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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秘密、远方是所有人生活的主题，不分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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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做过一个假设，假如莎士比亚有个妹妹，会不会像哥哥一样成为优秀的作家？答案是不能。因为她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即便她会写字，当时的社会也不给予她成为作家的机会。所以她只能默默无闻，无法成为像她哥哥一样的作家。
今天，女性写作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女性文学”成为专有名词。2020年，20位不同代际、不同地域的女作家，写下了20个故事，汇成一部杂花生树的《2020年中国女性文学选》，构成一个文学意义上的女性共同体。
文学就是文学，为什么要分男女？为什么要强调女性文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年选编者张莉说，女性文学里，有被普遍忽略的女性视角、女性感受和女性立场。
中青报·中青网：你在编“中国女性文学”年选时，主题分别是“爱”“秘密”“远方”，这样的关键词是出于什么考虑？
张莉：设计这些主题的时候，我想到的是，爱、秘密、远方是所有人生活的主题，不论男女。编选女性文学年选，我避免使用亲情、爱情或者其他的字眼来分类，而试图启用新的词——既有女性特质也有非女性特质，以此逃离普通读者对女性文学的刻板印象。
比如“远方”这一部分，大多数读者印象中，女作家写家庭生活比较多，所以我特意设立一个这样的主题。这部分收录了梁鸿的《迷失》、黄佟佟的《时尚记者李晓枫的意外生活》、沈大成《盒人小姐》等。对于这些女作家而言，远方是时间和空间的远方，或者思维的远方，是一种自由自在，也有可能是未来。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主题，使读者认识女性文学与以往不同的气质。
我的女性文学年选每年都会使用这三个主题，这样，我们能看到不同女作家对爱的不同理解，对不同的秘密、不同的远方的理解。
中青报·中青网：女性作家写的未必是女性文学，女性文学有哪些标准吗？
张莉：一个人有生理性别，也有社会性别，作家也是如此。有的作家生理性别是女性，但从社会性别来讲，她可能不是女性，因为她不站在女性角度发言。有的作品热衷讨论“霸道总裁爱上我”，热衷分析如何嫁给有钱人等等，那即便是女作家写的，也是站在男性立场对女性进行“规训”，这肯定不是女性文学。
当然，女性文学也不是歌颂女性，它的要点在于书写女性，包括书写女性的困难、女性的狭隘、女性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站在边缘的、弱小的立场说话，而不是站在有权力的一方。当然，也要看到，女性内部有分化，比如贾母和刘姥姥，她们对世界的理解肯定不一样，这些需要辨析。
中青报·中青网：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有什么区别？
张莉：这种区别是微妙的，需要进入文本分析去考量。作家淡豹谈到她读蔡东《她》的感受。她讲到一个细节，丈夫回忆妻子，结婚以后穿肉色的内衣，但没有写到胸部如何；如果是一个男作家写，可能会有别的处理。这种细节是只有女作家和女读者才能意识到的。
再比如，写女性被家暴，男作家也会写出对受害者的深切同情，但很少有人会从受害者视角。如果一位女作家以受害者的女性视角来写呢，就会写出切肤的痛苦，会发出作为受害者的声音，那就是一直沉默的女性开口说话。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此前我们觉得女性是害羞的，在两性关系中是被动的。但是莎菲以独语的方式第一次告诉读者，女性不仅被选择，还可以主动选择，女性可以有自己的欲望和对男性“颜值”的热爱。这是发表于1928年的作品，这是当时的男作家写不出来的。
中青报·中青网：据说判断一句话是否对女性有歧视，就把这句话中的“女”字替换成“男”字，看看含义是否发生了变化，比如，“男中豪杰”。你对这个“简单粗暴”的方法怎么看？
张莉：我不喜欢“女中豪杰”这个词，因为豪杰在长久的语境里是指男性，其他关于女性的词我也不太喜欢，比如，“宠溺”。我们很少听一个男性说“我老婆很宠我”，但常听到一个女性很骄傲地说“我男朋友特别宠我”。说自己被宠时，其实已经把自己放低了，类似的说法还包括女性说“我负责貌美如花，你负责赚钱养家”。
语词里是有价值观的，作为文学工作者，一要有敏感意识，二要努力淘洗。只有当新的词出现，并慢慢成为我们的日常用语，一种新的价值观才有可能变成一种无意识。比如，新词“飒”，被评为2020年“十大流行语”。我喜欢这个词，它让我们对女性形象的想象不再单一，让人想到独立，英气。这个词在去年的流行，表明时代在接受一种新的女性形象的美。
