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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作家顾晓阳来说，1976年10月9日“终身难忘”。他黄昏回到家，一进门就被母亲一把抓住，在卧室与卫生间的拐角处，母亲压低嗓音，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说：“把他们抓起来啦！”他感觉到一阵电击似的战栗。
3天前，“四人帮”被一举抓捕。尽管这个消息还未公开，却早已悄悄游走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里。
“语言无法描述我当时的心情。太多的东西骤然汇聚在一起，撞击着我的胸膛，起伏汹涌，难以平静。” 顾晓阳在屋里待不下去。外面在下雨，他撑开伞，从北京站走到王府井，又从王府井走回来，一边走一边哭：“黑暗的年代终于到了头！”
10月8日，粉碎“四人帮”的正式通知文件在党内逐级分批传达，一些高干亲属忍不住传播喜讯。到10月18日，中共中央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下发到县团级党组织，消息真正公告天下。
在重庆市彭水县黄家乡当知青的唐蕾记得，听到收音机里播送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在场的年轻人一起大吼，然后哇哇大哭。
第二天，生产队长就安排他们去写标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标语写在每家每户的墙壁上，写在山上的石板上，“那天总共写了十七八幅，比干一天的农活还累，但心里却无比兴奋。”唐蕾说。
10月21日晚，消息传到海南。海口屯昌县广播大会宣告了这一喜讯后，全县城乡沸腾。 海口长流中学为此停课一周。许多工厂、公社、部队、商店机关、街道也停工停业，老百姓纷纷上街游行，孩子们在一旁兴奋地跟着跑、跟着叫，比过年还热闹。
这样热烈的背后是10年的压抑。“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追查所谓“反动诗词”和“反革命谣言”，导致冤狱遍布。
当时，杂志基本上全部停刊，只有很少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得以出版。书店门可罗雀。很多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在1974年7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警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搞“四人帮”。毛泽东批评江青“好走极端、有野心”。他借用《西厢记》中的人物告诫江青，要做厚道的崔老夫人、不要做搞小动作的红娘。1975年5月3日，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政治局会议时说：“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病重期间，“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突击发放武器，加紧装备上海民兵。毛泽东逝世后，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切断党中央同各地的联系。
当时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认识到“现在不能再等待了”。
如何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主张隔离审查。“四人帮”操纵着舆论工具，如果用解决党内矛盾的方式——召开会议，他们便会大张旗鼓地宣传，造成混乱。
江青曾争夺最激烈的一个领域，是《毛泽东选集》最后一卷，即第五卷的编辑工作，这关乎如何定义毛泽东思想。
以此为契机，10月6日晚8时，华国锋拟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要讨论出版《毛选》第五卷，筹建毛主席纪念堂，研究毛主席在中南海过去的住所的用途。这些均是“四人帮”感兴趣的内容。其中，姚文元不是政治局常委，但他是《毛选》第五卷出版工作的关键人物。
当晚，来参会的四人被事先埋伏好的警卫人员逮捕。这一过程不到35分钟，没放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程中原认为，粉碎“四人帮”，宣告了在二十世纪70年代中国命运转折的关头里，民主战胜了专制，团结战胜了分裂，光明战胜了黑暗。
10月6日当晚，粉碎“四人帮”的“小道消息”便在北京等大城市迅速传播开来。次日，邓小平的女婿贺平骑着自行车，飞似地来报信。邓小平一家是在紧闭着门的厕所里得知这个消息的，他们特意放着自来水。邓榕回忆，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这是真的吗？邓小平十分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他们在哗哗的流水声中轻声欢呼。
当万欢告诉父亲曹禺这个消息时，曹禺都不敢相信。他在夜里跑到大街上，看着万家灯光，突然感觉心脏难以承受，倚靠在一棵树上。“没有经历过的人不可能明白，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有多么紧！”万欢表示。
在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布之前，许多老百姓虽不敢公开谈论，但已开始私下里议论纷纷。
海南省歌舞团团长黎明亮回忆，一天，他和朋友看见有人在路边刷标语，本是司空见惯的事，不料有人惊叫一声，凑近一看，墙上醒目的大字：“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消息传出后，父辈常凑到一起，备菜备酒，低声谈论到深夜。直到中央文件下达，大家才开始热烈庆祝，压抑多年的苦闷终于得到了释放。
10月21日，北京150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从清晨开始，一队又一队各界群众高举红旗，敲锣打鼓，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很多城市的烟花爆竹销售一空，商店酒柜排起长队。
这场大会实况被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收录播放。港澳各界爱国同胞也举行了庆祝集会。关心祖国命运的海外华侨表示，“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造反派则在公开场合销声匿迹。一位红卫兵司令总结道，那是一段疯狂的岁月。“文革”以狂热发端，以失望、痛苦和悲愤终结，一个民族为此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1980年11月，“四人帮”被公开审判，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就此转入法制轨道。
在美国学者傅高义看来，“四人帮”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想通过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去改造世界的希望的破灭。中国人在这种局势的转折中表现出的兴奋和释然，后来将会变成支持改革开放的深厚基础。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张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