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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一个人，不应该以他现在的位置，而是看他从哪里走到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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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滚滚的小学初中都在山东的一个县城，高中到了市里，大学到了北京，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他梳理自己的成长轨迹，觉得挺符合“小镇做题家”的概念，“我的确是靠一路刷题，或者说好好学习，才走到今天的”。
孙滚滚说：“有人听到‘小镇做题家’这个称呼会不乐意，好像说除了做题就没有别的能力。但其实，做题只是你的能力之一，这个能力也不是什么坏事；你同时也有其他能力，到了大城市，一些差距可以被慢慢拉平，而原有的优势也能得到更大的发挥。”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汪冰记得，自己刚到北京念大学时，室友中有一个北京孩子，晚上带着他骑自行车去录像厅“刷夜”，这是他之前完全不会想到去做的事情。“这些小小的举动让我意识到，其实我也可以选择‘任性’，这是一个年轻人应该享受的人生乐趣”。
“做题”这件事，会给一个人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做题这件事，曾给孙滚滚带来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就是认为只有正统的方法才是对的。而无论什么题，总有一种解题方法是正统的，从这个思路出发，就能得到最直接的答案——得到分数。所以，只要记住一些套路，就不用再动脑去开发不同的做法——创新是不被鼓励的。
这个思维模式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负面影响，孙滚滚觉得自己“成绩越好，思维越禁锢”。当然，这个负面影响只存在于他自己的认知，在其他人看来，他依然是一个高考满分720分、他考680多分的好孩子。
到了大学，答案不再那么唯一，孙滚滚一度有些迷茫，还有些厌学——不做题了，只想躺平。直到工作后，他慢慢对自己的认知发生了改变，甚至发现“做题”的思维给工作带来了不少正面影响。
比如，一个项目需要按照时间脉络来划分不同的阶段，孙滚滚认为这是很自然、理所应当的，包括在工作中遇到的其他一些成结构的思维方式，都已经在过去12年的基础教育学习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形成。
汪冰说，“做题家”的称呼在诞生时是有贬义，或者说是自嘲。因为“做题”和“专家”是两件事，“做题”在我们印象中是机械、刻板的，而专家是对一个专业有深度认知和独立见解。所以，我们称一个人为“做题家”，其实就是之前常说的“应试人才”。
如果把自己的遭遇认定和身份有关，那就很难改变，毕竟出身小镇是一个既定事实。但如果看到“小镇做题家”背后的特质，情况就可能不一样了。那么，“做题”这件事到底对一个人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汪冰分析，其一，题目是有标准答案的，擅于做题的人，一定擅于揣摩评判者的意图，比如，知道作文写哪几句话、用什么结构能拿高分。这个能力一分为二地看：优势是，他具有环境敏感性，在工作之后，能迅速得到所在岗位的“拿分”要点（老板究竟想要自己干什么）；劣势是，不太敢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
其二，“做题家”一定是看重分数的，这意味着他是结果导向的，可以为了结果不计付出。优势是，这类人是“使命必达”型的，过程再痛苦也没关系，他会像考试一样去完成；劣势是，他们不太容易去享受过程，心心念念只有一个目标。
其三，应试一般只要足够勤学苦练，就会取得相应成绩，所以他会相信天道酬勤。优势当然是足够勤勉，劣势却可能是与自己较劲，而在选择人生方向时，选择擅长的、有热情的，会更重要。
“做题这件事，会给一个人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关键在于个人。”汪冰说，“当一个人像一个陀螺那样高速旋转的时候，他怎么才能停下来？他需要知道自己在高速旋转，觉察非常重要。”
眼界可以拉平，没有什么缺点会伴随一生
觉察了之后，把客观存在的“差异”当作什么，也是需要“做题家”们自问的。有人把差异当成“证据”——你看我们就是两种人，也有人把差异当成可进步的空间。
