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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经历了不寻常的2020年，今年两会将给年轻人带来什么？将释放哪些新的政策红利？做好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改善大城市里年轻奋斗者的租房品质，为育龄青年提供完善支持与关怀，进一步消除就业歧视，为乡村教育提供政策支撑……你关心的事情，两会都会为你关心；说出你的两会期许，两会始终认真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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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更多代表委员关注乡村孩子怎样完成作业
前溪
作为曾有多年乡镇学校任教经验的教师，我注意到，最近有关作业的话题很热。教育部在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强化学生作业管理，不得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各地也先后出台文件，规范“批改作业那些事儿”。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紧盯谁来批改作业的问题，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在即将召开的今年全国两会上，我希望有更多代表和委员关注乡村孩子怎样完成作业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如何设计和管理学生作业，正是乡村教育问题的折射。
不得不说，当下学生的作业量挺多的，即便乡镇学校也是如此。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学生做作业做到晚上10点、11点不是个别现象。拿笔者的孩子来说，在县城中学读初二，学习成绩居班级前列，也经常做到晚上11点。一般情况下，任课老师布置的作业除了与教材配套的作业本，还会有另外2套练习册，多到自己都改不过来，只能让家长代劳。
绝大多数家长都重视孩子完成作业的情况，但乡村家长对批改作业往往束手无策。有的家长学历低，有的家庭是“隔代教育”，根本无能力代劳。可是，家长与教师对作业量的认识几乎是一致的，他们觉得作业做得越多，学习成绩就越好。甚至有家长以作业量多少来衡量教师是否尽责，如果作业量少了，家长就会担心。因此，教师和家长都要对作业数量形成科学认识，明白学生成绩与作业量并不成正比。
教育部要求提高作业设计质量，确保作业难度水平符合实际。这需要学校教务处去落实、检查，而且所费的时间很多，乡村学校的师资力量很难办到。我想，不妨以县为单位，通过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结对，实现作业资源共享，以“共同体”的方式提高作业设计质量。作业设计质量提高了，总量自然能够减少，教师才能全批全改。
作业是对考试的演练。考试多出怪题、偏题，势必造成作业也跟着走。如果考试难题不降低，仍然要出奥数题之类的难题，家长和学生又如何不加码？
作业还与校外培训机构有关。现在乡镇的校外培训机构同样为数不少，不客气地说，在我们这里最赚钱的就是校外培训机构了。一些家长经济条件不好，也要将孩子送进校外培训机构，因为别家的孩子送了，你不送怎么行？如果不送，孩子也会产生心理负担，觉得自己是“另类”。校外培训机构布置的多是“加深”的题目，这也是增加作业负担的负面因素，这就要求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
提高乡村教育质量是全体家长的心声，也是任何有理想、有情怀的教师的使命担当。但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方法并不是通过多布置作业实现的，学生完成的作业不是越多越好。首先，要严格执行教育部的规定，不让要求在层层传达后削弱；其次，要细化操作规范，注意教育资源的平衡；再次要有问责制，哪个校长不努力提高作业设计质量，纵容教师让家长批改作业，就换掉，换掉几个立马就会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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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时，别问我有无男朋友
小鱼仔
转眼到了3月，我也迎来毕业季。去年秋招开始时，我犹豫再三，尽管就业压力比较大，本科生就业优势不是特别突出，我还是选择先就业，到社会上闯荡几年。
秋招期间，大致就是关注本校就业中心发布的招聘信息，还有参加外校举办的招聘宣讲会。找工作就像“过关打怪”，会遭遇各种意想不到的“拦路虎”，有些则令人备感无助和沮丧。
平常学院群里或就业中心的公众号上，会发一些就业信息。虽然有的职位我并没有考虑，但点进去，看到不少岗位都是“某某机关（企业），现招录某某岗位，需要法学专业若干人，限男性，有符合条件的学生，联系报名”。这让我很疑惑，专业能力的高低，和性别有绝对关系吗？还是这些岗位都对性别有特殊需求？
