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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与疫情令我国社会压力交织，各界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疫情冲击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疫情前后，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期待地、就业期待薪酬、就业期待单位性质、就业期待行业、就业期待职业类别是否发生了变化？
笔者领衔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疫情期间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综合调查”课题组，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课题组与长沙云研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新锦成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合作，于高校应届毕业生重要的毕业季——2020年4月到6月，对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高校应届毕业生展开随机抽样调查，共回收学生样本数13767个，有效样本数13738个。本次调研对象包纳了18至50岁的年龄群体，有87%的样本量集聚于21-24岁年龄段。大专毕业生、本科毕业生、硕士及以上研究生分别有1660人、11395人和683人。应届毕业生样本数据所在大学包纳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2.10%）、一流各类学科建设高校（2.30%）、全国重点高校（2.50%）、省属重点高校（19.00%）、普通本科高校（68.90%）和高职高专（5.10%）。
就业重心总体下移 二线城市成最潜在的赢家
总体上看，新冠肺炎疫情前后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理想的就业期待地变化差异不大，但内部结构性波动较大，就业期待地重心略有下移。疫情前就业期待地选择比例由高到底依次为二线城市（31.42%）、新一线城市（29.15%）、地级市（18.07%）、一线城市（14.11%）、县城（5.67%）、乡镇（1.09%）和村屯（0.20%），疫情后就业期待地选择比例由高到底依次为二线城市（32.13%）、新一线城市（28.39%）、地级市（19.66%）、一线城市(11.56%)、县城（6.50%）、乡镇（1.09%）、村屯（0.17%）。
疫情前后选择二线城市、地级市、县城作为理想的就业期待地比例略有上涨，上涨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地级市、县城、二线城市。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村屯的选择比例略有下降，选择乡镇的比例持平。可见，疫情前后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期待地重心略有下移，就业期待地流出和流入比例相对最高的是一线城市和地级市。
课题组对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期待地选择内部变化进一步展开研究，发现疫情前后就业期待地一致性选择由高到低依次为：二线城市、地级市、新一线城市、县城、一线城市、乡镇和村屯。其中，变动率相对最高的是疫情前选择村屯的应届毕业生，他们中有65.22%的比例疫情后发生了变动，变动者中有46.67%的比例另选了二线城市，有20.00%另选了县城；其次则是疫情前选择港澳台地区的应届毕业生，疫情后他们中有37.50%的比例选择了新一线城市。
在就业期待地为地级市以上的城市中，变动率由高到低依次为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地级市和二线城市，其中一线城市流向最高的是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新一线城市流向最高的是二线城市和地级市，二线城市流向最高的是地级市和二线城市，地级市流向最高的是二线城市和县城。
总体而言，二线城市是疫情前后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期待地选择意愿中波动最小、稳定性最强、流出最少但流入意愿又相对较高的就业期待地。可见，疫情使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重心总体的下移同时，二线城市成为应届高校毕业生期待就业地选择意愿上下变动中最潜在的赢家。
就业期待薪酬变化不大 八成以上集中在3001-8000元
疫情前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期待薪酬为1000-3000元、3001-5000元、5001-8000元、8001-10000元、10001-15000元、15000元以上的比例分别是4.48%、40.11%、41.77%、9.54%、2.20%、1.90%，疫情后该比例分别是4.37%、41.84%、39.88%、9.17%、2.38%、2.35%。可见，期待薪酬的总体变化差异不大，八成以上的应届毕业生期待薪酬在3001-8000元之间。
课题组对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期待薪酬选择的内部结构性变化展开研究，发现疫情前后毕业生就业期待薪酬稳定性由高到底依次为15000元以上（90.37%）、3001-5000元（82.05%）、5001-8000元（75.76%）、8001-10000元（61.39%）、1000-3000元（61.21%）、10001-15000元（60.32%）。疫情前就业期待薪酬为15000元以上的毕业生疫情后依然选择15000元以上的比例最稳定，其一致性达到了九成以上；疫情前就业期待薪酬为8001-15000元、1000-3000元的毕业生中近四成疫情后期待薪酬发生了改变，变动比例最高、稳定性最差。其中，波动幅度最集聚的是就业期待薪酬为1000-3000元的毕业生，尽管有38.79%该组毕业生疫情后对就业期待薪酬做了另选，但另选者中高达83.42%的比例选择了3001-5000元，另选的集聚性程度最高。
