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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曾深入探访“浙江村”的日常生活，著有《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全球“猎身”》等，前者被誉为“中国社会学经典”“中国社会学最佳中文著作”。2020年出版新书《把自己作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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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18岁离家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念书，而后赴牛津大学读人类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正在德国访学。尽管跨越了不少地理意义的边界，可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个温州人。
如今像项飙这样的“流动”已不奇怪，几乎是当下年轻人的常态，一年一度的春节“迁徙”，总能够看到流向的回归与出发。而今年“打工人”普遍的原地过年，又搅动年轻人无处安放的灵魂。故乡总是亲近又疏远，都市青年的归属感在哪里？在新书《把自己作为方法》中，项飙说，我们都在“悬浮”中。最近，他开始对“附近”感兴趣，有没有想过，理发店的Tony老师、小区门口的保安大哥、对门不知名的邻居，都可能是我们归属感的灵魂人物。
如果一个人有强大的“小世界”，会更从容
中青报·中青网：年轻人以往回家过年会吐槽，今年因为疫情回不去又觉得有点“凄凉”，这种矛盾反映了青年和故乡、家庭、父母怎样的一种牵扯和连接？
项飙：“吐槽”和“凄凉”可能不是一个量级的，“凄凉”只是一时的情绪，“吐槽”是较长时间的现状。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维度来考虑，一是青年和父母的关系，二是青年和所在地的关系。
“吐槽”往往来源于青年和父母价值观的不一致。其实，父母对子女的关心，应该从他们自己的生命史出发来理解。他们是这样走过来的，就像我小时候，家里厨房连门都没有，买个桌子都是一件很大的事。从物资贫乏到生活小康，在物质积累的过程中，我们的父母奋斗了一生。
但不可否认，父母可能失去了一种对人生意义的反思能力。他们对子女有情感上的依赖性，要求子女按照自己的想法过圆满的生活。这些父母对子女的要求，一定意义上是我们欠历史的债务，是改革开放以来浓缩化、高速化的发展，带来的人的精神上的“悬浮”。
而青年和他们生活、工作所在地的关系，也十分值得考虑。我最近在思考一个概念——“附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对门的邻居、楼道的保洁阿姨、小区门口的保安、小区底商的理发师……经常能见到，但好像从来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有着怎样的生活经历。
当下，至少在一部分行业，年轻人的工作环境越来越把人打成“原子化”，要你加班、付你高工资，节奏加快，而同事之间的额外交流是非常少的，甚至互相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这就把一个人重要的社会关系打碎了，年轻人在职场失去了一个社会支持系统。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回不去会觉得“凄凉”。
我和一些年轻人聊天，他们哪怕拿着几十万元的年薪，也觉得生活不好。他们看不到其他群体是怎样生存的，只看到自己的某种特定生活方式，把生活过成了一个单线项目。
如果一个人有强大的“小世界”，会更从容。“小世界”有两层含义，一是志同道合、能互相扶持的朋友，二就是物理空间的“附近”。你和“附近”的人不一定总要互相帮助，但我想提倡的是，你可以去了解那些理发的、卖菜的、搞卫生的人，了解自己的生活空间是一个怎样的构成。
我们经常讲要淡定从容，似乎这种品质来自于思想境界，其实不是的。很多时候，性格和思想境界来自于一种认知。如果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比较客观，就会对自我有比较明确的界定，也就会比较从容。
中青报·中青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乡愁、故乡在各种文化形式中被反复吟咏，但如今好像失去了这些浪漫、美化的部分，这反映了环境和人们心态一种怎样的变迁？
项飙：乡愁的逝去，不是因为流动少了，相反是流动普遍化了。“乡愁”被反复吟咏，是因为当时“流动”被视为一种比较特殊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到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后期，物流业、高铁系统的高速发展，城市化的普遍放开，地方经济形态的变化，都让“流动”成为普遍。
乡愁文化在大众文化中的消减，是因为流动的普遍性，这里引申出一个观点：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要想办法形成一种新的语言，去anchor（锚住）这种现象。