晓晓出生在一个标准的小县城，小学初中高中都离家走路5分钟。小学时候，最热闹的县中心开了一家肯德基，能去吃上一次都是值得炫耀的事情。晓晓最大的特长就是“做题”，一直都是“好学生”，还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成为家族骄傲。
她第一次发现自己的不足，是在学校招募“交换生”的时候。她此前从来没为自己的人生计划过这个项目，也闻所未闻，而当她懵懵懂懂地报了名时，母亲打电话来问的第一件事，“这个影不影响成绩”——这是她最担心的。的确，在她此前人生的评价体系中，成绩、分数是唯一的标准。在大学，晓晓遭遇了很多新事物，也意识到，人生有很多活法。4年的大学生活，让晓晓的眼界得到了极大扩展。
汪冰说：“从孙滚滚和晓晓的故事中，可以看到他们没有固守在自己的模式中，能够跳出一个‘分身’来看自己，这特别棒。如果一个人只看到大城和小镇之间的差异，会激发自己的不安全感；而如果看到差异后，会思考自己是不是也能换一个模式，那就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结果。”
工作后，晓晓在公司以“效率高”闻名，因为在规定时间内做完规定事情是她的“传统艺能”；晓晓接受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也不错，因为经过从小城到大城的磨练，她习惯于被新事物迎面打来，而自己可以稳稳接住，这样的经历可能是一直在一个地方固守的人所没有的。
“小城市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比较单一，人们能看到的东西有限，很多事情只有一个标准。这个问题随着你到了大城市，就能立刻得到‘沉浸式’解决。”晓晓说，“我觉得我有一点比较好，就是心态好。乐意承认自己的不足，不是有句话叫做‘只要自己躺平了，没人能把你打倒’。在我这里，就是在认清自己之后，一步一步往前走。反正我是从小地方来的，出错很正常，有进步就可以。”
关于小镇和大城市的孩子在眼界上现实存在的差距，孙滚滚认为是可以被拉平的，这取决于个人。“我是个心态比较开放的人，会有意识地与身边的人对比，有差距就去学，让自己跟上大家的步伐。我也挺乐观的，觉得小时候的生活差距再大，长大后都可以弥补，没有什么缺点会伴随你一生”。
评价一个人，不应该以他现在的位置，而是看他从哪里走到了现在
只在考试前两晚做了一遍上一年真题，就轻松过了公务员国考的小杨，也算是“做题”的受益者。
小杨来自一个江南小镇，从小做题，上中学后，做题更是每天最重要的事。和孙滚滚一样，他也一度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习惯去揣摩出题人的用意，而少了跳出命题视角的思考。这种情况在他念大学后得到好转，“换言之，以前习惯follow，逐渐习得create”。
“因为成绩一直不错，做题顺了会增加应对各种考试的信心，而这种应试信心的增加，逐渐转化成为人处世的信心，认为只要有充分的准备，在面对挑战时都不用太担心结果。即便是遇到非考核型的各种场面，也能够清醒地掂量自己的能力和机会。”小杨说。
孙滚滚也发现，从小镇来到大城市的经历给他带来一个好处，“我知道我的起点比较低，但仍然走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这让我觉得，往上攀登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有信心不断往上走。”孙滚滚说，“而且如果你在小镇12年一直成绩很好，也能树立一份挺强的自信，对吧？”
汪冰认为，其实“小镇做题家”是一个相对概念。从小镇到县城、从县城到都市，从二线城市到一线城市，从一线城市的小公司到大公司……每个人在人生中都有可能遭遇这种落差。“我们不要把一些问题归咎于小镇的特点，其实这是任何从之前的生存境况进入到下一个境地时所必经的心理调适过程。只不过‘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比较打眼，所以容易引起共鸣”。
作为一个资深“小镇做题家”，汪冰的释怀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多年后，他读到一句话，“评价一个人，不应该以他现在的位置，而是看他从哪里走到了现在。”
“如果把大城市出生的同学放到小城市同学所在的生活环境和家庭环境，他会做得更好吗？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答案，但可以给同学们一个提醒：不要因为自己改变不了的事情而自卑，不要把自己身处环境的局限，当成是自己的局限。”汪冰说。
（文中人物除汪冰，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