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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那是一副窄窄的肩膀，在深夜医院走廊的日光灯下颤抖着，显得尤为单薄。
肩膀的主人正在签署一份文件，申请捐献自己14岁女儿的遗体。
这份文件总共3页，40岁的魏萍认字，但写不好字。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帮她填好了其他信息，最下面的签名栏，她比着身份证，描出了自己的名字，最后在名字上按了个红色指印。
2020年8月31日晚上，在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人民医院肿瘤病房，魏萍与女儿告别。
不到两年里，魏萍38岁的的丈夫、14岁的女儿，先后因脑胶质瘤去世。两个月之前，她19岁的儿子小伟也被确诊尿毒症。如今这个年轻人正躺在岳池县人民医院肾内科的病床上，接受透析治疗。
命运投下的重物接连坠至魏萍肩头。她不到1.6米高，很瘦。
小雪的遗体交给了位于南充市的川北医学院，供医学研究使用。“想让医生弄明白，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让这样的事情不要在别人身上发生了。”魏萍说。
在这座地处中国西南部的小县城里，遗体捐献“几年都不见一例”。用几位医护人员的话来讲，这里的家属和病人通常并没有“这样的觉悟”，“当地人观念比较传统，讲究入土为安”。
爱迪眼库的医生连夜赶到岳池，摘走了小雪的眼角膜。这是一家非盈利性组织，2014年经四川省卫健委（原四川省卫生厅）批准成立。因癌症去世的歌手姚贝娜曾有一枚角膜被捐到这里，点亮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23岁年轻人的世界。
志愿捐献遗体的申请书一式两份，魏萍把自己保留的那份对折，跟一摞浅黄的、白色的医疗单据一起，塞进随身的挎包中。初秋的黄昏里，这位刚送走小女儿的母亲，站在岳池县人民医院的小花园里，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不时会停下来，怔一小会儿。
先前的两个月里，这座夏日的小花园开着紫薇花和西洋杜鹃。紫藤密密麻麻地缠绕在架上，撑起绿色凉棚。然而对魏萍来说，这是一段最残酷的风景。
小花园连接着两栋住院楼，魏萍女儿住在南楼，儿子住在北楼。从一栋楼走到另一栋楼，将近200步，她总是步履匆忙，从没时间坐一坐休息椅。大部分时候她用脚爬楼，等不及电梯。
2019年3月之前，魏萍的家庭还是四川乡下普通的一家四口。夫妻俩打工维持生计，一儿一女在广安市念书，成绩都不错。他们刚借了钱，翻修了乡下老家的房子——一座红瓦白墙的小二层。
厄运接踵而至，迅速毁掉了这一切。
第一个倒下的是魏萍丈夫，这个家里的顶梁柱被确诊为恶性脑肿瘤。病情从突然发作、确诊，到最终夺走他的生命，只有短短半年，同时让这个家庭背上八九万元债务。
“我们本来很勤快的。”魏萍说。
她今年40岁，云南人，佤族。这个大山里的女人自称“黑妹”，娘家以种香蕉为生。她只读过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帮家里放牛，种地。智能手机普及之后，是女儿拿着识字课本，从“a、o、e”开始教会她汉语拼音。
19岁时，她在老家遇见了来云南打工的丈夫，就跟着对方，到四川广安岳池县花板乡生活，扎下根来，生了一儿一女，过了21年。
从一座大山里走出来，进入另一座大山，魏萍的生活并没有好多少，夫妻俩都“没什么文化，只能做体力活儿”。
她在工厂里给工人做过饭，当过保洁，做得最多的是搬运工。她曾在装修队里扛大包，40斤的涂料包，丈夫先搬起来，放到她肩膀上，然后再摞上去一个，再一个。她一次能扛3个，加起来120斤，超过她的体重。
“一个包2元，扛一回就是6元。”魏萍扳着指头计算。她扛6个涂料包赚的钱，如今够买一份医院楼下12元的快餐，一荤两素带米饭。
丈夫去世后，魏萍的肩膀继续扛着整个家。
当时，儿子小伟即将参加高考。他从小就被诊断为“慢性肾功能不全”，身体一直不好。他计划读个专科，毕业后尽快找工作，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女儿小雪成绩更好些，正在读初中，家里墙上贴着她得到的奖状，“校长亲手发给她的”。
一儿一女留在广安，魏萍独自去了浙江打工，恰好赶上“双11”。她在快递公司的仓库里扛包裹，7天赚了2000多元。
包裹里的商品与她无关。她从来没有在这场商业狂欢节里买过任何东西，双方唯一发生关联的时刻，就是包裹压上她肩膀的瞬间。她的工作是把分流好的包裹扛到运货车上。
