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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英姐之前，我很难把她和“主播”这个职业联系起来。这个50岁的农妇，曾经以卖烤红薯为生。也许是常年在外摆摊的原因，她的皮肤粗糙，头发随意地拢到耳后。她身材瘦小，又总是穿着一件肥大的旧T恤，上面满是污渍。
她和老伴在2020年4月份从老家吉林省吉林市南下来到义乌北下朱村，成为一名带货主播。北下朱村不大，但足够包容。这里吸引着各种背景的创业者，有“颜值主播”，也有“才艺达人”，但更多的还是普通人，他们可能是农民、小商贩，或者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换句话说，北下朱是个草根创业者聚集的地方。那些受疫情影响，陷入困境的人们，被北下朱的造富神话吸引，希望能在这里完成咸鱼翻生，或者底层逆袭的故事。从这一点看，英姐和北下朱的其他创业者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她更偏执。
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直播带货”是个绝对的热词。上半年，不断刷新的成交量、明星和商业领袖的试水，似乎都在回应“万物可播”“全民可播”的口号，很多人都相信，一个现象级的商业模式又出现了。
那时的义乌，受疫情重创的国际商贸城比往常冷清不少，但仅相隔3公里的北下朱村却被一种热烈，甚至疯癫的气氛笼罩——每天下午，北下朱主街十字路口的主播们都会进入亢奋的状态，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夸张的表演，直到拍出一条满意的段子。接着往下走，你随便拐进一条巷子，都有可能遇到正举着商品，对着手机大声介绍的主播。
到了下半年，人们发现那些惊人的数据堆造出来的，可能是个泡沫。明星带货频频“翻车”，粉丝的消费热情开始降温，都让这个一路狂飙的行业逐渐回归正常。
英姐没工夫了解这些，她像台没有停止键的机器，不断运转。她总是很匆忙的样子，接受采访期间，有时碰面，她会一边快走一边打招呼，似乎没有什么能让她停下来。
有时分不清，她到底是精力充沛，还是在硬扛。她眼泡浮肿，大多时候声音都是沙哑的。她通常会直播到深夜1点左右，有时也会持续到凌晨三四点。最长的一次，她连续直播了18个小时。无论多晚休息，她一定会在早上7点起床，然后开始重复一天的工作——拍段子、剪视频、直播……
半年前，她在快手每天能卖出十几单商品，大概收入20元。这种状态持续几个月后，她加入了一个小型的MCN团队，换了直播平台，在抖音“二次创业”。
这次艰难的转向并没有给她带来太多变化，除了两次“一两千元”的“爆单”外，3个月来，她每天的出单量反而降到了个位数，“一般都到不了5单”。
“不到山穷水尽，我绝不回头。”她带着哭腔说。
可什么才是山穷水尽呢？英姐说，比起以往，北下朱也冷清了不少。熟人不断离开，十字路口也没以往那么热闹了。
两个月前，她的老伴去了江苏一家工厂，成了流水线工人。他和那些短暂落脚，又匆匆离开北下朱的创业者一样，被惨淡的业绩打败，对直播带货彻底失望，最后放弃“幻想”，回到了靠出卖体力吃饭的生活。
她把开支降到最低。每天22元的房租，2元电费，3元的共享单车车费，她一天只吃两顿饭——团队免费提供中午和晚上两顿盒饭。即便如此，她每天依旧入不敷出。
她终于相信了这个行业的逻辑，“不花钱买流量，就别想爆单”。现在，她指望着自己的某条视频忽然窜上热门，团队老板承诺过帮她“买流量”。
在北下朱就要一年了，英姐把心得、经验记满了快30个笔记本。但直到现在，她的作品很难称得上优秀。她虽然努力在介绍商品时加入一些故事，但看起来依然干瘪。
在一个抖音视频里，她讲述了自己初来北下朱时的经历。和那时相比，现在她还是原来的衣服，一样的表情，甚至连发型都没变。她就像一头倔强的驴子，无论如何努力，都是在原地绕圈。而在北下朱，没有变化是最可怕的事。
在这场商业游戏里，“头部主播、腰部主播”才有资格出现在各种行业报告和新闻报道中，这些像英姐一样的“脚部主播”甚至不值得一提。他们进场或者离开，成功或者失败，对行业都微不足道。
元旦那晚，英姐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大哭了一场。离家快一年了，她最担心自己的父母。两位老人都已经80多岁，父亲说过最大的愿望是看一眼西湖，她想在开春时赚够钱，帮父亲了却这个心愿——这是个不小的计划，她眼下的愿望是回东北老家过年，但还在为路费发愁。
支撑她继续留在北下朱的，还是对“爆单”的期望——那是指某条短视频或者某场直播忽然大火，带动商品冲到几万甚至几十万单的销量。英姐相信，她的尴尬和困境在这个机会到来时都会迎刃而解。她照常出现在北下朱的街道上，像闹钟一样准时，不管身边人来人往，或者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她把未来都押注在这个最大的新年愿望上，尽管她也不能确信它是否会真正发生。
杨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