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约10个月后，国内商场、街道、体育中心等公共空间又热闹了起来，孩子们也回到了学校，并重新“霸占”了社区和公园。不过，在全球其他地区，仍有很多城市的公共活动处于停摆之中，就像早先我们所经历的那样。10月初，因平均感染率超过了每10万人中50例的比例，德国首都柏林开始实行宵禁，从晚上11点到次日早晨6点之间，餐馆、酒吧必须停业，年轻人在公园及其他露天场所的聚集性活动被禁止。
“这一年，我们都活成了爱德华·霍普（Edward Hopper）画作里的主角……”互联网上，各地的人们共同感受着城市从未有过的孤寂，网友、艺术创作者纷纷上传他们镜头里、画笔下的城市，建筑完好无损、天气舒适依旧，但失去了人群的城市，变成了完全陌生的模样。
从某种意义上，城市一直在被疾病塑造着。19世纪的流行病促使污水系统在城市普及，政府通过制定新的城市分区法以防止过度拥挤导致的不良卫生状况；全球性的鼠疫带来了从排水管到门槛、到建筑地基的设计变化；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肺结核的迅速传播，使得以帕米欧疗养院为代表的现代建筑设计理念被逐渐推广——每个病房都有着充足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窗户角度开得恰到好处以避免眩光，室内采用淡雅的色彩使医患感到平和，每一个细节从功能上和审美上尽可能地考虑了患者的生理和心理需求。
而这一次的疫情，又将为城市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最直接的改变大约是人们对于公共空间与关系的认识——电梯里的“九宫格”、电影院里用胶带缠住的座位、地铁站台上循环播放的“避免人员聚集”的提醒。听在荷兰的朋友说，如果在街头超过3个人同行（非家人）就要被罚款。而曾经，人们走进城市是为了更多的相遇与交往，哪怕只是观望。
20世纪80年代，在哥本哈根市中心区的一些广场上所做的调查发现，能看到人行道的座椅使用得最多，而面向绿化带的座椅则使用得较少。这和世界各地的咖啡馆情况一样，临街的座椅总是最受欢迎。目睹公共空间的生活会激发人们参与其中的欲望，浅层次的接触才能发展出更进一步的交往。“这些交往整体上培养了人们对公共认同的情感，构建了公共生活中彼此尊重和信任的网络，积累了个人或街区出现不时之需时可以加以利用的资源。这种信任的缺失对城市街道是致命的。”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道。
欧洲中世纪城市，在设计与尺度上将更多的人留在了街道和广场上。但随着工业生产和其他社会层面的变革，城市被不断增加的汽车、宽阔的道路和体量巨大的建筑塞满，城市尺度的变化改变了人与城市的关系，也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后，互联网技术的诞生，间接交往逐渐替代了直接交往，人们渐渐地从公共空间中消失。
我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但突来的疫情让人们看到了极端的城市样貌，失去了人群的街头仿佛失去了魂魄，长时间的社会隔离让人们遭受了普遍性的焦虑与沮丧。
其实，在整个人类定居史中，街道、公园、广场、图书馆、体育场等一系列公共空间都是物质环境最基本的因素，历史也已经证明了它们的重要性。在参与英国国家美术馆扩建工作的设计师理查德·罗杰斯（Rechard Rogers）看来：“创造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公共空间与赞美神或海上将军一样重要。”
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又一次成为“阳台文艺复兴”运动的先行者，歌唱家、演奏家和普通市民，把整栋楼的阳台变成了大型音乐会现场；波尔多的健身教练也带领着老人院的老人们在阳台上做运动。非常时期，原本既非完全私密又非完全公开的阳台，承接了公共与私密过渡的功能。这种柔性边界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现代城市的建设中，半开放性的公寓大堂、私人住宅的前院，都为人们从家中走向社会交往增加了一份机会。
越来越多的人赞同支持公共空间生活是一个好规划的必备要素，这涉及了建设的方方面面。例如爱德华·T·霍尔（Edward T Hall）在《隐匿的尺度》一书中，列举了一系列有关公共空间座椅安排和交谈可能性的研究。好的规划，从物质、心理和社会等各方面最大限度地为公共空间自发性、社会性的活动创造着条件。
不过，也有人担心，因为疫情期间的管理需要而封闭大学校园等区域是否会成为一种常态。事实上，对于公共空间的塑造，从来都不只是物质层面的，公共空间的命运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共同体。就好像城市从来都不是那些凝固不动的建筑，而是“她的空间面积与事件的关系”。
郑萍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