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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家书，张丁深入了解了很多中国家庭，也进入到很多历史的细节当中。
“玉花，这次胜利可不小啊！解放了北平、天津、塘沽、张家界等城市，歼消敌人50多万。看样子，华北的全部解放已不会有多少日子了！亲爱的玉花，不见面已经一年多了，想我不？当别人的爱人来了时我就想起你了……”写这封信的人是宋云亮，时任华北军区第66军炮兵营二营营长，此信是1949年写给自己爱人胡玉华（小名玉花）的。
不久前，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办的“见字如面——2020中华家风文化主题展”上，不少人被宋云亮和胡玉华的爱情所感动，也为当时的社会背景所惊叹——“北平可真热闹，街上有电车，有稠密的行人，有很多的商店，来往的汽车，真比驮粮的小毛驴还多哩！今天晚上我们到国民影剧院看的戏，看了名角叶盛章的‘九龙杯’，的确不错。”
“主题展”策展人张丁说，在开幕式上，媒体把焦点纷纷对准了领导和专家，其实那些无私的家书捐赠者才是展览的主人，面对老人们，我心生愧疚。
在“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开启初期，苏州的姚美家阿姨对家书征集抱有很多疑问。姚美家保存了上千封家书，其中包括她和丈夫经人介绍相识以后，从谈恋爱到结婚生子，又分居两地的6年中互通的586封信，也有她上世纪90年代写给在美国读书的儿子的家书。
这5公斤重的“家史”，交与不交，令她犹豫。姚美家写了一封长信，一口气提出了许多问题：“抢救办”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经费问题？如何保管征集来的书信？人手几何？如何办理捐赠手续？外地的人一律邮寄吗？如果贵办因故不能践诺，凡交出的书信还能要回吗？
张丁回了一封1118个字的信，对老人提出的问题逐一作答。言语平实又充满诚意。最终，姚美家坐火车来到北京，亲手把984封家书和35张老照片送交到张丁手里。
2005年，听说了“抢救民间家书”活动之后，胡玉华打来电话和张丁取得了联系，并捐赠了两封珍贵的家书，一封写于1949年，还有一封来自抗美援朝前线。
2006年春节，张丁向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组推荐了胡玉华和宋云亮的战地家书。75岁的胡玉华应节目组邀请来北京做节目。“我无以回报，只有在街头小馆请他们吃一餐最普通的饭，略尽地主之谊。”那天晚上，张丁和胡玉华阿姨以及女儿，聊到很晚。
那次分别后，胡玉华又寄了十几封丈夫宋云亮所写的战地家书原件给张丁，这些家书非常珍贵，知名电视栏目“见字如面”从中选读过2封。
临潼老家盛产石榴，每年秋天石榴成熟时，胡玉华都托人寄送石榴到家书博物馆。2个月前，张丁专程到西安看望已经90岁的胡玉华，胡玉华的女儿一定要请张丁吃饭。“妈妈说2006年您从中央电视台辞职，专门做抢救民间家书的工作，经济很紧张，但还是热情地请我们吃饭，这份情谊不能忘记！”
抢救家书工作有意义，但很辛苦。2005年项目启动后，张丁多方寻求资助均不顺利，尽管2006年出版了《家书抵万金》《红色家书》两部有关家书的书籍，《红色家书》还入选中宣部组织的“万村书库”工程，但经济效益有限。2006年，他把办公的房子由两间减少为一间，房间里放满了家书，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
“张丁老师几乎没有穿过什么新衣服，特别朴素，吃的东西也很简单，他一心扑在抢救家书上。”跟随张丁多年的助手张颖杰说。张丁没有想到，自己当年的窘迫，老人不但看到了，还记在心上。
2016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正式挂牌成立。15年间通过各种社会力量共征集到6万件藏品。和张丁密切联系的多位捐赠人中，有20多位因为年事已高去世，他们的家书保存在博物馆里，手机号码却再也无法打通了。
2006年，张焕光和老伴陈素秋从报纸上看到征集家书的消息，主动给办公室打来电话，说家里保存了1700多封书信，都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旧信。张丁一听特别兴奋，马上动身到张焕光家里拜访，看到了那些装订成册的家书。
两个人的书信分别按照年代排序，信纸大小不一，都加了封皮，然后用线缝起来，装订了61册。 张丁印象最深的是广州和桂林解放前后的书信，“当时陈素秋在广州，张焕光在桂林，两人鸿雁传书，对于解放军进城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真是惊心动魄。”
陈素秋在1946年8月16日写给张焕光的信中写到：雨是这么多，在故乡我爱雨，在这异域，我是害怕触动的太厉害，我厌了这多雨的时日，不是吗？楼阁的人用一样的耳朵，不同感情，闻着这异乡的雨滴，百感交集……
两位老人决定把这些情书全部捐赠给张丁，“这可是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宝贝啊！”有出版社闻讯找到张丁，想出版他们的情书，于是他请老人亲自动手进行编选，从100多万字中精选出近30万字，但最终因整理难度太大而搁浅。张焕光2012年去世，而书稿仍然躺在书柜里。“我非常愧疚，至今没能帮助老人完成心愿。”
家书从来都是和家风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讲话，强调家风和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2017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相关文件中提出：广泛开展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挖掘和整理家训、家书文化，用优良的家风家教培育青少年。这让张丁特别兴奋，“这就把家书与家风家教联系起来了！家书是人们内心世界的反映，家训是亲人之间的谆谆告诫，家风是一个人生活成长最有力的熔炉。”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二中的退休教师许达，捐献了自己保存完好的1811封家书。张丁在其中发现了“富矿”——1982年3月20日朱圣武给许达的信中讲到了当时已经在全国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里责任田，五花八门。大队三令五申，饬令小队分田到户。小队按兵不动，勉强分了耕地；管理方式多样化，或者定产到户、连产计酬；或者计酬不连产，仍然集体耕种，集体收割，按照工分分配……现在很多基层干部也不知道啥法好，只要发展生产，调动社员积极性，分配好，群众赞成，就好。”
又过了一年，朱圣武来信，讲到经过实践，农民逐步认识到了大包干的好处：“农村实行大包干，懒汉变勤快了，比大呼隆农田管得好。”
在许达的信中，参军、下放、社教、知青、票证经济、“批林批孔”、民办教师、农转非、高考、新兵连、住房改革、“砸三铁”等，都有较为生动的记述。
张丁说：“《效石家书》是许达先生的传记，更是家史，是20世纪后半叶一个中国普通职工家庭历史的真实记录，还是山东乃至国家历史的一部分。”
当张丁得知许达是“文革”前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退休前当过多年的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时，就鼓励他把家书整理出来出版。从此，年届古稀的许达老师开始了整理家书的漫漫征程。
张丁和老人一直保持着联系，有时通个电话，逢春节时寄贺信，了解他编书的进度和甘苦。70多岁的许达为了亲自录信而学习电脑。2012年，《效石家书》出版，总共90万字。当时许达患了严重的白内障，阅读已经十分吃力。“令许老师颇感欣慰的是，他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通过这些家书使许家的淳朴家风向后代传承。”
2018年，许达去世。他说，自己的人生没有遗憾。
每每想到这些一个又一个永别的亲人，以及他们背后的家风故事，张丁依然觉得愧疚：“在做好保护的基础上，还应该更好地利用这些家书，为他们做点什么。很多家书已经损失，或者正在损失的过程中。应该加快抢救家书的步伐，把尽可能多的家书抢救过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桂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