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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上，永安百货正在进行年度打折促销，每年春节前后这里的通宵购物，一直是上海商圈里的重头戏。
“永安”二字，即便在百年前的上海，也是响当当的“王牌”百货公司。1918年，永安公司在上海成立，它是上海著名的四大百货公司中业绩最好的一家。欧洲建筑风格，入口采用爱奥尼亚式双柱，转角“绮云阁”为巴洛克式塔楼。一层的临街大玻璃橱窗，开上海各大商场以沿街橱窗陈列商品的先河。
永安见证了上海的繁华，也见证了这片原本几乎被地主、大资本家控制的土地，转变为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进程。
“党中央原计划用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想到，7年就基本完成了这项任务，实施时间之短促、快速，几乎超出所有人的预料。”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党总支副书记、研究员张秀莉告诉记者。1949年至1956年，不少接受“公私合营”的资本家对“不一样的”中国共产党印象深刻，用7年时间快速完成的改造工作，为新中国经济此后的振兴发展奠定了基础。
黎明前夕
1937年，淞沪会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永安公司老板、爱国资本家郭琳爽率永安公司全体职工每天上午开业前和下午收市后齐唱《义勇军进行曲》，以表示壮烈之民气。上海解放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向郭琳爽做工作，希望他留下来迎接解放，一起建设新上海。郭琳爽拒绝了父亲的包机，作出留在上海的决定。
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的前一夜，郭琳爽没有回家，而是留在了新永安大厦15楼的办公室里。清晨，他听到窗外有些声响，发现街道上有一排排席地而卧的解放军战士，怀里抱着枪，身着灰布军装。这群解放军，深夜入城，席地而卧、没有打扰人民的行为，感动了一群像郭琳爽一样的商人。
同一天，一夜未眠的，还有荣氏企业的老板荣毅仁一家，他们全家胆战心惊地在楼下的夹道里躲了一夜。早晨，听人报信说解放军进城秩序“交关好”（很好，上海话），他便亲自开车上街转了一圈。士兵们睡在街头，态度和善，纪律严明，与国民党军队大不同。
近代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以荣氏企业、永安公司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始终占据较大比重。据统计，1949年上海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拥有工厂20149家，年产总值人民币267352万元（按1955年发行的新人民币币值计算），职工424951人。全国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有16.35%集中在上海，上海资本主义工业的年产总值和职工人数分别占到全国总数的39.15%、25.85%。
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能否顺利完成，对新中国国营经济奠基至关重要。
宁可国家亏一些，也要维持生产
上海的资本家们很快发现，进城方式的不同，还远远不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最主要区别。具体到做事的方式，两者也有很大的不同。
荣家对此恐怕体会最深。1948年，蒋经国强令收缴黄金外汇，荣毅仁的堂兄荣鸿元买棉纱存了外汇，被关押并交给特种刑事法庭审理。荣家拿钱“捞人”，法庭庭长与荣家频频谈判当面开价，连司法部长的叔叔、看守所长、伙夫、门警都要打点。77天后，人虽放了，但荣家支付现金加上用棉纱、面粉的账单抵付，花费了50万美元。
到了1949年6月2日，荣毅仁和上海滩的商界大佬们开着奥斯汀、雪佛兰等豪车去外滩中银大楼见识共产党官员“登场亮相”时，这群大佬大为惊讶——陈毅市长竟然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布军装，脚穿线袜布鞋，和大街上睡觉的士兵没什么两样。
陈毅和潘汉年两个学者模样的人，给资本家们讲清了“十六字”方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荣毅仁后来回忆，当时陈毅虽然朴素，但眉毛一竖又很威严：“毛主席派我来上海，不是开玩笑的，我们是来改造这个旧城市，准备作斗争的，我们完全有办法对付那些违法破坏的人！”
中国共产党怎么说的，就是怎么做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是需要改造的，工人阶级的权益也是要争取的，但共产党政府也不能看着资本家的工厂倒闭、资本家没饭吃、工人没处工作。
面对许多工厂倒闭的困难，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加工订货”的方式提振经济。简而言之，就是政府出钱向资本家“团购”事关国计民生的产品，政府提供原材料，资本家的工厂负责加工产品，并从中取得正当利润，渡过难关。这一过程中，国家对接受加工订货的工厂往往以低价供应原料，承受了巨额的亏损。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著的《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中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根据当时的核算，国家以国产棉花委托私营工厂代纺棉纱，以二十支纱为例，每件每纱每月平均亏损60斤棉花；在棉布加工方面，每匹布国家也要亏损一元一角。
加工订货阶段，工人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他们的劳动不再是为了替资本家挣利润而生产，他们首先是为了完成国家的计划任务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他们在促使资本家履行加工订货合同的过程中，实际已经开始通过劳资协商会议的形式对企业进行了初步的监督。
