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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比天使/魔鬼二元对立的冲突想象，更能激起公众的道德义愤了。一个善良的人做了一件好事，不会引起太多关注，如果故事中有一个与好人形成巨大反差的大坏蛋，舆论道德感才会被充分调动起来。司机不顾危险和罚单，连闯红灯抢时间救患病婴儿，可事后司机需要证明时，家属竟拒绝作证，这种自私和冷漠，这种恩将冷报，多让人寒心。当事司机曝出“拒绝作证”的对话和车内监控后，全民都为他鸣不平，骂那个“冷血”得无法理喻的家长。全民众怒下，在人们心中，拒绝作证的家属已近乎“社会性死亡”。
主管部门介入，在核实后取消对司机的处罚，相关部门也开始调查，舆论高呼“不能让好人做了好事后还寒心”“世道人心变坏是从好人寒心开始”！可就在这种义愤达到高潮时，尴尬来了。媒体调查发现，这是一起乌龙事件。当晚有两个婴儿到那家医院就诊，司机要家属联系方式作证时，医院给错了家属电话。也就是说，与司机对话的那个家属，根本不是当晚坐他车的那个家属，人家怎么作证？那个真正的家属被骂得莫名其妙，然后报了警，一番调查后才知道摆了乌龙。司机向当事家属道了歉，当事家属表示巧合可以理解，希望司机尽快帮他们澄清事实。
有一种尬怒叫全民骂上热搜后突然发现骂错了，不少人似乎对这种错骂毫无歉疚之感，而很快从一种“恨不得游街示众的愤慨故事框架”迅速切换到一个“误会一场皆大欢喜的故事结局”，充满正能量地感慨“这是一个令人开心的反转”。确实是大反转，但，真让人开心得起来吗？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全民群殴，一张对话截图所激起的网络义愤，天使/魔鬼的道德议题张力，差点让这家人背上不白之冤，差点就在众人口水和键盘暴力中社会性死亡啊。
我们希望看到好人有好报，希望看到热心助人、不惜背负违章罚单的司机得到应有感谢，希望看到受助者履行自身应该的担当，从这个角度看，反转的事实回到了我们所期待的正常框架，人心没那么丑恶，道德没有被人踩在脚下践踏，“丑陋”只是误解和乌龙，如此看是“让人开心的”。“我们”是开心的，因为“我们”完全只是这个故事（已经变成“事故”）的旁观者，是正义感被充分调动起来、入戏很深的看戏者，“令人开心的反转”完全是围观者视角。如果换成被误解的，莫名其妙被骂了一整天的，被舆论道德审判的，被推向社会性死亡之舆论悬崖的，还开心得起来吗？
天使/魔鬼的故事框架中，骂得很“开心”，反转了，又不由得开心起来，这种双重“开心”，缺乏对身在其中之人的同情和理解，缺乏对伤及无辜的歉疚和误解的反思。你骂错了人，然后一笑而过，尬怒之后，一哄而散，快乐地说“开心的反转”，装作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杀气腾腾的乌龙和误解中，还是应该有反思的。比如，对一些看似“无法理解不可理喻的东西”，能不能多问一句“为什么”。即使面对一个可能的“魔鬼”，能不能也听听“魔鬼”怎么说。当时看到这条“司机为救婴儿连闯红灯家属拒作证”的新闻时，就觉得似乎不太合常识常理常情，这个家属有什么理由不作证呢？是因为怕麻烦，还是对法律缺乏了解，或者是孩子还在抢救之中，根本没有心情去为司机作证，又或是与司机在交流中有什么误解？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一个人得自私冷漠到何种程度，才会拒绝这样的作证。报道中只有单方说法和一段短信截屏，没有另一方的声音，信息是不对称的。反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单方信源。
另一个值得反思的是，对那种天使/魔鬼对抗框架的警惕，人们一旦陷入这种框架之中就很难自拔，沉浸到道德审判激情中而意识不到事实的缺失。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降低了人们的思考力，进入天使的叙事框架后，人们已经无法接受这个框架中没有一个敌人。人们越来越热衷于寻找“敌人”，用“敌人”去滋养和凝聚社会正义感，一个好人的故事，远没有“坏人欺负好人”那么有节奏带动性。“司机为救婴儿连闯红灯家属拒作证”就这样击中了舆论痛点，这个“敌人”被同仇敌忾，司机越正义，家属越丑陋，舆论越愤怒。正义感爆棚的人们需要一个敌人，最后事实证明，敌人往往是那种自以为是的正义感。无须靶子的朴素道德感，可能更接近道德本身。
还有值得反思的是，在事实没弄清之前就急于把一件事往网上捅，这种方式是否可取？当然，这件事中的司机跟那个想让人“社会性死亡”的清华学姐不一样，他的这种误解是源于别人一连串的失误。但是，这种动不动就上网、让大众围观、让人遭受道德审判和社会性死亡的暴躁，是不是特别容易制造、放大误解？站到了一个道德高地，窒息了让人开口解释消除误解的空间。很多时候生活中一句话可说清的误解，很容易被“曝光”复杂化了。
误解澄清了，但过程真让人开心不起来，误解并不可怕的，可怕是人们面对一个“敌人”时不分青红皂白、不由分说和不假思索的审判。误解消除，握手言和，并不是完美的结局。反转带来反思，学会克制那种不由分说去曝光、去人肉、去让人社会性死亡的正义感，才是更让人安心的结局。
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