我个人认为，执念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只是想象中的、浪漫化了的“江城”（《江城》，彼得·海勒斯作品，讲述上世纪90年代的涪陵——记者注）没有太大意思。他把一个想象中的浪漫化了的过去当成现在生活的反衬，然后抒发某一种感情，有点虚无缥缈。
文化研究者讲过，“乡愁”最早出现是与英国农村经济转型相关，当农村不再是农民的农村而变成贵族庄园，农民进入城市住在贫民窟，才有了乡愁的出现，这有着很强的社会批判性。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没有重蹈欧洲19世纪的覆辙，没有明显的城市病。只是当出现刚才说的年轻人悬浮、空虚、被裹挟的状况，需要我们用新的语言、新的文化想象来讲述这种状态，而不是一味用乡愁来构想出一个浪漫的对象。
家乡对于一个人的印记是很自然的，我想强调一点，印记和认同不一定是一回事
中青报·中青网：你在新书《把自己作为方法》中谈到自己的身份认同是温州人，是不是意味着“我是哪里人”与童年青少年有关？为什么很多人在所在城市生活那么多年，依然会认同自己的家乡属性？
项飙：并不是家乡有多好，而是因为我们只有在童年才认真观察世界。
童年时期，一个人的知识很少，但观察是最真实的，不从任何已有定义、已有身份出发，不管男的应该怎么样、女的应该怎么样，不把人分成不同类别。孩子观察的时候，“区别”不是他的出发点，他的出发点就是好玩、好看；不会用边界来限制自己，父母说不行的事他可能更有好奇心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就这样，我们在家乡生活了十几年，慢慢形成了自我意识、看问题的方式，以及自己的气质。
家乡对于一个人的印记是很自然的，我想强调一点，印记和认同不一定是一回事。也有人想摆脱印记，印记只是一个客观存在，不等于主观价值上对它的认同。
我在书中讲，我是温州人。我出生成长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中国南方中小城市，一定要百分百去拥抱它，嚼透它。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身份认同很清晰。但大家现在说的身份认同有另外一层意思，好像认同了一个东西，就要捍卫一套价值，遵循一定的行为规则，继承一定的文化气质，这个因果关系对我来说不存在。如果我有自己真实的“小世界”，哪怕比较边缘，但比较强大，可以互相讨论，不用去找这样的认可。
中青报·中青网：那对于一个生活在异乡的年轻人来说，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重要吗？
项飙：归属感是重要的，但还是要回到“附近”的感念，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附近感”。
它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现在流动性非常强，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很多人不一定在某个城市待很长时间，如果要把地图上一个个点都当作自己的认同对象、归属对象，不太现实。所以，对更加切近的东西产生归属感，会更加重要，它跟你每天的生活都联系在一起。
二是对“附近”的归属感可能比对一个城市的归属感更重要。城市的归属感在很多情况下是用抽象符号构建出来的，比如北京是首都，后海、三里屯的氛围让你感觉很舒服，这是对一个文化符号的归属，有一定象征性；而当你家里的下水管堵了、楼下的垃圾桶满了，一旦出现这种危机，你就十分需要对“附近”的归属感。
如何克服“社恐”，与“附近”交流，对年轻人来讲似乎是需要努力学习的
中青报·中青网：那么，“附近”的归属感该如何建立？
项飙：第一，不要被一些抽象的象征性符号裹挟，要从真实的、日常生活的经验中出发；第二，归属这个词，原本就有一点被动的含义。环境是不变的，就看你能不能进入，进入了就归属了。但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归属感其实是需要你去积极投入的，邻里互动、社群互动，这对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讲，似乎是需要努力学习的，如何克服“社恐”，去与“附近”交流。
也许，当你和小区门口买菜的人顺畅交流后，你从他们的生活中得到的能量和营养，会是你的财富。
中青报·中青网：虽然有“逃离北上广”一说，但青年流向大城市依然是趋势。您在书中提到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是一个小的中心，这种状态在当下能实现吗？
项飙：短期内不是很容易，需要咱们慢慢努力。
我对自己原来的说法要补充一下，“北上广”这些中心城市其实吸引的是没有什么社会背景，或者说不愿依靠社会背景的年轻人。他们在相对小的地方更容易被社会关系裹挟，而在大城市，规则比较清晰、相对公平。所以，与其说向往中心，不如说向往公平。
中青报·中青网：你对当下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
项飙：关注“附近”，其实就是直面当下。
你与父母的对话，获得的并不是他们此时此刻的想法，而是积累了几十年的人生感悟。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都“历史化”，然后建立自己的“小世界”。只有你站稳脚跟，才能从容对话，即便最后你还是不能接受，但也不会有焦虑感和受伤感。知道了你是怎么来的、他是怎么来的，那我们不妨找个最大公约数看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