2020年春节，魏萍回到家，计划着过完年去西藏的工地上干活儿。几年前她曾经去过，高原上招工，给的钱比别处多很多，因为“很少有人适应”。她老家在云贵高原，虽然没有西藏那么高，但她自诩比旁人更扛得住些。
在海拔超过4800米的工地上，很多外地来的工人走路都喘，而她仍然能在那种环境下扛包，“只不过第二天鼻子流血”。如果不是为了尽快还完丈夫治病欠下的债务，她本不打算再去了。
“一个月能赚7000元，我就能养我的两个孩子了。”今年年初，魏萍想象着“熬过2020年，把所有欠的账都还完，日子一定会好的”。
许下愿望不到两个月，女儿小雪就倒下了。
疾病和上一次一样，来得很突然。小雪起初只是头疼，但疼痛很快加剧了，她开始恶心、呕吐、抽搐。
魏萍对这些症状很熟悉，一年前，她的丈夫也是在出现相似的症状后，被确诊为脑胶质瘤的。她背起女儿，赶去医院，女儿软绵绵地趴在母亲背上，说不出话。不久之后，小雪的病确诊了，又是脑胶质瘤。
“我会不会跟爸爸一样，快要死了。”这个刚过完14岁生日的女孩哭着问母亲。为了准备手术，她剃去了及腰的长发。
魏萍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安慰女儿“不会的”。“陪着女儿一起”，她把自己的长发也剪了，跟孩子挤着肩膀自拍，开玩笑说“这是我家小儿子”。
去西藏打工的事情搁置了，魏萍带着小雪辗转了几家医院，最终来到岳池县人民医院。时隔一年，魏萍的生活再一次以医院为中心，一天24小时几乎都在女儿的病床前度过，失去收入来源。这个家庭去年背上的外债迅速翻番，累积到20万元。魏萍则迅速消瘦，半年的工夫，从110斤掉到了90斤。
“有没有手工活儿介绍给黑妹我做？”她在朋友圈里求助，“什么活儿都可以，能吃苦不怕累，要求不高，只要能挣生活费就可以，手不算很慢。现在没有办法出去，只能待在家里。”
她借遍了所有亲戚朋友，关系最好的一个朋友，她连续借了3次。魏萍已经不敢想象，钱什么时候能还上了。
医院帮她请来华西医院的专家，为小雪做手术。术后，小雪开始接受放疗。但医生提醒魏萍，小雪的病情很严重，即便做了手术，复发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今年6月底，女儿的放疗结束了，魏萍带着她回到花板乡的家里。女儿看上去正在好转，体重涨了些，身高也长了1厘米，胃口似乎也好了。
仅仅过了不到一周，小雪的颈椎和小腿开始疼痛。7月4日晚上，魏萍帮女儿洗澡，突然间，小雪发作癫痫，之后失去行动能力。
魏萍带着小雪，当晚就回到岳池县人民医院。安置好女儿后，她才发现自己一路赶来，连鞋子也没穿。
第二天，小伟回老家帮母亲和妹妹取生活用品。在坐公交车回县城的路上，这个高高瘦瘦的男孩突然晕倒了，被送到了医院急诊科，很快被确诊了尿毒症。那时，他刚接到一所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正在等待疫情过后学校开学。
魏萍蹲在医院的急诊大厅里，哭了出来。
那阵子她总是哭，大多数时候要躲着两个孩子。她想跟人说说话，但这样的发泄也不得不克制，“谁愿意总听这个呢”。她会躺在医院病房的折叠床上，用被子蒙住头，压着嗓子哭。哭完就爬起来，继续照顾两个生病的孩子。
“我原本很乐观，爱唱歌爱跳舞。”这个佤族女人坐在儿子的病床前，咬着指甲发呆。一份又一份重担接连砸在她肩上，拍摄网络短视频成为她发泄的一种方式。在镜头下，她压低声音啜泣着。进度条十几秒，从头拖到尾，没有倾诉也没有嚎啕，只有小声的啜泣。她发现隔着屏幕、面对陌生人的自我袒露，对她的情绪缓解是有效的，一条又一条安慰的留言，也让她感觉好些。
“要不然我早就疯了吧？”她低声自问。
魏萍尽量维持着肩上扛着的生活的尊严。她在病区盥洗室的大水池，把衣服搓洗得干干净净，晾在楼道的窗户前。有时她回乡下家里办事、取东西，穿脏了白色的旅游鞋，回到医院一定会重新把鞋子刷成雪白。没法洗澡，她就用毛巾擦洗。她仍然保持化妆的习惯，指甲修剪得整齐干净。
病床下面放着一双粉色高跟鞋，是她去年买的，花了50多元，但她几乎没有机会穿。
医院给患者家属提供了陪床用的折叠床，魏萍算了算，这一年多，自己有超过一半的夜晚，睡在这张金属骨架的硬橡胶板子上，睡得腰酸背痛。实在受不住了，她就跟孩子在病床上挤一挤。
其他病床偶尔会空出来，她可以去蹭一宿。但更多时候，无论是肿瘤病区还是肾病区，所有的住院病房都安置得满满当当，甚至得在过道里加床。
魏萍通常陪在情形更糟的女儿身边。孩子们的姑姑赶来，照顾了小伟一个多月。小伟和小雪兄妹俩隔着那座小花园，有一阵子，谁都没法去看谁。小伟每天跟妹妹视频聊天，确认小雪的情况。后来他好一点了，能下地了，就穿过小花园，走到妹妹的病床前，握住她的手。
“吃早点了吗？”早上，魏萍给儿子打电话。
“吃了，你呢?”
