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为中国计算机学会(CCF)工作了24年的杜子德把一个铜制手持铃铛交给了唐卫清,这标志着该学会新旧秘书长工作的正式交接。熟悉CCF或是参加过CCF会议的人都听过这个铃铛的清脆声音,那是在会议开始前,或是到了发言限时,杜子德摇动的。
规则是CCF的一大特点,不仅是学会治理结构、各类学术委员会以及分会的竞选、各种学术奖励都有严格的规则,还包括会议的举行,开会分秒不差,哪怕某位重要嘉宾还未到场,铃铛声也会按时响起。会议发言,规定几分钟就是几分钟,谁也别想超时。
铃铛是杜子德到意大利出差,在旧货市场淘回来的,已经用了10来年。各类规则在CCF已经建立,现在他把监督规则的权力交给了新任秘书长。
在我国的各类学术团体中,CCF很另类,这种另类与杜子德密不可分。
CCF最早挂靠中科院计算机所,与其他的学会、学术性协会并无二致,发发通知、办办刊物、收收集体会员的会费,工作人员大都是即将或者已经退休的官员或者家属。1996年9月,在计算机所从事科研工作的杜子德被领导派到学会工作,原因是他“挺能张罗事”。
“我到CCF工作的理由也绝不是为了轻松,更不是出于对它的热爱,而是对它的不满。因为我到来之前,尽管这个机构的行政总部就设在计算所,但我却不能从它那里获得任何价值,它对我的专业发展没有丝毫的帮助。”杜子德回忆说,“如果我来运营CCF,我能不能使得这个组织发生改变,给别人带来价值?”
1998年,在时任学会秘书长并不赞同的情况下,杜子德用全新的思路和规则创建了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YOCSEF),一个由青年人掌管的、全新的、各项事务均由民主选举、民主决策的组织,关注科技前沿,关心社会事件,组织年轻科技工作者思辨、开庭讨论,不到两年,在业界就声名鹊起。YOCSEF是杜子德谋求变革CCF的一种尝试,这块试验田的成功给了他极大的信心。
经过17年的变革,如今的CCF秉承3M(会员构成、会员治理及为会员服务)理念,现在已拥有8万多付费会员,而十几年前,这个数字是零。学会完全按照国际规范治理,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声誉的学术社团,与ACM(国际计算机学会)、IEEE(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这些国际学术组织交流密切。王选奖、夏培肃奖、杰出贡献奖等CCF确立的奖项,成为社会知名奖项。而这些奖项,均由奖励委员会组织专家推荐评选,不申请自荐、不答辩,也不收费。谁要是打招呼,反而会被拿掉。面对“微软黑屏”“微信收费”等多起事件,CCF也及时发声,维护国家和公众利益。
从CCF十几年的变革来看,形成一个独立的、具有共同学术标准和价值观的学术共同体,这样一条路是完全行得通的。但也有CCF资深理事指出,尽管CCF有这样先进的理念和成功的案例,但却没有被其他社团复制,这似乎显得不正常,或者说,CCF对社会的贡献还不足够大。
杜子德认为,为什么很难建立学术共同体,是个重要、却又很难讨论清楚的问题。
他认为,学术共同体需要以社团为组织载体,没有社团组织就很难形成学术共同体。学术社团是满足个人兴趣或者提升专业能力的主要途径,对提升个人的创新力、创造力乃至提高国家竞争力有重要作用。
目前的学术社团大部分挂靠政府,或者成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或者是派出机构,科学家们形不成可以作出决策的学术组织,出现问题时,如果只有几个人发声,不但力量小,对个人而言风险也很大,形不成气候。另外,整个社会对科学的认知还不够深刻,科学精神常常缺失,许多问题上从实用主义出发,甚至不尊重科学。多方面原因导致我们很难形成学术共同体。
这个问题对于杜子德确实是一个遗憾。“CCF可以改变自己,但还没有能力改变别人。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杜子德说。
CCF理事长梅宏院士在新任秘书长就职仪式上提到,计算时代,如何发挥计算对社会的推动,让更多行业拥抱计算,是学会的重任。让更多的计算机学术和产业界的人士认同CCF的理念,也是新任秘书长的历史担当和责任。
本报北京3月1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