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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2月26日 星期五
中青在线

用“返乡日记”与田野和家国对话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1年02月26日   03 版)

    2月14日,农历大年初三,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峪口镇张家塔村张灯结彩,500多位村民拍摄“全村福”。视觉中国供图

    编者按

    信息和声音过剩的社交传播语境中,人们可以随手拍、随手记、随手发,可以随意在朋友圈记录生活点滴,为什么我们仍坚持向大学生发出记录的召唤,坚持要做“大学生返乡日记”?这基于我们对这个充满朝气的思想群体格外珍视,期待大学生朋友能超越那种流行的碎片表达和个私情绪,脚沾泥土,带着问题意识和公共关怀,用带着活性的理论与火热的生活去对话,对家乡这个既熟悉又陌生之地,作一些不负新春光阴的观察。

    正如年味需要仪式感,写作记录也需要。年是一个与日常不同的时间坐标,我们把“返乡日记”当成每个新春城市与田野、乡土、远方对话的一种仪式化文体。是的,我们致力于让大学生通过返乡日记去“对话”:理论与实践的对话,城市与乡村的对话,年轻人与长辈的对话,熟悉与陌生的对话,长大与童年的对话,云端与田野的对话,新气象与旧风物的对话,不同大学年轻人的对话,青春与国家、社会、时代的对话。

    茧房效应下,对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新坐井观天”寓言让现代人很尴尬:井底之蛙,看到的世界就是那个井口,本以为有了互联网后就能出去看到天空,结果发现不是,而是把一群青蛙都拉到了井里,他们之间有共同语言,有了强化的共识,一致认为,井外的事情都是错的,世界就是那个井口。有些人视野更加狭隘,对话更加艰难。

    新春走基层,年轻的记者编辑记录着年味,我们也很珍视年轻大学生贴近泥土的行走和视角。返乡,不只是在空间上回到家乡,更是一种跳出日常茧房的思想努力,看到互联网的盲区,看到另一个生活世界,看到年味中的发展纹理,看到脱贫攻坚带来的变化。令人欣喜的是,从这些来稿中能感受到大学生用脚丈量、用心思考、用力记录的努力。从大学生接力的返乡日记中选出几篇献给读者,呈现年轻人的可贵思考,也寄望于以新闻纸为媒的阅读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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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苏北村庄的新气象与旧风物

    张雨龙(南京师范大学学生)

    《纽约客》专栏作者彼得·海勒斯,也许我们更熟悉其中文名何伟,曾在《寻路中国》中写过:“我希望找到这样一个地方,人们依旧在耕田种地,他们的生活节奏与农田时令合拍。”那时,奔涌的打工潮掏空了一个又一个村庄,为了找到他所“希望的地方”费了不少功夫。而现在,别说大洋彼岸的何伟,即便从村里出来的我,再回家乡时,也很难看到这样的景象。

    我的家乡是江苏最北部的一个沿海小村,我常自称是山东人,因为从这到苏鲁边界,只有不到15分钟的车程。当然,后来我到省会读书,听说了南京地铁修到马鞍山的“徽京”故事后,就再也没开过这个玩笑。

    我出生时这个村子还很原始,村民从事的职业无非三类:外出务工、出海捕鱼和种地。十几年的变化与发展,让这个村庄呈现出了另一种新气象。之前每次放假,都要坐近6个小时的大巴。而去年年末,高铁通车后,复兴号让返乡不再是一件耗费精力、苦不堪言的事了。

    返乡之后这种感受也就越强烈。村庄在慢慢向小镇过渡,标志之一是各种连锁店的进驻。连锁店的大规模出现,说明人们不仅在追求消费,而且看重品牌。10年前可不是这样,那个时候我见得最多的饼干不是奥利奥,而是各种蹭商标的山寨货,比如“奥利粤”。

    村上有了第一家电影院,据说是场场爆满,供不应求,打消了经营者在开业之前的忧虑。村主任说已经没有几户人家种地了。新建的工厂和新兴的服务业正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原来的产业结构被重新打散。村里第一次出现了外卖小哥,镇政府旁边的电商大楼也拔地而起。

