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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我的大学时光，是在北京度过的。尽管那里的冬天干燥寒冷，夏天又无比酷热，但我始终对这座在朋友眼中“不宜居”的城市，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感情。这份感情，寄托在喧嚣的南锣鼓巷旁，那个小小的蓬蒿剧场里，寄托在拥堵的北四环外，那个宽阔的798里，也寄托在我高攀不上的清华大学门口，安静的万圣书园里。当我感到平淡的校园生活需要加上一点“佐料”的时候，我不需要纵情声色之间，也不需要收拾去远方的行囊，只要走出校门，坐上地铁，自然有戏剧、艺术、哲学与音乐的世界，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等待着我。
2017年，我结束了6年的校园生活，来到现在的城市，展开了我人生中第一份、也是理想中的工作。当我走进音乐厅的大门，坐在音控室的椅子上，意识到自己从此不再仅是听众，而有机会通过策划表演、引进乐团等方式，为和我一样的听众们“造梦”的时候，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曾经的我，在丰富的文化资源滋养下，终于长成了一名能为文化事业添砖加瓦的“小兵”，这让我的心里照满了骄傲的光，也让我的手心和脸蛋幸福得发烫。
记得当年，在大学的哲学社里，我曾和一个男同学争辩，文化事业对社会到底有多重要——在他看来：文化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因此只是社会发展水平的自然体现，搞得再好，至多也就是起到一点锦上添花的作用。然而我并不这么认为，如果说经济指标和民生保障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进而决定着一个社会的“下限”，那么文化和艺术的发展水平，则直接与我们的精神世界相连相通，进而决定着这个社会的“上限”。具体到实际生活上，我们能接触、体验到的文化生活越是多元，我们的精神世界也就越会丰富多彩，进而有机会迸发出更多思辨与创新的光芒。
工作以后，我常常在音乐厅开会时，从领导宣讲的材料中听到“文化强国”的提法。因此，我时不时会思考：当我们谈论建设文化强国的时候，我们谈论的到底是什么？在这件事上，宏观层面的国家纲领性文件，当然会有专业、全面、正式、标准的阐释。不过，从个人体会出发，我觉得衡量文化强国建设水平最直观的指标，就是我们究竟能享受到何种水平的文化生活。在北京的大学岁月，给我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座城市又多又好的精神食粮。我在工作之后所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也正是想方设法，为与我共同生活的人“烹饪”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在我的愿景中，属于我们的文化强国，应当是一派百花齐放、千帆竞渡的景象。我企盼传统的焕发新的生机，也渴望现代的拥有多种走向；我乐见本土的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也期待外来的给人惊喜的碰撞；我想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阳春白雪”，也希望能坦然地在“下里巴人”面前放声大笑。
此时此刻，如果只看那些与文化产业有关的数字报表，我们很容易以为：中国早就实现了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我们有着全球最多的读者、观众与听众，更有天文数字一般的文化产值。不论是艺术展览还是网络电视剧，我们都绝无必要担心它们的数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东西有些是千篇一律的，缺少交流的年轻艺术家们重复地表达相同的“先锋”理念，大众传媒则用连串的“霸总”“甜宠”“古风”让观众满足于最浅表的需求。这种同质化的堆积，或许能够支撑起一个繁荣的“文化产业”，但是却注定无法成就真正的“文化事业”。
要改变现有的不足，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之所以说难，是因为我们发展文化事业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之所以说容易，则是因为包括我在内，许许多多平凡的文化从业者，都能从自己做起，实实在在地为我们理想中的东西贡献一点力量。当我和同事一起策划未来的演出安排时，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思考，如何把手里的传统文化资源玩出一些新花样，又或者从国外引进什么前所未见的表演形式。与此同时，我们也致力于打破音乐表演形式的框架，在不同媒介形式之间尝试各种各样的融合创新。一个音乐厅的创造，在14亿人的文化市场里或许翻不起多大的水花，但只要有更多和我们一样的人，在做着一样的事，让传统文化、现代文化、本土文化、国际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共同成长，交相辉映，我们必然能在“美美与共”之间，让祖国的文化事业发展得更加繁盛。
燕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