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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7月2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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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你必须用头撞开那堵墙

冯雪梅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0年07月21日   11 版)

    视觉中国供图

    埃德姆走了。

    趁着夜色,他登上一辆去塞尔维亚边境的卡车,1500欧元;从塞尔维亚去匈牙利,1000欧元;再去奥地利,800欧元。幸运的话,他会到达德国,找份工作,娶个妻子,开始新生活。也可能,会被遣送回来——即便是在保加利亚,他也没有合法身份。4000欧元的“偷渡”费,对埃德姆一家可不是个小数字。为了儿子,父亲愿意付这笔钱。

    在保加利亚边境城市的一家咖啡馆里,库尔德人索伦,跟正在旅行的女作家卡萨波娃谈起儿子埃德姆,眼里噙着泪水。当他打开咖啡馆赠送的纸条时,笑了。纸条上写着:你必须用头撞开那堵墙。

    为了躲避战乱,索伦一家从伊拉克逃往土耳其,然后,拿着伪造的英国护照来到保加利亚的边境小城,等待官方“同意”他们合法进入西欧,定居,工作。14岁就结婚的索伦有8个孩子,埃德姆最大,27岁,最小的孩子只有4岁。他希望年幼的女儿们能有稳定的生活,上大学。“我不想让我的女儿们早早结婚,像我们一样”,索伦说,“到了欧洲,女孩们或许还有机会。”“这不是欧洲”,妻子大声反驳,“我们不能工作,动弹不得。这里就是个监狱。”

    8个月后,他们终于等到了官方的答复:不同意。

    我想起从捷克去奥地利的大巴车上,遇到的“难民”。那是夜行大巴车,边境站遇到警察检查证件。如果你持有合法身份,在欧洲旅行完全畅通无阻,进出海关比在国内还方便。没人查证件,更没人查你的行李,心里反倒有些惶恐。要知道,出了机场的这道门,就是另一个国家了,可门开着,悉听尊便。偷渡或者难民,对于之前的我而言,不过是电视里不断播放的“远距离”画面。

    所以,当“偷渡者”真切地出现在眼前时,我忍不住好奇。车里灯光暗淡,我扭头向后排看去,警察站在一个男子的座位前,跟他说些什么。我猜应该是没有合法证件,警察让男子下车,他默不作声,抵抗。车停着不动,乘客们也一直很安静,警察就站在那里,双方僵持。许久,男子走下车,除了背上的双肩包,没拿任何行李。

    车子启动,继续前行,我最后看了一眼昏暗的灯光下男人模糊的身影,猜测他会被带去哪儿?每一趟过境大巴车上,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人?当“欧洲难民问题”具象为这个沉默的男人时,所有复杂的抽象概念和叙述,就变成一个个感性的问号:他是谁?由何而来?要去哪里?

    原本,我是想要读读关于欧洲的旅行故事。人的行动可能拘囿于小小的空间——一个城市,一个街区,甚至一间小小的咖啡馆,心却可以浪荡至天涯。借助一本地图册,或者手机上的地图,手指点画间,世界无远弗界,缩小再缩小,放大再放大。

    坐在“星巴克”不被注意的靠墙角落,跟随着新西兰作家卡帕卡·卡萨波娃,我开始穿越欧洲的边境。确切说,是保加利亚、土耳其、希腊三国的边境地带。相比纳韦德·凯尔曼尼——另一本关于欧洲的书《沿坟墓而行:穿越东欧大地走向伊斯法罕》的作者,他在54天里穿越12个国家,从德国东部的什未林,一路行至自己的伊朗故土伊斯法罕——卡萨波娃的行程并不算长,但他们都将目光投向隔离与冲突的边境叙事,那些历史与现实,那些被放逐被遗忘的人和事,还有曾经和正在发生的苦难。

    不同的是,凯尔曼尼所走的一路,原先的帝国轰然倒塌,立陶宛、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这些国家在并入苏联之后又一次分裂为独立的国家,复杂的民族问题一直延续;保加利亚、希腊、土耳其,曾经激烈冲突与对立,如今却都是“欧洲”(尽管土耳其99%的领土在亚洲,却更认同自己是欧洲国家,努力要求加入欧盟)。

    这不是一场轻松的旅行。卡萨波娃在保加利亚长大,当时恰逢“布拉格之春”,边境给她的童年投下阴影。多年之后,已经移民新西兰的女作家心怀叛逆踏上旅程,想“看看童年时的禁忌之地,那些曾经驻扎着军队、两代人被禁止踏足的边境村庄,以及城镇、河流与森林”。

    你可以说,博斯普鲁斯海峡是欧亚大陆分界线的一部分;你也可以说,奥德-尼斯河隔开了波兰与德国;甚至,你能站在某个界碑前,脚跨两个国家。地理概念上的边境如此清晰,可对于生活在边境两边的人而言,怕没那么轻易而简单地隔开彼此,尤其是有着历史渊源、相同民族、相似文化的两个国家。对于越境者而言,是保加利亚人还是希腊人或者土耳其人并不重要,要紧的是能活下去。

    卡萨波娃说:“假如我们将政治边境分为‘软’和‘硬’两种,那么这本书(《边境:行至欧洲边缘》)讲述的边境,具备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硬度’。保加利亚占据北方,希腊和土耳其镇守南方,这里曾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集团国家同西方北约成员国的分界线。简言之,它是欧洲最南端的‘铁幕’,是被3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占据的草木丛生的‘柏林墙’。它曾经是一道‘夺命墙’,至今仍然令人生畏,敏感棘手。”

    如今,希腊和保加利亚都是欧盟成员国,土耳其也以“欧洲”自居,三国的边境,已然失去了昔日的“硬度”,取而代之的,是拦截中东难民的金属铁丝网。与此同时,脱欧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全球性壁垒,民粹主义,极端势力……新的隔离正在“硬”起来,越境者也从未消失。

    我同卡萨波娃一样,更关心边境居民的命运。“住在那样的地方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我们谁也无法逃脱边界的羁绊,它存在于自我和他人之间,意识与行动之间,梦境与清醒之间,生与死之间。也许,生活在边境地带的人对阈限的空间别有一番认识”。

    物理边界永远有限,意识的边界却可以无穷。复杂的民族问题,铁幕下的欧洲,欧盟的危机与未来,哪一个都不是几句话几件事就能说清楚;边境上那些人的故事,也只是复杂拼图中的一小块,有时候,小到不被历史所记录,被抹去,被遗忘,可对于每一个生命而言,他们都是真实的存在。

    作为读者,我们的幸运之处在于,不需要和他们一起经历苦难;作为历史的参与者,我们的不幸在于,太过健忘,以致不断重复同样的悲剧。潮湿闷热的夏日,我在星巴克的冷气里,感受边境森林的阴森恐怖,不时翻回书前的手绘地图,查看一下卡萨波娃到了哪里——她在梅塔克萨斯防线附近,要去探访峡谷下的幽灵村庄。

冯雪梅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0年07月21日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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