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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秋天，华北风云日紧。有太阳旗标的飞机在头顶盘旋，日本蜗牛式坦克在路上滚滚而过，坐在天津市中山中学初三年级的教室里，阎肃和身边的同学已无法安心读书，他们时刻感到“亡国灭种的危险”正在逼近。
学生们一下课就往阅览室跑，这些当时15-16岁的中学生渴望从书报中找到时代激流中的航标——这个国家怎么了？出路在何方？当时邹韬奋创办的《大众生活》被大家争相传阅，仿佛一个时代在呐喊：日军的铁蹄已越过长城，冀东国土一天天沦丧，平津的上空已布满乌云。“团结御侮，抗日救亡”成为最强音。
天津百姓早已饱尝被欺凌的苦楚。“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把天津作为侵略华北的桥头堡，在日租界设立华北驻屯军司令部。
1935年，海河里漂起大量被日军残杀的中国工人的尸体。激愤的学生们却发现，课本上抗日的字眼已被毛笔涂去；国民党政府在“睦邻令”中明确，“侈言抗日者杀无赦”。
一股抗日救亡的力量在青年人血液中涌动，很多学生想投笔从戎，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在李大钊播撒过革命火种的法商学院，在张太雷曾战斗过的北洋工学院，在周恩来等活动过的南开大学，在邓颖超、郭隆真等就读过的河北女师、女师附中。越来越强大的青春力量不断积蓄、升腾，时刻准备着为拯救中华民族而斗争。
一声惊雷，打破沉寂。
1935年12月9日，北平6000多名大中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指挥下，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游行，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然而，游行学生遭到国民党军警残酷镇压，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
消息不胫而走，学生们奔走相告，急切盼望天津的同学行动起来。
早在12月5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即发表宣言，反对华北自治运动。为支援和配合北平学生的行动，天津党组织迅速与北平学联取得联系，决定在天津发动游行。
就在这时，“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发出了每个学生心底的呼喊：“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北平学生运动爆发后的几天，天津法商学院的大学生庄林被老师阮慕韩叫去宿舍，发现另一位老师杨秀峰也在。这两位老师都有一个没有公开的身份——共产党员。杨秀峰问庄林：“12月9日，北平学生已经行动了，你们怎么样？”庄林回答：同学们情绪异常高涨，一触即发。老师们示意：“条件成熟，可以有所行动。”杨秀峰掏出一张纸，写了游行队伍的组织、路线、口号，以及开大会和请愿的内容等。庄林找来各个学校学生会积极分子，决定12月18日开展游行，并作了具体分工和动员。
12月18日清晨，寒风凛冽。校园钟声响起，法商学院的同学们集合起来，高举抗日救亡的巨幅标语出发了。庄林走在最前面，身旁是穿着呢子大衣、夹着黑色皮包的杨秀峰教授。队伍行进途中，北洋工学院、河北女师附中、扶轮中学、汇文中学、中西女中、中山中学、觉民中学、工业学院的爱国学生相继汇入游行队伍。
那天上午，阎肃正在上课。街上传来一片口号声，游行的队伍涌进校园，阎肃和初三年级的同学们首先从课堂跑出去，接着更多的学生加入兄弟院校队伍，一边走一边喊口号，憋了几年的闷气一时间都爆发出来了。
游行队伍在体育场广场召开群众大会。爱国青年历数日本侵华罪行，痛斥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发表宣言，号召“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对日妥协投降”。游行队伍涌向天津市政府，各校学生推出代表向市政府请愿。国民党天津市政府秘书长被迫接待了学生代表。游行队伍高呼口号，唱着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继续游行。
游行队伍向着金钢桥前进时，桥上布满持枪的军警，企图阻止游行队伍通过。学生们高呼“欢迎爱国军警抗日救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感染了很多人，一些军警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青年学生们向周围群众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不少学生一面激动地演讲，一面擦拭着夺眶而出的泪水。雷鸣般的口号声，激昂悲壮的救亡歌曲声，回荡在海河两岸。爱国热情像烈火一样在人群中燃烧。
游行队伍在南开中学大操场会合。南开中学的学生为游行的同学们准备了馒头充饥，南开中学学生会主席吴祖贻说：“馒头虽冷，我们的心却是热的，抗日救国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抗日救亡的念头已在这个19岁的年轻人心中扎根。考入南开中学后，吴祖贻多次组织同学进行社会调查，他们到码头去观察搬运工人的劳动和生活，针对社会不平的现象，开展学习和讨论，努力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道路。一次学校运动会开幕式上，运动员冲向终点那一刻，吴祖贻抬手发出号令，多位同学在看台不同位置撒出抗日传单。军警忙了半天也没找出散发传单的人。
12月18日下午3点，几千名学生在南开中学操场集会，宣布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其后，学生们又徒步赴南京请愿。
在国民党政府高官面前，不足20岁的吴祖贻正气凛然，宣读了天津爱国学生的请愿书：要求当局团结各党派，组织联合政府，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敌御侮。正是这次请愿活动，学生们深刻认识到，要抗日救国，只有依靠共产党。
“一二·一八”大游行，冲破了国民党当局的压制，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的嚣张气焰，表达了天津青年学生强烈的爱国激情，极大地唤起各界群众抗日救亡热情，成为“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天津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揭开了崭新篇章。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