中青报·中青网：那我们编“女性文学选”，是承认男女作家依然不平等吗？
张莉：编“女性文学选”，不是因为男女作家的不平等，是因为一种女性文学传统需要建构。很多人，包括作家们自己也说，文学只有一种，不分男女。首先我理解这种观点，而且在某个层面上也是对的。我做文学批评，判断一本书好不好，与作者性别无关，不能因为是女作家写的就降低标准。但也要承认，文学史上的经典大多数是由男作家写的，这是事实。
我想谈的是现代女性文学传统，它很短，才100年。几千年来的文学史，是男作家、男诗人的历史，偶尔有一两个女性作家的身影，比如薛涛、李清照，也屈指可数，世界文学史也是如此。女性在漫长的文学史上的缺席，并不是聪明才智不如男性，而是她们没有受教育权，这直接导致缺乏书写能力。
长此以往，我们在判断一个作家写得好不好时，往往会无意识地以男作者的优秀作品为价值标准。以至于在称赞一个女作家写得好时，会听到这样的说法——“不像女人写的”。由此我们也会形成一种“理解”，写山河义气的就是好的，写儿女情长的作品是不好的。
当然，标准也在发生变化。比如最近随着《使女的故事》、“那不勒斯四部曲”、门罗的小说翻译过来，随着当代作家张洁、王安忆、铁凝、林白、迟子建等人的作品被广泛阅读和获奖，一种新的标准正在建立。
和几千年的文学史相比，现代女性文学这一传统还不长。所以，编“女性文学选”最重要的目的，是让更多女作家进入大众视野，让更多女性人物的声音被听到，它不是为了排斥男性，而是为了两性更好的理解。
中青报·中青网：中国的女性写作经历了怎样的历史？
张莉：大约100年前，中国女性才开始有机会和男性一样接受高等教育、拿起笔写自己的故事。1914年，清华学校首次招收女生，陈衡哲考取了留美名额，在美期间开始用白话文创作小说，发表在《新青年》，成为中国现代第一位女作家。五四运动培育了一大批女性写作者，只有写作的女性到了一定基数，才会有女作家出现。冰心、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凌叔华……都是那个时候出现的。
现代文学史上，女作家与男作家看世界的角度有差异，但写作成就相当。以前古代文学我们只说李白、杜甫；现在，现代文学我们说鲁迅、茅盾、巴金、老舍，也说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也是从五四时代，我们慢慢生成女性文学和男性文学的概念，在当年编纂的《新文学大系》里，专门介绍了新出现的各位女作家，新文学运动给予中国女性作家以很大的尊重。所以，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基本是同构的。
中青报·中青网：当下中国的女性写作处于什么状态？
张莉：整体而言，当代中国女性写作是在进步的，女作家写作风格和性别意识都有了很明显的变化。我的直觉是，在年长一代的女作家身上，能感觉到她们的激情和反抗，而新一代作家比较平静，对性别问题没有那么强烈的敏感性，她们开始更冷静地书写两性关系。
今天很多女作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写作，有其历史原因。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个“女性写作热”，女性写作后来被市场化，出现了所谓“私人写作”“美女写作”的标签，这些标签其实是把“女性写作”窄化了——“女性写作”并不是“私人写作”，美女和优秀女作家之间也没有必然关系。在此之后，很多女作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写作。直到现在，2019年我做“性别观”调查时，很多女作家要强调，“我不是那种女作家”，这可以理解。
女性在写作时，经常会被怀疑写的就是自己经历的事，这让很多女作家有不安全感，而把自己的视角、感受、立场层层包裹起来。比如，庐隐写《丽石的日记》，开头就说这是我朋友的日记，而她已经去世了，强调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这也是女性长久以来承受的历史压力造成的。女作家写作时，有一种情况是不敢直接说，要换一种方式说、用另一种策略说。
我的另一本新书《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收录了当代新锐女作家们的作品。从这两本书可以看出“新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有一些调性的不同。女性文学首先强调是女作家写的，其次是反映当代中国女性生活，但女性精神不一定十分强烈；而新女性写作，写作技术上更有先锋性。这个专辑其实是给写作者提供一个让她们觉得安全的场域，写出她们想写的，不要躲闪。
中青报·中青网：你怎么看“女性文学”成为近来社会关注的热点？
张莉：热点，意味着是被注视的、是新奇的，还不是大众司空见惯的日常现象。如果有一天，女性文学不再被专门注视和强调，那就证明女性文学真正强大了。这是一个美好愿景，也是一个理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