    去年走之前,家里人告诉我,村西边的空地要开发成“公共场所”。当时脑子里就想到一个金光闪闪的铜球,周围缠绕着几条扭曲的带子。没办法,不是我刻板印象,是实在见了太多土味、抽象又难懂的公共“艺术品”。何伟把这解读为“当地政府意图唤起人们对繁荣昌盛的意象”,而我只觉得这是行政驱动下的资源低效利用。

    不过好在,回家时那颗悬着的心落了一半。空地被建成一个广场,取名“乡贤广场”,以纪念全国第六届道德模范——方敬。这位原本可以在上海安享晚年的华东师范大学退休教授,拿出了200万元积蓄,帮助了家乡260余名寒门学子步入高校。“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样的取名寓意还是让人眼前一亮的。

    新气象是容易观察到的,人对变化的敏感总是大于对稳定的感知。这次回家,我也开始尝试重新发现那些被我熟视无睹的旧风物。

    出于疫情防控,国家倡导就地过年,但这一政策对家乡人没造成太大影响。村里各类产业发展,吸引越来越多外出打工的人回乡工作,不乏一些原本就可以在城市里立足的人。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说,中国人有强烈的中心情结,觉得边缘的生活不值得过,所以会一心往城市、往大城市挤。而我在家乡感受到的,恰恰相反,是一种边缘心态。人们选择外出务工,并不是为了在城市中谋一席之地,而是出于实用主义,期待通过在外的努力改善在家的生活。

    旧风物中还有一点未变的,是熟人社会。在这里,人情很多时候会超过商业规则。我经常会见到,卖东西的人追着买东西的人跑,要把钱还给对方,仅仅因为两人是亲戚或者是关系好的熟人。所以,到家里长辈的熟人那买东西,我还是会带着现金,方便我扔下就走,哪怕这样了,时常也拦不住他们拿起钱就塞回到我的口袋里。

    我倒不担心人情超越商业规则,毕竟个体经营,拿人情做买卖只是自家的事。我只是怕,人情会超越其他的规则。“没有熟人就办不了事”,这句话背后的价值逻辑难以称得上现代文明。现在我的家乡,即使春节放放烟花爆竹,还是能看见蓝天白云和满天星空;不用“996”,人们也能过上一种还不错的生活。旧风物未必都是落后的,乡村一定会走向现代化,但现代化是不是只有城市化这一条道路,则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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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泪看完《你好,李焕英》的乡村老人与青年

    张一无(南京师范大学学生)

    2020年年末,我的家乡,一个沿海小村,拥有了第一家电影院。在刚刚过去的春节档里,这家影院几乎场场爆满,连不太热卖的《人潮汹涌》,在我们这都是座无虚席。

    上一次这个村子里出现电影热,听奶奶说,还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人民公社组织的露天放映。“那时候要是听说晚上放电影,家家户户,特别是有小孩的,都会赶紧吃完晚饭抱着板凳去占位置。”这种热情虽然后来被电视的普及所瓦解,却在今年以崭新的形式回归。

    对于这种新气象,我自然乐见其成。虽不是电影爱好者,也不是哪个明星的粉丝,但毕竟在城市里读书,消费习惯和娱乐方式都经过一定程度的塑造,寒暑假回家后这种惯性不易被打破。比起之前想看电影要先坐40分钟的公交车到县城,现在散着步就能到影院可方便了太多。

    但仅靠返乡学生,影院是做不到一票难求的。观影的主力军,是25岁至40岁这个年龄段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到城市求学或生活的经历,但是他们的观影热情比起我们这些返乡学生,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年龄段的人与他们的上一代有着明显不同。上了年纪的人不愿意看电影的原因主要在于不想花这个钱,他们觉得,花30元进电影院坐两小时,远没有买一斤排骨回家烧着吃来得值。但25岁至40岁的人,消费观念显然更加开放。他们成长的环境,虽不富裕但也很少挨饿,就不会产生那种“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紧巴感。而成年后,个人的努力工作又搭上了乡村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让他们也有了能力去完成这样的消费。所以,不只是电影院,很多在老一辈人看起来“华而不实”的,比如甜品店、鲜花店,都在这个村庄落地生根、蓬勃生长。

