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顺德正在进行一场“村改”（村级工业园改造）：过去的一年，这座面积只有806平方公里的小城镇已累计腾出了28522亩土地……用当地干部的话来说，这么做既是和过去做个了结，更是为未来想办法。
---------------
挖掘机的轰鸣声已经在顺德不间断地响了近两年，这块位于广东南部、珠三角中部的土地上，正上演着轰轰烈烈的村级工业园改造大潮，创新者们尝试向价值链的上游迈进——重新整理土地，腾出空间，然后引入新产业。他们喊出的口号是：再造顺德。
很多人对此抱有期待，因为珠三角不缺乏“奇迹”。在改革开放的头四十年，这片热土以不到1%的国土面积和不足5%的人口，撬动着全国十分之一的GDP和四分之一的出口份额。不断崛起的深圳、佛山、东莞成了“中国制造”的一张张名片。
如今，面对国际竞争加剧、人口老龄化以及产业链升级等诸多问题，顺德正在为下一个四十年探路，村改是其中的一种试验。顺德区委常委、区村改办主任梁伟沛说，村改是为了和过去做个了结，但仅仅这样还不够，关键是要为未来想办法。
“不能让旧厂房走进新时代”
按照规划，到2022年，村级工业园将彻底退出顺德的历史舞台。它们如今被形容为形态破旧、产能落后、安全隐患集中，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到21世纪初的时间里，评价则是完全相反的——村级工业园曾是顺德乃至珠三角经济腾飞的“历史功臣”。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1985年曾前往香港考察，他看到香港的大厦里密密麻麻的“蜂窝工厂”，羡慕不已。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当时只想摇身一变，变成个孙悟空，把香港工业大厦里的‘蜂窝工厂’一口气吹到大陆上去。”
事实上，改革开放后，由于香港与内地工资、地价的差异，大量港资来到珠三角，他们将工厂建在村子里，星星点点遍地开花，和香港的“蜂窝工厂”一般无二。梁伟沛说，那时顺德乡村工业加速发展，自建厂房发展企业成为潮流，人们用“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来形容村子里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
比如龙江镇，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是“中国家具制造重镇”和“中国家具材料之都”。那时，为了提升村民收入，龙江在一定的区域划出土地出租，很多家具企业就这样散落在村户之间，永大丽星、斯帝罗兰等知名家具企业都是在这里起的家。
村级工业园见证了顺德GDP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突破500亿元、1000亿元，第二个10年突破2000亿元、3000亿元的历程。在中国官方发布的一份全国中小城市综合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报告中，从2012年起，顺德连续八年成为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第一名。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村级工业园逐渐成了顺德的历史包袱。在土地日益紧缺趋势下，村级工业园历史遗留问题多、权属复杂、利用率低等问题交织缠绕。2018年年初，顺德区委书记郭文海在调研中发现，有20多家企业近几年离开了顺德，其产值加起来超过500亿元，企业离开的原因是土地空间无法满足增资扩产的需求。
一组常被提起的数据是，截至2018年年初，顺德382个村级工业园总面积约13.5万亩，有超过1.9万家工业企业，占据了70%的工业用地，却只贡献4.3%的税收，平均容积率只有0.78。
“非改不可”，梁伟沛说，不能让这些旧厂房走进新时代，顺德需要做大做强传统优势产业，也需要空间承接先进高端产业。这位村改的具体操盘人常出入于工业园间，改造出的土地数据是他最关心的，这意味着新产业的未来，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企业要有好项目，顺德要有地。
“必须把这些人说服了”
过去的一年，顺德累计腾出了28522亩土地，这已是“到2021年年底，拆除整理超8万亩”目标的三分之一。
这个数字让梁伟沛很感慨，“现在推动已经比较顺利了”，他说，2018年村改刚启动时，花了一整年，他们只整理出4000多亩土地。
首当其冲的阻力来自村民。村改中不少地方采取“集体土地转国有+挂账收储”改造模式，即村集体与全部业主签订退租协议，由村集体收回全部土地和厂房，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再统一规划建设。
按照官方的说法，这种模式，能够将村级工业园原有的复杂历史问题一揽子“清零”，而且彻底激活土地潜在价值，村民的收入也能得到提升。以新华西宝涌工业区为例，原先村集体从其中获得的总收入约645万元/年，改造后预计可获得一次性3.77亿元，以及约2300万元/年的厂房出租收入。
可是村民有不同的理解。仙塘村村民赖伟文说，上一辈留下来的土地到自己这儿就没了，该怎么和下一代交代？初期，他不愿意“卖地”，土地是他的“命根子”，“以后万一生意做不下去了，有地就不会饿死。”
不少村民的想法和他相似，所以，面对前来做工作的村改工作人员，他们没有好脸色。顺德区龙江镇村改办副主任康裕安说，“闭门羹”就吃了不少——明明人在家，一敲门就把灯关了，再也不应声；也有一见面张口就骂的；更有人写大字报挨家挨户分发说政府贱卖土地……