“吃了。”
实际上，两个人谁都没有吃。他们的银行卡上已经没有任何积蓄了，当时吃饭的每一分钱都来自身边或网络零星的捐赠。
“我已经没钱吃饭了。”她曾在电话里跟朋友苦笑着说，被病区的护士听到了。
即便是在见惯了生死与苦难的肿瘤病房里，魏萍一家人的遭遇，仍然让医护人员感到心酸，他们在科室的工作群里募捐了5000多元。几天后，肾病区的医护人员也发起了同样的募捐。
魏萍把包着这些捐款的纸仔细收好，放进挎包里。
一位负责照顾小雪的护士，回忆着自己入职以来接触过的重症患者及其家庭。年老的、年轻的，比小雪更小的也有，但是像这家人一样，一家四口有3个重症患者、其中两人去世的家庭，是“头一次见到”。她甚至主动在网上找到当地媒体的联系方式，给对方发邮件，想帮小雪和小伟争取更多人的帮助。
肿瘤科的捐款倡议书发出后，几天之内，魏萍一家收到了两万多元善款。岳池县人民医院院方帮他们联系了团县委、县妇联、红十字会，争取政策及资金帮助，还试着与小伟的学校沟通，暂缓他的入学时间。
但小雪的情况一直在恶化，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魏萍决定联系当地红十字会，填写捐献女儿遗体和眼角膜的申请书。
她不是第一次萌生这个想法。去年，丈夫病情恶化的时候，她就提起过这件事，被丈夫拒绝了。在当地，保持遗体完整是更主流的想法。
“我自己的话，将来要是有一天……是肯定会捐的。”魏萍平静地说。
手头稍宽裕点的那几年，她常在轻松筹、水滴筹之类的公益平台上给别人捐钱，持续了四五年时间，“有时一元，有时两元”。
她加入一个名为“轻松互助”的公益项目已经900多天，这个项目的页面显示，魏萍已经“帮助过4243个家庭”。她参与过的公益项目，包括给乡村小学的教学设备集资、给重病的孩子捐款等。在一个“魏姓”的社交群里，她也经常给转发到群里求助的人打钱。
“后来我在群里求助，没人帮我。”她有点难过地说。
小雪想过把肾脏捐给哥哥，但很快得知，肿瘤患者的器官无法捐献移植给其他患者。最终，他们决定将眼角膜捐给爱迪眼库，将遗体捐给川北医学院。
魏萍想到了自己的肾脏。近一两个月，她奔波在成都市和岳池县两地，接受体检、肾源配型，等待结果。最新的体检结果显示，她的肝脏有“不均匀改变”，疑似有“实质损害”，她推测可能因为自己“太累了”，长时间“休息不好”，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要做肾移植手术，这位母亲担心自己和儿子都太瘦了，“贫血，营养不良”。
小雪去世当晚，魏萍一直坐在她床前，攥着她的手流泪，小声试图跟她说话。小雪当时已经陷入了浅昏迷状态，却也一直在流泪。
医院通知了当地红十字会，以及接受捐赠的两家机构。从南充赶来的爱迪眼科的医生看到，这位母亲正在填写申请表。
由于小雪罹患的是头颈部相关的肿瘤，他们征得魏萍的同意，采取了摘取全眼的方式，以方便后续检测。
捐献女儿遗体的事上了新闻，突然间，魏萍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网络中。电视台和网站的记者也给她打来电话，这有点吓到了她。
“没想到搞这么大，有点内疚，好像我在利用女儿似的。”她抓起手机翻翻微信，里面有各种媒体来联系她的留言，看几眼又放下，反复几次。
最终，她带着些许惶恐的神色感慨：“都有点后悔了。”
她一直惦记着女儿的眼角膜，想知道是不是有人用了。红十字会的人告知过她，捐献遵从双盲原则，受助者的信息不能告诉她，但如果移植成功，对方承诺会通知她。目前，小雪的眼角膜还在检测阶段。
这个姑娘成绩一直很好，梦想是考上浙江大学，将来当心理医生。魏萍抱着一丝期望，她盼着那个接过了小雪视力的人，或许会去浙江，帮小雪看一眼校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