    当然,电影院的特殊还在于,它确确实实为村里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娱乐方式。以往春节,村子里男女老少为了消磨时间,搓麻将的搓麻将,打牌的打牌。这可能也是苏北“掼蛋”远近闻名的原因。而今年,有相当一部分人分流到影院。节日正不可阻挡地向假日演变,村里的春节也是如此。完成了一些带点仪式感的“保留项目”后,更多的人希望利用这一年中难得的假期好好地放松、休息。电影院的出现,把一种不耗神费力又有不错体验的放松方式,摆在了村里人的面前。

    不过,村里的影院与城里不同的是,它不是纯商业性的,政府有专门的负责人对接影院工作。自2019年起,江苏省就把乡镇影院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内容,纳入政府重点工作任务,对于每个乡镇影院给予50万元财政补贴。我家门口的这个影院,就是在此背景下建立的。

    说实话,起初我是不太理解乡镇影院为何会成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直到那天我从《你好,李焕英》的影院走出来。那是为数不多的一次,我能看到不少年纪较大的人出现在影院,他们是被自己年轻的子女拉过来的。再仔细看,能发现他们当中有人是红着眼眶的。

    我们常说,中国人是羞于也不善于表达对家人的爱的,这种现象在农村更是如此。电影中贾晓玲为了让母亲过上更好生活的种种努力、李焕英“我对你别无所求,只求你健康快乐”的朴实想法,其实正是银幕前很多人想说但没说出口的心声。之前,他们鲜有机会去表达,而现在,电影替他们表达了这一切。精神文明看似虚无缥缈,但和谐的家庭关系、浓浓的亲情不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吗?村里人喜实不喜虚,让村民进一次影院,比几场家风宣教会所产生的共情都要多、效果都要好。

    春节档业已结束,但观影习惯却在不断地培养中。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村庄的夜晚,广场舞之外,走进影院会成为更多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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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担心空心化,有生命的村落永不缺人来人往

    何秋璇(中国人民大学学生)

    今年春节在外公外婆家多待了几天,没有事的时候就和外公到山上挖冬笋玩。刨土的时候没注意,一个石头沿着山坡滚了下去。母亲喊着“小心点,下面还有人家呢”,我才发现一座盖瓦片的木屋掩映在竹林间。外公却说没事,那屋子已经没人住了,“这家人已经搬到县城上去了”。

    父辈们就着这家人简单聊了几句,粗疏听来他们的经历说来也寻常,无非是年轻人在城里扎了根,把老人也接到镇上住了。下山的时候我打量了几眼那个木屋,窗外勾住晾衣竹竿的木根曲结得真是漂亮,只是再没有衣服挂在上面了。虽然人去楼空,却没有荒凉的感觉,它更多像个蝴蝶挣开后留下的蛹壳,是整个中国城市化大节奏下的一丝余颤。

    离去并不是这个乡村唯一的音调。在竹林山脚下就有一栋充满设计感的砖房,明亮的玻璃屋顶和仿红砖纹的瓷砖,显得简约热烈。透过敞开的大门能看见腻子粉还是雪白的颜色。这是在外发达后回乡居住的人重砌的。样式现代的砖房在这里已不少见,它们在盖瓦的木房间显得高大挺拔,大都走的是瘦高型民房的风格,像个长方体;有心一些的会添加点小洋房的元素,透露出主人的审美趣味与匠心。即便不完全推倒重建,原来的木屋也会有意识地用砖体翻修加固。

    临街新建的房屋往往都会把地面一层的空间留得很足,作为车库或门面。外公家刚好在街边,是座有40多个年头的老房子了。老人家对搬去县城住毫无兴趣,一心想把房子敲了重建。闲聊的时候,大伙都建议把新房子再往后挪一两米,给门口腾出个三四米宽的前院。“前面留个空间,以后租给别人做生意也好停车卸货,就是不当门面租,自己停车或养养花草也方便嘛。”

    过去的人建屋子总爱紧挨着路,恨不得长在公路边线上,生怕车道多占了自己一寸地。现在砌房子时大家更愿意往后退一些,给门前留足空间。这种考量很大程度上和长远的商业考虑相关,它的背后是一个人气兴旺、贸易发达的村落,是村民日渐活络的经济头脑和长远发展的目光。而在更深处,建房退后一些,它表达了村民较高的财产安全感与更开放的对外姿态。