面试互联网企业时，我也隐约感受到性别歧视。在一次机会宝贵的面试中，一切都进行得比较顺利，虽然薪资待遇比预想低了点，但我想着自己的专业不太对口，职场都得重新学起，慢慢来吧，这都不是事。然而HR却问我有无男朋友，这让我觉着有点侵犯个人隐私。
记得当时遇到同校同专业的男同学，我们俩前后脚参加面试。当他面试结束后，我打趣地问他，HR有没有问你有无女朋友这类的问题，他摇头说没有。我本来想，这或许只是HR无心的一问，但联想到现实中有公司因为女员工结婚生育的成本，而不愿意招聘女性，我就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遭遇了性别歧视。关键，和那位男生聊天间隙，我们还谈到了月薪。神奇的是，我们报了一样的期望月薪，但HR告诉他的，却比我的要多出300元。
我暗暗叹气，一样的部门，同样的HR面试，而且专业、经历相仿，还都是应届生，为何我的工资就比那个男同学低呢？这是遭遇同工不同酬了吗？之后，我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能力太差。遇到这样的事情，即便去问HR ，会不会只得到一句，综合能力存在差异，所以两个人工资不同的答复呢？
新年过后，当我浏览各地省考公告时发现，很多岗位的招聘要求写着几个字：限男性。比如一个岗位要本科应届生，专业限法学，总共招聘6人，其中3个人要求限男性报考，另外3个人则性别不限。我一直在想，这样的限制，会不会导致同一职位，女性报考者之间的竞争压力变大？想起来之前一个考公前辈的话，女生要努力把笔试成绩往高了考，因为报考该岗位的女生太多，竞争会非常激烈。
经过秋招和实习，我意识到校园外的世界，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简单和完美。对我个人来说，在求职择业时，首先要学会承认自己的缺点、不足，这样在遭遇客观困难时，才不会自怨自艾。同时，遭遇不公平的对待，也让我思考，消除就业性别歧视任重道远，尤其那些隐性的歧视，可能发生在无声无形中。对待性别歧视现象，求职者有必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最近，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做好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除军事、国防和公共安全等部分特殊院校（专业）外，高校不得规定男女生录取比例。只有年轻人在选择专业和求职择业时，不再遭受性别歧视，他们才能真正按照个人的兴趣爱好，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走出校园时，方能以个人的能力水平，公平地参与社会竞争。消除性别歧视，离不开社会就业环境的改善，人社局、工会、妇联等有关部门要依据相关法律，对存在性别歧视的企业，进行有力的打击，坚决纠正企业歧视行为，提高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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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城市的漂泊者 不再为租房发愁
李少波
对于在大城市中工作生活的很多人而言，租房居住是短期内的普遍选择。然而，近两年一些长租公寓的暴雷事件，让公众见识了住房租赁市场的混乱现状，也让不少租客，尤其是漂泊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心存焦虑。我对全国两会期许之一，就是希望这些租房乱象可以得到解决，让我和很多有类似困扰的年轻人不再焦虑。
首先，我期待租房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能得到解决。如今，大部分租房信息掌握在房产中介手中，房主和租客之间很少形成对接，导致租客对房产中介的依赖程度较高。于是，有些中介平台就会任意抬升房租价格，以赚取更多中间差价。很多租客对房租市场了解较少，很容易租下房租过高的住房，致使生活成本增加。
因此，我期待国家能发布更多政策与法规，规范租房市场行为，完善租房监管制度，确保租房市场信息的相对透明，以降低租客的风险和成本。
再者，我期待租房市场中一些房产中介不规范的行为能得到纠正。比如，租客通过中介租住房屋时，一般会交数量不等的押金，多数情况下为一个月的房租。很多租客在租约到期时，却被中介拒绝退还押金。尽管租客根据合同条款与中介据理力争，但往往是徒劳无果，只能忍气吞声，吃哑巴亏。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我在北京的好几个朋友就遇到过类似问题，押金被拒退或少退。这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加大对房产中介经营资质的审核力度，从源头上确保房产中介的专业性，同时加大监督力度，及时查处与纠正房产中介的违规行为，避免出现更大的漏洞。另外，我期待看到更多租客维权的渠道，让我们这些租房的年轻人，能有一个靠谱的维权渠道，用最低的成本找回自己的权利。