遇到村民写大字报那回，村改小组一下就懵了，原来支持的村民开始犹豫了起来，反对的人情绪更是激烈，“村里的风向一夜间就变了”。康裕安说，镇政府紧急写了封信给村民作解释，又担心信中有的文句村民理解不了或者理解有偏差，还提前找了部分村民进行了“路演”。
这样的信，后来一共写了4封。康裕安从没见过这阵仗，他原来在顺德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工作，对比两个岗位的工作压力，他说“根本不是一回事”，基层“鸡毛蒜皮的事情特别多”，处理方式也不一样。
比如和村民打交道要和他们做朋友，争取村民的支持要挨家挨户跑，了解他们的社会家庭关系，一个个做工作，“一家人中可能父母同意，子女不同意；夫妻关系不睦时，丈夫同意妻子不同意等，都要一票一票去争取。”
这其中，还要算好经济账，替村民把算盘打响，龙江镇党委书记何春云告诉中青报·中青报记者，做村改，政府确实没在这里面分一分钱，村民的获益是实实在在的，把账算明白了，村民就更能接受了。
他给团队下了指标，要求每个村的村改方案表决通过率不能低于95%。在他看来，每一个反对票背后都是村改的不稳定因素，“必须把这些人说服了，我们再表决。”何春云说，“这是为了不给以后留麻烦。”
艰难的抉择
事实上，村改过程中牵扯到的利益纠葛远比想象中复杂。龙江镇镇政府大楼入门处，有一面展览墙，上面记录着村改推进过程中的重要节点，这些故事也简略地记录在上。
比如一家做家具的企业因不满意补偿条件，成了工业园内最后一家“钉子户”，在谈判最激烈的时候，企业负责人甚至指着何春云大骂，还扬言已经写好遗书，更以跳楼相逼。
负责最后一轮谈判的康裕安回忆，这家企业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但负责人因投资失败，在外欠下巨额债务，租用的厂房成为他翻身的唯一希望，所以从一开始抵触情绪就很强。他们接触了好多次，也了解对方的诉求，但一些条件已经超出政策允许的范围，他们实在无法承诺。
不过最终，还是谈成了，双方各自作了一些妥协。签协议那天，康裕安没有一点成就感，有的只是释怀。
主营交通运输业的伍劲波是同意村改的。在搬迁之前，他在细滘工业区内租了20亩的土地建设厂房。其中，自己的公司占用了5000平方米的厂房，其他的厂房则分租了出去。“就算政府不提出改造，我后面几年都不想再对园区进行投入了。”他说，随着厂房日渐破旧，修缮难度增加，但租金涨不起来，所以他选择主动退出。
他的问题在于“该搬迁到哪里”。村改初期，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考虑。后来，对于企业，顺德提出了“坚决淘汰一批，必须留住一批，努力提升一批”的工作原则。有的地方提供了回迁政策，有的地方划出了专门的区域供企业过渡……
“我们的目的不是赶走企业。”梁伟沛说，有的企业由于环保、消防不达标，属于坚决要淘汰的落后产能，但是也有一些值得留住和保护的企业。“把好的企业留住，把我们的产业链做强做大才是目的。”
村改的很多政策是在不断实践中完善的，不同的工业园面临的情况、处理的利益都不尽相同，到后来，政策的实施变成了“一园一策”，村改工作人员因此有了更多的灵活性。比如，他们帮企业开了“绿色通道”，在环保、工商执照、安全审核等方面尽量提供方便，让他们的搬迁能够更顺利。
伍劲波的搬迁花了一个半月，过程中，很多人为他提供了帮助。最近，他一直在研究企业的回迁政策，等新的工业园建好，他准备将企业回迁，他最新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上面。
我们要对历史负责
如今，村改小组的工作重心已经逐渐转向了招商。这些腾出来的土地，最终将变成什么样是引人期待的。
按照规划，到2024年，广东将再打造两个产业顺德。包括全面推动建设广东顺德机器人产业集聚区、广东数字装备产业集聚区等20个左右产业集聚区，以及世界级开源芯片基地、顺德机器人谷等30个左右主题产业园。这些主题园区、产业集聚区的成形，将推动顺德城市空间、产业结构和城乡环境的全面重塑。
为了招商，顺德很多乡镇的一把手直接到招商现场站台吆喝。“大家可能知道顺德，但不一定知道龙江。”初期，因为不放心招商的水平，何春云常去招商现场把关，他说，村改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千辛万苦改出来的土地如果不能真正助力发展，是要被后人骂的。
为此，龙江镇建立了“招商合伙人”制度，动员企业家、商协会等社会资源，重点引进培育新兴产业的企业。在龙江万洋众创城（首期），最早签约进驻的36家企业，涉及数字装备、光电、工业设计等领域，其中还包括12家高新技术企业。多家企业往年的纳税额，单个都超过了这片地块上原有的企业纳税总和。
康裕安说，引进龙江的每一家企业，他们招商小组的负责人都必须签名，“这是对历史负责。”目前，顺德正在积极接收深圳、香港等地高端产业资源外溢的企业，招商是个长远的事，他们要把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故事说给企业家听，也希望能迎接这些高新企业的到来。
佛山市委副书记、顺德区委书记郭文海说，顺德村改如果成功，将会为全省探索出一条制造业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珠三角城市转型升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样本与借鉴。
一个个现代产业园区建立起来了，下一个“经济奇迹”还会发生在珠三角吗？目前还只是走出了一小步，但未来值得期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均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