占八成以上的应届毕业生就业期待薪酬是3001-8000元，因此需重点关注这个区间内疫情前后期待薪酬的波动情况。课题组研究发现：除疫情前就业期待薪酬为3001-5000元的毕业生以外，疫情后就业期待薪酬另选为3001-5000元的其他组毕业生，由高到低依次是疫情前就业期待薪酬为1000-3000元（32.36%）、5001-8000元（17.45%）、10001-15000元（1.98%）、8001-10000元（1.37%）、15000元以上（0.92%）的毕业生。就业期待薪酬另选5001-8000元的其他组毕业生，由高到低依次是疫情前就业期待薪酬为8001-10000元（28.18%）、3001-5000元（13.23%）、1000-3000元(3.31%)、10001-15000元（3.17%）、15000元以上（1.38%）的毕业生。
同理，疫情后就业期待薪酬另选1000-3000元的其他组毕业生，由高到低依次是疫情前就业期待薪酬为3001-5000元（3.72%）、15000元以上（1.38%）、5001-8000（0.23%）、8001-10000（0.18%）、10001-15000（0.00%）。疫情后就业期待薪酬另选8001-10000元的其他组毕业生，由高到低依次是疫情前就业期待薪酬为10001-15000元（24.21%）、5001-8000元（5.81%）、15000元以上（2.29%）、1000-3000元（0.97%）、3001-5000元（0.67%）的其他组毕业生。疫情后就业期待薪酬另选为10001-15000元的其他组毕业生，由高到低依次是疫情前就业期待薪酬为8001-10000元（7.23%）、15000元以上（3.67%）、1000-3000元（0.78%）、5001-8000元（0.46%）、3001-5000元（0.17%）。疫情后就业期待薪酬另选15000以上的其他组毕业生，由高到低依次是疫情前就业期待薪酬为10001-15000元（10.32%）、8001-10000元（1.65%）、1000-3000元（1.36%）、5001-8000元（0.29%）、3001-5000元(0.15%)的其他组毕业生。
高校应届毕业生疫情前后就业期待薪酬总体保持较高稳定性的同时，依然呈现出疫情后明显的就业期待薪酬中间集聚效应。在疫情前后发生期待薪酬变动的毕业生中，以5000元为界，疫情前低于5000元就业期待薪酬的毕业生疫情后主要向5000元递增，而疫情前高于5000元就业期待薪酬的毕业生疫情后主要向5000元递减。
单位变动呈现“理性化” 以“亲缘性”变动为主
疫情前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期待单位性质选择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国有企业（22.24%）、中初教育单位（18.44%）、医疗卫生单位（13.17%）、党政机关（9.35%）、民营企业（9.21%）、其他事业单位（8.50%）、高等教育单位（8.38%）、三资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4.90%）、科研设计单位（4.18%）、城镇社区（0.72%）、部队（0.59%）和农村建制村（0.33%）。疫情后选择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国有企业（21.61%）、中初教育单位（18.90%）、医疗卫生单位（13.21%）、党政机关（9.84%）、民营企业（9.34%）、其他事业单位（8.92%）、高等教育单位（7.87%）、三资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4.29%）、科研设计单位（3.67%）、城镇社区（1.13%）、部队（0.86%）和农村建制村（0.36%）。
总体来看，疫情前后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期待单位性质具有稳定性和一致性，期待就业单位性质为国有企业、高等教育单位、三资企业、科研设计单位的毕业生比例略有下降，期待就业单位性质为中初教育单位、医疗卫生单位、党政机关、民营企业、其他事业单位、城镇社区、部队和农村建制村的毕业生比例略有增加，但变化并不显著。
透视应届毕业生疫情前后就业期待单位性质选择的内部结构，课题组发现就业期待单位性质稳定性由高到底依次为医疗卫生单位、中初教育单位、党政机关、国有企业、高等教育单位、其他事业单位、民营企业、科研设计单位、三资企业、城镇社区、部队、农村建制村。其中，疫情前后应届毕业生就业期待单位稳定性最差的是农村建制村，疫情后有65.79%的毕业生另选了就业期待单位，主要流向由高到低依次为城镇社区、国有企业、党政机关、中初教育单位等；42.65%疫情前期待选择部队的毕业生疫情后由高到低主要流向了党政机关、中初教育单位、国有企业、高等教育单位等。
总体而言，高校应届毕业生疫情前后就业期待单位性质变动呈现出“理性化”特征，变动以“亲缘性”的单位性质变动为主，如25.63%疫情前选择国有企业为期待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变动期待单位性质主要是流向了民营企业；33.27%疫情前选择民营企业为期待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变动期待单位性质主要是流向了国营企业；12.40%疫情前选择中初教育单位为期待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变动期待单位性质主要是流向了其他事业单位和高等教育单位；28.75%疫情前选择高等教育单位为期待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变动期待单位性质主要是流向了中初教育单位。
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波动最小 房地产、住宿和餐饮业稳定性垫底
