉为“万米高空上的技能奥林匹克”。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这项比赛在比拼飞行员素质和能力的基础上，又多了一层更加深远的意义。
“过去10年，如何尽快培养出合格飞行员、如何提高飞行员使用效率始终是我们的一项重点工作。”东航飞行技术管理部总经理刘志敏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各大航司的飞行员普遍飞行时间减少。如何不耽误训练的黄金时节，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为防止飞行技能生疏，从2月中下旬起，东航飞管部通过大数据分析识别高风险值，根据各分（子）公司上报的训练需求，有针对性地安排飞行员上模拟机训练，实现数字化精准训练。据刘志敏介绍，东航目前拥有国内所有主流民航客机的模拟机，可满足从飞行学员到民航客机副驾驶的初始养成训练。
“我们不能坐等疫情结束、市场恢复，而是要抓住疫情飞行任务减少的黄金训练期，主动作为，变危为机。”刘志敏直言，只有让每一位飞行员练好基本功，才能为民航业复苏夯实基础。
面对危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以下简称“国航”）则增加了境外复工包机的频率和速度。
5月27日，中国民航局发布《关于建立复产复工国际客运包机计划审批“绿色通道”的通知》，对经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或其外事组)批准、或者符合中外快捷通道要求的复产复工国际客运包机计划审批工作程序进行临时性调整，建立“绿色通道”。
随后，国航迅速与多家大型企业对接，根据他们的需求定制复工包机。
6月6日凌晨2点48分，中冶集团下属巴基斯坦山达克项目78名技术骨干，乘坐国航CA553包机，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直飞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卡拉奇。这也是从成都始发的首架复产复工国际客运包机。
据直飞该航班的飞行员介绍，这趟包机还搭载了包括医用防护口罩、防护服、红外测温仪在内的1.7吨防疫物资，以解当地的燃眉之急。
据了解，由中冶运营的巴基斯坦山达克铜金矿项目已持续稳健运营18年。受疫情影响，原计划3月恢复生产的项目冶炼厂不断延期，中方核心骨干员工如何安全返岗巴基斯坦成为当务之急。5月底，国航接到中冶集团发来的复工航班需求后，立刻着手制订包机航班计划。当日凌晨，国航西南分公司地面服务部就开设专属柜台服务复工团队，并协助旅客提交出境健康申报记录。
令人振奋的是，国内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后，各大航空公司的航班频次都在快速恢复中。
中国民航局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前5天日均客运量恢复至去年同期的57.4%，客座率达到近70%。6月5日当天保障航班11333架次，民航单日运输旅客量达103.67万人次，恢复至去年同期的61.5%，这是自1月28日以来，民航单日运输旅客量首次回升至百万人次。
于澈就是当天的“民航百万旅客”中的一员。因为工作需要，他每年要乘飞机去各地出差近百次。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于澈的乘机次数变得屈指可数。
如今，中国民航业经过180多天的等待，开始逐渐复苏，于澈也开始了忙碌的“空中之旅”。
“今年直到4月我才第一次来到机场，当时航站楼内有些冷清，航班也很少。那种场面是我从业以来第一次见到。”于澈欣慰地说，“现如今机场终于恢复了往日的热闹。从航站楼到空中，当大家都开始忙碌起来，我们往日熟悉的美好生活也就渐渐回来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真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