    对于一个几乎年年都会回来的人来说,村中建筑的变化说不上天翻地覆。和城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楼万楼拔地起”的架势不同,村中住宅没有地产开发商的介入,没有太过整齐划一的动作,也没有令人咋舌的建设速度。它的改变总是以一户一宅为单位,变化缓慢但清晰,自发自觉而尾调悠长。

    在建房子这件事上,我能看见村民精打细算的热情。住房对于一个家庭的意义不仅是遮风避雨,它还意味着财富、温暖和安全感。从村子住房的变化中,我们能窥见一方人更富足的物质拥有和更昂扬的精神状态。对旧土的眷念依然是游子道不尽的话题,人们常担心当下乡村的空心化,空心化可能确实有,但像这样的改变却也实实在在地发生着,人来人往是村子里的惯常景象。虽然改变总带来不舍,但一个有生命的村落永远都不会缺少人去人留的故事。人们在流动中找到合宜的位置,村落也在吞吐人流的过程中更换血液,复苏新生。

    不要太为空心化担心,说到底,所有的变迁背后其实都是人与环境的双向选择。有的地方在冲击中没落了,有的则重新获得活力,走向繁荣。而人在其中的停停走走,一样的都是对更美好生活的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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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全盘接受手机对现实的定义,让我很担心

    洪凯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

    寒假一个早上,我走出卧室,听到客厅传来音乐,每隔几秒就换一首歌,旋律吵闹——不用看也知道,是外公又在刷短视频了。自打几年前妈妈给外公换了智能手机起,在晚辈们的指导下,现在外公用起手机已经得心应手,互联网俨然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老一辈中,我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是幸运的,自身有一定文化基础,家庭经济状况不错,晚辈们又耐心孝顺,这些条件让他们得以顺利融入新媒体时代,看新闻、刷短视频、发微信、电商购物样样精通。但,每逢假期回乡,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意识到,来到数字鸿沟这一端的老人,同样面临着不少麻烦。

    作为“数字原住民”,年轻一代的我们虽受技术变革影响,但仍具有基础的判断能力,不至于完全在拟态环境中迷失自我。而老一辈在数字世界里初来乍到,面对庞杂的信息无所适从。他们无从考证一则新闻的真假,无力分辨隐匿在信息流中的广告,无法判断短视频的内容究竟是真实记录还是人为策划。

    初入新媒体时代的他们,就像波兹曼所说初入电视时代的人们一样,对以新鲜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内容深信不疑,将拟态环境等同于现实,在这样的前提下,骗局便有了可乘之机。诱使老人下载垃圾软件、在家庭群中传播谣言仍算事小,更惧不怀好意的信息被包裹在娱乐的糖衣之中,诈取老人的钱财和隐私。

    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受骗,老一辈还可能被手机里的娱乐“骗”走时间和精力,无营养的信息侵占着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暇以其他的方式充实精神世界。

    以我外公为例,在接触智能手机之前,他闲暇时总会读书看报、做做手工活儿、下楼散步、画国画或写书法;而如今,他大部分闲暇时间都献给了两块屏幕——电视和手机,且花在后者上的时间远远超过前者。桌上的颜料盘已经落灰,书本杂志被翻阅的次数寥寥,我假期里最常见到的景象,便是外公戴着老花镜、靠在沙发上一下一下地刷着真假参半、配音嘈杂的短视频。以我外公为代表的老一辈几乎全盘接受了手机媒体对现实的定义,不自觉地将注意力浪费在缺乏功能性的信息上。更不妙的是,外公形成了长时间使用手机和关灯后仍看手机的坏习惯,家人担心他原本就不好使的眼睛受到伤害,固执的他却不太听劝。

    假期在家时,我成了老人们在信息世界中去伪存真的依靠,时常耐心地反复为他们解释,所谓“免费领红包”是App增加下载量的骗局;电商的某些优惠活动是先涨价后降价的“虚晃一枪”;短视频里狗血的剧情是表演而非确有其事;某则耸人听闻的新闻在一周前就已经被打假,云云。我会帮他们删除垃圾广告和应用,教他们如何辨别无用的信息,在手机使用时间太长时提醒他们休息。在“信息原住民”的陪伴下畅游数字世界固然相对安全,但这样的陪伴毕竟不能如影随形,当晚辈纷纷忙于工作和学业、甚至离乡千里时,老一辈的利益又由谁来保护?

