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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5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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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诚信是科学精神的基底

陈志文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0年12月25日   02 版)

    前两年有韩春雨现象,今年更是爆出了某地方院校数学系超越北大数学系的笑话。

    单单就规则而言,这所学校并未直接进行作假,也并非贿赂排名机构,而是很多数学系老师对规则的娴熟掌握与利用。USNEWS排名规则中对高引用率权重较高,人为制造高引用率,让该校一举超过北大雄踞数学第一。

    如果说追究该校的责任,大约只有一条,对高引用率的奖赏。但全国很多高校不也是这么做吗?区别无非是程度与规则严密与否的问题。引用率本来是科研领域评价学术价值的一把重要的尺子,一旦我们把这个尺子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重要甚至唯一的指标,就彻底被异化了。当下,有个别大学与科研机构甚至直接出台奖励政策,鼓励引用同一个学校或者单位同事的论文,以提高学校或某科研机构整体的学术声誉,则是对规则的功利化利用。

    评职称看论文,于是就有一些教师制造出一堆没有价值的论文,甚至是雇佣第三方不顾廉耻地定制论文。专利一度作为科研效果与成绩的一部分,于是专利就井喷了,大量没有实际意义的专利多如牛毛。

    表面上是我们评价尺子出了问题,过于重视一些数字评价了,才有了“四唯”“五唯”的问题,但我想更进一步追问,我们为什么会喜欢用数字评价?难道大家都很傻?

    肯定不是,首先是因为诚信。诚信文化的缺失,导致我们不相信定性评价,更喜欢用定量评——数字来衡量,认为数字评价一定能够实现公平。

    然而,只采纳数字评价,功利文化就开始上阵了。极端功利化的应对,不断扭曲各种指标,玩坏各种规则。比如SCI,比如引用率。

    学术诚信不是独立的,是整个社会诚信的一部分,也不可能独立存在。因此,学术诚信的建设,需要从每一个人的诚信上下手。

    诚信文化难道是人性的优势?不是,是严惩重罚出来的。撒谎和作假成本太高,大到你无法承受,让你不敢越雷池半步。就如法律的意义,是靠威慑实现的。

    2014年8月,日本著名科学家笹井芳树(Yoshiki Sasai)在研究所附近悬梁自尽,时年52岁。原因是其牵扯到一起学术不端事件,即日本著名科学家小保方晴子学术造假案。羞愧难当。而曾经声名显赫的小保方晴子则再也没有机会进入研究领域,被“社会性死亡”。

    去年,美国也被揭露出招生舞弊丑闻。一些有钱人通过贿赂体育教练,通过招生的旁门进了名校。被揭露后,不仅学生被退学,相关教练被罚重金、被判入狱,行贿的考生父母也一同被罚重金,被判刑入狱。

    我们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比如酒驾入刑。酒驾屡禁不止,相关部门最后拿出杀手锏,酒驾入刑,这一恶劣风气迅速得到了遏制,甚至催生出代驾这一新兴职业。

    如果我们一些教授、科研人员一旦被发现有学术不端或学术舞弊,不仅是开除、停职,而且一辈子不得从事教师与科研工作,丢了饭碗,他还敢吗?

    近年来,中央和教育主管部门多次下发文件,提出加强学风建设。例如,在《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中,响亮地提出“科研诚信是科技工作者的生命”;在“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再次提及加强学风建设,坚守学术诚信。

    我认为,只有从底层解决诚信的问题,才能顺理成章地建立学术诚信的风气;只有以最严格的措施惩戒学术道德失范者,才能切实捍卫科研诚信的生命线。

陈志文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0年12月25日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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