目前，大城市的房租价格依然居于高位，很多年轻人为了节省生活成本，不得不与他人合租。租客之间的生活产生交集后，每个租客的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受到合租伙伴的影响。但因为大家的性格不同，也有不同的生活轨迹和习惯，相处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摩擦。
因此，我期待在租客提高个人素养之外，社区的居委会能发挥更多作用。比如，社区可以对合租的房屋进行走访，通过举办社区活动，促进租客之间的了解和合作，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区；在租客之间出现矛盾时，帮助他们进行调解，以免引发更大的冲突。
另外，刚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缺乏对社会复杂程度的深刻认识，在租房时往往面临更多困惑和顾虑，也就需要更多指导和保障。事实上，租房成了大学生走出校园时面临的第一份考验，有多人在这个问题上交了学费，踩了租房市场的坑和雷。针对此问题，可以尝试由政府牵头，联合信誉度高、服务能力强的房产中介平台，为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提供相对可靠的房源，帮助他们在大城市立足。
要真正做到规范租房市场，保障租客合法权益，既需要政府在政策和制度上做出必要的优化和补充，也需要相关部门努力改善租客租房的生活体验和心理体验，如此一来，才能让我们这些漂泊在大城市的人，在租房时更加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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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或者升职不该是道单选题
韩畅
宝宝初次睡整觉那晚，没把吸奶器带在身边的我，感觉就像有两块巨石压在胸口。想起生产以来，开奶、堵奶、涨奶、为复工存奶的一系列经历，我在朋友圈写道：“每个能在母婴室自来熟地交流喂养经验的妈妈都知道，当体系性的支持缺失或是无法触达个人时，一味提倡母乳喂养如同枷锁。”
刚生产完那段时间，是我得到最多关心的日子。出院后，医院会发来调查问卷并进行电话回访，我所在的社区卫生院也派来医生，为我的身体恢复和新生儿的养育问题答疑，还和我签约了一项名为“家庭医生”的服务——说到“家庭医生”，这无疑是个好政策，但医生超快语速的介绍，明显只把这当成一项推广任务，不免令人感到有些遗憾。
医院墙上那些关于母乳喂养、辅食添加、发育训练的宣传海报，让习惯应试教育的我快速转化为脑海中的知识点，并输出为一条条行动方案。为此，我时常想，社会能不能和我建立这样一种关系，依据不同孩子的情况、不同的成长阶段，把零散的、不体系的知识变成持久的、有针对性的指导？
除了育儿本身的艰辛，工作与生育的冲突，也是一件不得不提的事。在我128天的产假即将结束之际，公司突然宣布“业务调整”，绝大多数同事被迫另谋出路，余下的同事则要承担超高强度的任务。尽管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不得辞退哺乳期员工，但在巨大的育儿压力和公司的尴尬现状面前，我经过权衡，还是选择了主动辞职并领取补偿。一方面，这个决定让我免于承受一边通勤加班、一边喂奶带娃的艰辛，但另一方面，这也给我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变数，以至于我至今都无法确定，自己何时才能重返社会，又能否找到对口的工作。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辞职后，一位已育一胎同事来问我如何挂产科门诊的号，我的“恭喜”二字还没发送出去，这位3岁女儿的妈妈就语气平淡地说：刚进新公司就发现怀孕了，孩子来得不是时候，只能打掉。职场对年轻妈妈的不友好，从这件事可见一斑。
在以孩子为绝对中心的新手妈妈生活中，上网刷视频是我主要的娱乐。其间，我在B站关注到了一位芬兰UP主，她有一个中国丈夫，也是两个混血宝宝的妈妈。芬兰以高福利而闻名，在她生育之后，当地法律允许她休假一年。与此同时，新一届芬兰政府还计划给所有父母同等的育儿假，并将生育后的带薪津贴增加到总共14个月，相当于父母每人164天。
当时，弹幕里很多“羡慕“飘过，而我想的是：倘若我也能这样休假，而不必辞职，那么，164天后，公司的业务发展方向已经调整几次了？过去一年的年终总结怎么写？明年的晋升名额，不出意外会给到同期入职的其他同事吧？在我想这些的时候，突然发现：生孩子这件事，似乎有点没意思了。
我的宝宝是2020年出生的中国1000多万名新生儿之一。这个数字，这几年与过去相比有明显的下降。数据说明，谨慎看待生育这件事的家庭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女性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参与到家庭以外生产的时代，我们通过教育、就业、恋爱体会着前20多年的人生，当生育不再是女性的必要职责，年轻女性踌躇了，退却了。其实，这并不意味着年轻女性不想做妈妈，也并不代表新一代人不愿承担抚育后代的职责，只是现实的压力实在太多，才让很多人难以轻易作出生育的决定。