    在信息世界中“蹒跚学步”的老人们极可能深受其害,作为晚辈,我会尽力负起协助家中老人使用新技术的责任,同时也期待智能手机、平台和应用能对老一辈更友好些,保护这些“数字移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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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自玩剧本杀,年轻人悦己文化的盛行

    黄雨瑞(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学生)

    往年,学生放假回到老家总爱相约着一起出去聚会玩耍,来增进彼此间的友谊。其中最热门的娱乐方式莫过于剧本杀、密室逃脱等需4-10人合作的游戏。在长沙最繁华的五一广场上,“××剧本杀”的招牌肩并肩竖在街头,三五成群的年轻人挤在一个房间里为剧情争得面红耳赤。但如今好像不一样了,一家剧本杀的老板说:“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一个或者两个人来玩,我们帮他们匹配其他陌生玩家,组一场多人游戏局。”在社交平台知乎上,有人提出过问题“怎么看待玩密室逃脱一个人拼团的小姐姐?”不少人表示“我经常一个人玩,感觉挺好的”。

    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一人拼团玩剧本杀,和六七个陌生人在一间密闭的房间里各自扮演角色,沉浸其中,三四个小时流逝浑然不知。曾经,我们出去玩耍是为了和朋友相聚,但现在大家更倾向于独自娱乐,或者认识新朋友。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中提出,20世纪末期的美国倾向于单人进行活动,公共事务参与意愿越来越低。中国的年轻人似乎也进入那种状态,更愿意单人娱乐。

    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说,个人的人际关系网络可以分为强关系弱关系两种,强关系的人之间有极强的感情维系,例如多年的同窗好友、血浓于水的亲人等;而弱关系的人际交往比较松散,没有极强的感情,例如在一场游戏、比赛中认识的陌生人。

    年轻一代对强关系似乎不再依赖,以更开放的心态建立弱连接。因此不再像过去,人们有极大需求通过娱乐、饭局等方式来维系好友关系。这种需求的降低是父辈有些难以理解的,中国自古是乡土社会、熟人社会。学者边燕杰曾认为,相比美国,中国是一个强关系社会,人们需要靠关系来完成很多事情。但年轻的大学生们逐渐走出自己的城市,通过互联网连接到更多城市的人,他们意识到老家童年以外的朋友同样能给自己带来很多情感、信息的交流与反馈,不再依赖从前的朋友。也意识到新认识的朋友能够很快成为挚友,甚至为自己带来更多的信息交流。

    年轻人更加看重自身体验感,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组织朋友们进行娱乐,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成本,其中包括协商时间、地点、游戏风格甚至叫哪些人一起玩耍。城市的节奏在加快,原本放假的时间寥寥无几,年轻的学生们更希望在这不长的假期中酣畅淋漓。随着悦己文化的盛行,人们对娱乐活动的看重,越来越重视自身体验感,其中“及时满足感”是体验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的一位朋友说:“下午听说有家剧本杀的剧本非常开脑洞,就心痒痒地想当天晚上来玩一把,体验一下剧本里刺激、恐怖的场景。不想委屈自己迁就别人的时间、别人的喜好。”一个人拼团方便、能最快地满足人们对于娱乐的需求,因此这种拼团方式逐渐流行。

    年轻人新游戏方式背后实则是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变化,悦己文化浸透到社会肌体的毛细血管。面对这种变化,长辈可能不太理解,习惯将“孤独”“不合群”的标签贴在他们身上,但总体来说,社会还是越来越宽容。在知乎那个问题下,更多出现了“大家开心是最重要的”“这种人精神世界很丰富”之类理解与赞赏的话。五一广场街头,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走入了一家剧本杀房间,似乎房间里的玩家都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们笑得很灿烂。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1年02月26日 03 版

用“返乡日记”与田野和家国对话
一个苏北村庄的新气象与旧风物
含泪看完《你好,李焕英》的乡村老人与青年
别担心空心化,有生命的村落永不缺人来人往
老人全盘接受手机对现实的定义,让我很担心
独自玩剧本杀,年轻人悦己文化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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