一开始资本家们很欢迎这种做法，但随着市场的好转，他们又开始想方设法多赚钱。一些资本家在加工订货阶段开始想办法偷税漏税、偷工减料，还有不少人把自家亲戚安排进工厂工作，发放超高工资。
这些行为，后来都在“五反”运动中，被工人阶级揭露出来。值得注意的是，从1951年年底到1952年10月持续约一年的“五反”运动，同时还伴随着“三反”运动一起进行。中国共产党在鼓励工人阶级针对资本家进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的同时，也鼓励人民针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工作人员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这与国民党政府只剥削资本家，却不反思其内部贪腐问题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公私合营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分为三个阶段，历经初级、中级、高级国家资本主义三种形式，具体表现为收购代销、加工订货和公私合营。”张秀莉告诉记者，1953年之前，多采用初级和中级形式。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经过1954年全国范围扩展公私合营，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基本实现。
统计数据显示，1955年，上海资本主义工业在政府加工订货的扶持下，生产了价值约30.5亿元的产品，使政府掌握了更多的钢铁、机器、电工器材、橡胶、搪瓷、纸张、纺织品和药品等工业品，用于支援国家建设和供应人民生活需要，从而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但这种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仍属于资本家私有，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基本上没有改变。公私之间、劳资之间，仍然存在矛盾。工人仍然是被剥削的劳动者，劳资双方仍然处于直接对立的地位。
1954年，条件成熟了。当时政府不仅在公私合营工作中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还让众多资本家看到了公私合营的好处——许多企业公私合营以后，生产增加、利润增长、劳动条件改善、技术管理也显著改进，公私合营比纯粹私营更加优越的情况，渐渐为人们所认识。这一年，国家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了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会议，确定一批规模较大、产品同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工厂率先实行公私合营。
国家通过赎买股份的形式，入股一些私营企业。公私合营后，由政府所派公方代表和私方代表一起负责经营管理，但公方居于领导地位，私方接受公方的领导。
1956年1月，爱国商人郭琳爽管理的上海永安公司成为上海百货行业第一家公私合营单位。这一年，上海宣布基本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总结，公私合营后，生产力不仅没有受到破坏，相反得到迅速发展。以上海公私合营加私营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为例，1952年为45.73亿元，到1956年全行业合营后变为79.60亿元，比1952年增长了74.8%。
而红色资本家荣毅仁所管理的荣氏企业，更是公私合营中的楷模。
1954年开始施行的赎买定息政策，关系到资本家们的切身利益，政府按核定的私股股额，按期发给私股股东每年5%的固定股息，从1956年1月1日起计算，保持7年不变，后来又延长到1966年9月才停发定息。国家先后向资本家支付了30多亿元的利息，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当时全国拿定息的在职私营业主有71万人，吃息代理人有10万人。上海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私股为11.2亿元，几乎占总私股的一半。而私股在500万元以上的5个大户中，有4人都属于荣氏家族，荣毅仁排第三，他在香港的堂兄荣鸿三排第一，占975万元。
荣毅仁生前曾回忆，自己支持公私合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决定，而是根据他对中国共产党“做事的观察”分析而来。“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我经常接触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在局势最紧张的时候，党的每一次分析，党的每一个政策，毛主席的每一句话周到又全面，稳重又果敢，说到了就做到了。”
不论是发自内心，还是心有不舍，在势不可挡的历史洪流中，工商业资本家还是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对资改造共行的道路。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曹荻秋曾说过，工商业者最大的贡献，集中表现在大多数人能够愉快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从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从个别合营到全部合营。“我们要认识到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企业合营是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一个变革，是一个革命，实际上是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的一个部分，而工商业者在这方面作出了成绩。”曹荻秋说。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终结了旧制度、旧时代，开始了新制度、新时代。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