两会在即，社会各界都在热议各种政策话题。如果要问我和身边的同龄人关心什么，与生育保障有关的话题，恐怕承载着最多的期待。我期待可以享受更充分的产检假、产假和哺乳假，期待家附近能有门槛低、收费低的公办托育机构，期待有更多的关于如何做一个父亲的社会教育，期待通过制度性的协助、认可和奖励减轻自己身上巨大的牺牲感。在大学室友纷纷生子后，我们聊天群的交流主题基本都围绕育儿展开。在妈妈这个身份降临后，大家似乎都变了个人，把孩子摆在世界的中心——不过，没有一个人表示想生二孩。
当下，鼓励青年生育，似乎是政策方向的一项共识。要做到这一点，显然不能只靠精神层面的劝导激励，面对实实在在的压力，我们更需要实实在在的支持与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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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闪送”的他 也想有“五险一金”
任冠青
骑上饱经风雨的电动车，每天保持“在线”10小时以上，日行100公里起步，这就是43岁的李军作为闪送员的工作日常。
“干我们这行，没有休息日，基本上只要是在北京不回老家，那就是一个字：干。”2021年是他北漂生涯的第十年，也是他从事闪送的第四年。刚开始，闪送员没有那么多，算法似乎也不是那么“聪明”：从家所在的东四环出发，好不容易赶到了远在西北六环的沙河，系统一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调配，又“任性”地把他跨调到了西南六环开外的良乡。虽然有些无奈，李军也只能接受指令，硬着头皮绕北京城“跑圈”。
后来，同行越来越多，算法更加智能，李军也有了自己专门负责的服务区。可是，长期在户外工作，风里来雨里去的日子依旧少不了。最初，家里人还会担心他的安全，怕他发生危险，时间久了，也就慢慢习惯了。对他而言，这份工作相对灵活自由，没有太多要求和约束，只要保持一定的跑单量，就能获得较为固定的收入。每天早出晚归的日子虽然辛劳，但一想到留守老家的父母和两个女儿，自己便感到无比充实。
这份工作，也让他咂摸出不少朴实真挚的人生味道。刚开始做闪送员时，正赶上夏日炎炎，一位客人让他等了很久，最终打了3遍电话才出来。正当他有些烦躁、差点发火时，对方从身后“变”出一瓶冰镇可乐，暖心地说了一句：这么热的天，师傅辛苦了。听到那句话，他心里的火气一下全没了。每天跑单，他要接触形形色色的人。而他最大的感受就是：还是好人更多。疫情期间，李军也在回馈着这些人间善意，尽己所能多作贡献。在疫情蔓延初期，他看到有一单挂了很久都没人接，因为地址是在医院，大家都比较紧张。后来，李军还是选择接了这单，也没有收对方要给的红包。他说：“就算是我作了一点点小贡献吧。”
不过，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由“外来务工人员”和“网约工”双重角色交织产生的新老问题，也让李军心底生出不少愧疚、忧虑与不安。家乡衡水离北京虽只有200多公里——他不到三天就能轻松跑足的“工作里程”，可是与亲人分别的这段距离，却让李军再难跑进小女儿的心里。自她6岁那年不得不回老家上学后，孩子的话就越来越少，甚至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喊过爸爸了。外出拼搏让李军无暇照顾家人，对父母和孩子都产生了亏欠感。
李军心里清楚：他与平台只是商业合作关系，并没有签订雇佣合同，也没有“五险一金”。长期在户外工作，发生交通事故等意外的几率相对较高，不幸出现工伤后会不会有维权难问题？一旦行业发展出现大变动，基本收入得不到保障后怎么办？自己已经40多岁，没有养老保险，年老之后又该怎么办？这些切实存在的问题，不时激起他对于未来的焦虑。
解决这些摆在眼前的困境和难题，成为他对于今年两会的最大期许：作为一名父亲，他希望国家的教育政策能对留守儿童多一些关注和扶持，让长期在外的他们少些牵挂，更加安心。作为一名劳动者，他也希望能够获得更加有兜底功能的劳动保障，让自己也可以拥有社保。
正如李军所说的，他只是“外出打工者中最平常的一位”。外卖员、送菜员、跑腿员、网约车司机……这几年，灵活用工等新就业形态发展渐成气候，相关从业者中，许多都是外出务工人员。据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19年，为共享经济提供服务的人数为7800万人，同比增长4%。人社部于2020年8月发布的新职业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显示，网约配送员的就业群体规模迅速增长，每天“跑在路上”的网约配送员已经达到百万级。
他们整日奔波穿梭，有如城市运行中必不可少的“毛细血管”。由于行业发展较快，相关劳动和社会保障仍不完善，许多人都面临着与李军类似的问题。对此，首先需要尽快规范外卖员、闪送员等灵活就业人员与平台的用工关系，避免因此衍生的工伤认定难、缺乏假期保障、工作时长过长等关乎劳动者权益的问题。此外，也有必要加快推进社会保险对这些群体的覆盖。全国人大代表许小英就曾提议针对灵活用工等新就业形态特点，通过制度创新，制定能够切实保障劳动力权益的社保政策。
2021年，李军的愿望很简单：他希望自己可以每天多接单，一家人都平平安安。今年高考的大女儿能顺利考上北京的大学，与他们早日团聚。李军的目标，也是众多在外打工者朴素心愿的折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