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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母亲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父亲整日在外蹬三轮车，肩膀上挂着一条湿漉漉的毛巾，穿梭在大街小巷，用踏板上一层层的脚印堆叠成灯下厚厚的硬币。而母亲端坐在学校的小房间里，输入文档、打印试卷，不仅每个月存折上都会多一笔工资，逢年过节还会有米、月饼和油。不过，我从来没见过母亲的钱，她一直把它存在银行里，走亲戚、随礼都是用父亲挣来的碎银子。母亲告诉我，存折里的钱是家里的本钱，以后我上学、成家都要靠它呢。而她没有说的是，一家人的生老病死，也都合在了那小小的存折里。
第一次用到这个钱，是在小升初。我靠着摇号，碰运气才进入了市里的初中，但因为不是凭实力考上的，所以要交一大笔钱。当我纠结了许久才嗫嚅着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时，她和父亲一拍即合：“交！”“你能摇上这是喜事啊。这钱就是留给你用的。”她显得毫不在意，没有半点心疼。
第二次用到它的时候，母亲脑出血住院，熬了7天后撒手而去。那个存折又在桌上出现了，我突然觉得它分外讨厌，虽然存着钱，但每次出现都是一副无度索取的模样。它是母亲用一辈子给家里存下的东西，但它不仅带走了母亲，也向这个家发动了一次次的侵略战争。每一次出现，都是一股暗流涌动。
意识到母亲真正离开了，是在每天早上，起床后屋子里只剩我一个人，父亲把饭做好留在桌上，便匆匆忙忙出门蹬车了。到了晚上，卫生间里空荡荡的，不会再有人提前帮我摆好小凳子、棉拖和热水瓶，倒上小半盆冷水，等待我洗脚。我一件件地拾起曾经被母亲包揽的事情，一点点地在屋子的空间里重新构建家的骨架。
姨母经常告诉我，家是一个三角形，父母和我各占一个角，才让家形成了最牢固的结构。
母亲在的时候，她占着一个顶点，收容着我和父亲的棱角。每次父亲发火，提着扫帚往我身上打的时候，母亲往往先在旁边帮腔，训斥我几句，觉得我受的惩罚已经够了，便又去阻拦父亲。她时常在我和父亲的房间来回走动，给我们足够的缓冲空间，把家里暴躁的温度降低，然后一点点地打通两个人间的沉默。
母亲虽然残疾、瘦小，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但在我们家说话的分量却是最重的。因为她不仅掌管着家里的经济大权，而且精通着家里所有的家具，所以她也是所有家具的综合体。母亲是洗衣机、缝纫机、收音机、油烟机，当然，也是戒尺、润滑剂和红花油。她把最绵长的深情都给了这个家，把它打理得井井有条、窗明几净，这也是为什么，有一次我和父亲发生争吵后，在作业本上愤然写下“家是一个大火炉，把人烧得不想待下去”时，她没有打我，而是对着我呜呜地哭了出来。那时候我上三年级，情不自禁地也跟着哭了出来。第一次，我对家的意义有了分外深刻的认识。
而母亲走后，我和父亲成了相依为命的关系。三口之家缺了一个角，我们默契地把棱角变得很钝，嵌套成火车车钩的结构，拖拽着彼此，也被彼此牵引。我们再没发生过战火，因为母亲始终坐在相框里，靠着墙，微笑着望着我们。我们也时常会谈到母亲，谈到她的抠门，谈到她被人骗的憨傻，谈到她命途多舛的一生。前些日子，看了纪录片《掬水月在手》，我突然觉得这句诗尤其适用于形容母亲——温柔和善，在岁月的一隅泛着盈盈的微光，即使已经离开人间，但掬一捧水，依旧能看见她满是爱意的眉眼。
仇士鹏（22岁）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