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疫情前就业期待行业选择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教育（32.48%）；卫生和社会工作（13.14%）；金融业（8.88%）、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8.15%）；文化、体育和娱乐业（7.04%）；制造业（5.67%）；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4.87%）；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2.97%）；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2.84%)；农、林、牧、渔业(2.39%)；建筑业(2.17%)；批发与零售业(1.90%)；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1.61%）；住宿和餐饮业(1.47%)；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1.13%)；房地产业（0.7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0.71%）；军队(0.69%)；居民服务、修建和其他服务业(0.48%)；采矿业(0.35%)；国际组织(0.27%)。
疫情后由高到低依次为教育（33.23%）；卫生和社会工作（13.42%）；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8.11%）；金融业（7.85%）；文化、体育和娱乐业（6.36%）；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5.72%）；制造业（5.5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3.02%）；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2.81%）；农、林、牧、渔业（2.37%）；建筑业（2.02%）；批发与零售业（1.8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1.56%）；住宿和餐饮业（1.23%）；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1.13%)；军队(0.91%)；房地产业（0.7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0.67%）；采矿业（0.55%）；居民服务、修建和其他服务业（0.54%）；国际组织（0.31%）。
总体而言，疫情前后变化不大。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是最受应届高校毕业生欢迎的前五项就业期待行业选择。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矿业，居民服务、修建和其他服务业，国际组织是应届高校毕业生后四项就业期待行业选择。
课题组分析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疫情前后就业期待行业选择的内部结构，发现就业期待行业稳定性由高到底依次为：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制造业，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建筑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农、林、牧、渔业，军队，国际组织，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
疫情前后就业期待行业稳定性相对较差的房地产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疫情后毕业生另选教育，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这3个行业的比例相对更高。而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成为疫情前后波动最小、稳定性最强、流出最少，但流入意愿又相对最高的应届毕业生就业期待行业。
营销类型岗位稳定性最差 职能类型岗位最受欢迎
疫情前应届毕业生期待的职业类别选择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职能类型岗位（如行政、人事、财务等，37.53%）、其他类型岗位（17.56%）、技术研发岗位（如研发工程师、测试等，15.32%）、管理类型岗位（9.95%）、运营策划岗位（如运营、产品、设计等，8.58%）、服务类型岗位（如客服、服务员、店员等，3.28%）、生产操作岗位（如职业业生产岗位等，3.13%）。疫情后和疫情前完全一致，选择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职能类型岗位（37.65%）、其他类型岗位（18.08%）、技术研发岗位（14.67%）、管理类型岗位（9.79%）、运营策划岗位（8.40%）、服务类型岗位（3.53%）、生产操作岗位（3.18%）。
疫情后毕业生期待的职业类别岗位中，职能类型岗位、其他类型岗位、营销类型岗位、服务类型岗位、生产操作岗位的选择比例略有增长，技术研发岗位、管理类型岗位、运营策划岗位的选择比例略有减少，但变化依然不显著。
疫情前后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期待职业类别的稳定性由高到低依次为：其他类型岗位、职能类型岗位、技术研发岗位、运营策划岗位、管理类型岗位、服务类型岗位、生产操作岗位、营销类型岗位。其中，营销类型岗位的稳定性最差，42.96%疫情前选择该项的毕业生，疫情后另选的期待职业类别岗位由高到低主要依次为：职能类型岗位、技术研发岗位、运营策划岗位、管理类型岗位。职能类型岗位是疫情前后最受应届毕业生欢迎的职业类别，无论是就业期待职业类别选择的绝对数，还是稳定性，抑或疫后对毕业生的流入吸引率都是最高的。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编者：我们希望这里是真正的圆桌会议，尽量接近理性，尽量远离口水，尽量富于建设性，谈论那些从胎教开始就争论不休的教育问题。为此，我们拉出一张“教育圆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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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