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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日泡在手机网络里，感到日渐脱离了真实的生活，打不起精神。朋友提议出去“走路”，他所谓的“走路”是走“路”本身，以“路”为对象，好好地走一走。
扔掉手机、手表和其他一切电子设备，在一片混沌的时空里随机前行，重新打开这座熟悉的码头之城。以山城著称的重庆道路复杂无比，大路分成小路，小路再分成小路，小路又分成无名小道……从重庆师范大学老校区东门出门向西，沿着一条大路前行，约行500米后向西，向西，再向西，拐入一条幽暗的小巷。与巷外街景不同，巷子很窄，一条老石板路长满湿漉漉的藓，路两边是低矮的木板楼，楼与楼之间很近，近得可以倾听楼对面的生活轨迹。
很多的楼角下坐着一些老阿婆，他们皱巴巴的像核桃，懒洋洋地蜷缩在日光里，眯着双眼，不说话。巷子深处一家板栗酥小店的装潢简单得近乎简陋，“板栗酥，十元十个”的大字已脱落得有些斑驳不清。门口是店铺，门里就是厨房与卧室，透过窗，隐约可见一些搪瓷盆、煤气灶、老式架子床、发黄的钨丝灯，几个脏兮兮的小孩在倒腾一种廉价的玩具。卖板栗酥的大概是妈妈——长得像男人的女人，面形方阔，肤色蜡黄，也不招揽顾客，仿佛是在做生意，也仿佛不是。
一座城，可以有很多边边角角，一群人，可以生活在城市中心，但离城市很远。宽阔的大路可以分叉，无限延伸出隐蔽的空间，真实、独立而完整，充满生命的密度。看见的抑或看不见的生活的暗流，就在无数的路里，涌动、跳跃。这条小巷路上，从那些皱巴巴的阿婆、有些土气的女人、矮壮的“棒棒军”（重庆特有的一种职业）身上，我看到跟外部不同的独特的生存逻辑，看到边边角角里非“想象”式的人。
朋友问:“这些路，这些人，你以前没见过吧？”
“嗯。”
“走路是个好差事，有空你多出来走走路。”
“为啥？”
“有路的地方便有人啊，不同的路是不同的人走出来的，走路就是去‘看人’，也挺有意思的不是吗？”朋友仿佛是说给我听，又仿佛是说给自己听。
有路的地方便有人，不，是有人的地方便有路。路与人的关系，充满生存的辩证法。
来上海以后，走的路少了，坐的车多了，上海的路都有自己的名字，很有路的“尊严”：邯郸路、国定路、南京东路、陕西南路……名字里掺杂着历史与地理的记忆，携裹着幽微的象征。我似乎从未真正地用双脚走一走这些路，总是在车里，总是在赶路。真正用心走路，双脚贴着大地走路，还是在小时候。那时候车少，必须得走路，走的路多了，脚掌也厚实了。
记忆尤为深刻的，是走夜路。农忙的时候，常在二叔家里扒玉米棒，忙到深夜，要穿过树林走夜路回家。林子里有蛇，有獾猪，有幽深的洞穴。想回家就必须走这条路，“冲过去吧！”我心一横，开始埋头快走……周围窸窸窣窣，似有人影飘动，我的额头已渗出细汗，偶一抬头，看见前方黏稠的夜，远处的山影中游移着一点亮光，顿时没有了走下去的信心。
父亲站在路的另一头朝着我喊:“静子！往前走，两分钟就走出头了。”
“爸爸，我怕鬼！”
“不要怕，你只管往前走，往前走就是了！是妖是鬼，你睁大了眼好好看看，看清楚了就不怕了。”
我应着父亲的话，咬紧牙关往前走，眼睛睁圆，故意看清周围情状，居然真的不害怕了。树林披着几丝月色，银亮银亮的，竟有了几分诗意。
到家时，父亲说:“你啊，就是路走少了，人就是要多走路，路走得多了就不怕了。”
从小到大，家里最会走路的人是爷爷。爷爷人高嗓子阔，一生走南闯北，走过宜宾码头，爬过夔门巫山。爷爷常说:“一个人能耐大不大，就看他走的路多不多，太舒坦的路不行，非得历经些窝窝凼凼、沟沟壑壑的怪路、乱路才行，刀山火海里才能锻造出一个硬气的人。”
秋天常看见爷爷在小路上拾麦粒。一生都在“走路”的爷爷晚年选择了忠于一条土路，一亩小田。我明白，在土路上走出来的爷爷，身上自有一种“土性”，那构成他生命的起点和终点，历经岁月的打磨，坚韧、圆软。傍晚的余晖洒在金色的麦田上，洒在爷爷佝偻的背上，他沿着小路缓慢前行，一直走，一直走，仿佛要走到光里去……
那次码头之行， 从重师老校区出发，一路向西，穿过大路、小路、石梯、长廊、人行街，最后又回到了老校区的后门。路的起点与终点重合，一路向西，居然走到了最东边。像是走了很远，又像是仍未出发，似乎复杂得很，又似乎很简单——走路，宛如一个辩证的圆。
我想，人生就是由无数的“走路”构成，不断地上路、奔赴、求索。每次“上路”之际抑或是正涉足于漫漫长路之中，当我感到恐惧、疲乏或者困惑时，耳边总是回荡着一个声音让我鼓起前行的勇气:“静子，不要怕！别停下来，你只管往前走，往前走就行了！”
杨鸿涛（24岁）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