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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毕业，工作15个年头，张波自我介绍时，往往极其简单：“我是干航天的。”其他的，他便不再多说。
2006年博士毕业后，张波进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三院三十一所从事研究工作，他的科研经历，恰好覆盖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称《规划纲要》）的完整周期。
在《规划纲要》“重点领域”的第11项，能找到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但只有两个字：国防。《规划纲要》确定了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等16个重大专项，而他所从事的重大专项，就在那个“等”字中。是的，他的工作“只能做不能说”。
说起中国航天，人们往往更多关注的是火箭发射的那一瞬间，或是嫦娥、神舟、天问、玉兔、祝融等一个个“明星”航天器，但对于这些航天器背后的研制人员和他们所经历的种种，知之甚少。
“虽然我们承担的任务隐藏在‘等’字背后，但是我们的精神却是‘等不得’的精神……一切只因国家需要。”4月25日，在中国航天大会“青聚秦淮”青年科学家论坛上，张波和多位航天青年分享了那部分“能说的”故事。
“紧张到喉咙都会被牵扯着震动起来”
2020年12月6日5时42分，嫦娥五号上升器成功与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交会对接，并于6时12分将样品容器安全转移至返回器中。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月球轨道交会对接。
郑永洁是这次任务的负责人之一。作为航天五院502所嫦娥五号探测器GNC系统副主任设计师，他和团队为此奋斗了10年。
他至今记得，那一天凌晨2时14分，是他最紧张、最激动的时刻：嫦娥五号上升器与轨返组合体开始“牵手”，这是世界上已知最难的一次空间交会对接，将要开启人类环月轨道无人自主交会对接的新纪元。
“美国人曾在阿波罗任务中进行过月球轨道的交会对接，不过是由宇航员手控完成的，此次嫦娥五号任务，则是国际首次月球轨道无人交会对接。”郑永洁说。
在这次任务实施前，他胸有成竹，可就在嫦娥五号转入自主飞行的那一刻，他却一下不自信了，身旁的嫦娥五号探测器副总设计师王勇也感叹，“压力一下就上来了”。
“做过全物理试验的，不要怕！”这句话，郑永洁本是在心里默念，却不自觉地说了出来。
王勇副总师转过头来，冲他笑了笑，一句话也没说，但笑容很温暖。
郑永洁读懂了他的潜台词：“你说得对”。但他知道，现场所有人都跟他一样紧张，只是又同样用理性说服自己。
他所说的全物理试验，是对研制攻关结果的全面考核：在一个世界上最平的气浮平台上，经过不计其数的失败、自我否定、严苛的推演、讨论，最终，在2015年6月的一天，郑永洁所在的团队完成了最后一组试验数据分析，各项指标均达到预期效果。
“那一天，我们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因为我们知道，攻关在这个时候已经有结论了，这个试验能行，说明上天也就没什么问题了。”郑永洁说。
时间回到2020年12月6日的凌晨，时钟一分一秒地走过，3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来到最后交会对接逼近段。这次月球轨道交会对接的精度要求，即使算上曾经的地球轨道类似任务，也是最高的一次。
在交会的最后阶段，郑永洁看着监视相机里越来越大的上升器，每次喷气控制引起的姿态晃动，他紧张到喉咙都会被牵扯着震动起来，“5米、3米、1米、0.8米、0.6米、0.5米，我已经听不到周围的声音，好像进入梦境一样，平日试验时总觉得慢吞吞的靠拢过程，一下变得如此迅速，来不及检查遥测参数，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已经到达对接初始条件”。
当欢呼声传过来，郑永洁才骤然醒来：对接成功了。
这是航天青年执行任务过程中的一个缩影，看似波澜不惊，却又惊心动魄。
“为了强大而迸发令人难以想象的惊人战斗力”
在中国航天科工二院，有一个叫“穹盾”的青年创新团队，这是我国某高科技领域自主创新装备发展的领军者，有200多名成员，一半以上是高工甚至研究员，11名拥有博士学位，169名拥有硕士学位，35岁以下青年占比超过70%。
他们要攻克的技术是当前国际上最前沿的尖端科技之一，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被称为“不允许失败的项目”。其系统组成庞大而且复杂，过程环环相扣，摧毁目标的过程，就好比投掷长矛，击中千里之外一只极高速飞行的云雀，技术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十五所的一名青年设计师周宇旋说，面对性能指标极高、研制周期极短、可借鉴经验极少的三个极限条件，这支年轻的团队迸发出令人难以想象的惊人战斗力：团队年人均加班超过1200小时。在去年疫情冲击下，为了确保项目进度，更有103名成员集中住宿，团体隔离开展工作。
最终，这个团队奇迹般地实现了从原型样机到工程装备的飞速跨越，突破了5项关键技术，形成70余项知识产权预期成果，研制的装备达到“国内首创、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培养出一批青年领军人物。
为什么这么能战斗？不同的人给出的答案可能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原因却是共性的：那就是为了祖国的强大。
“祖国强大了，我们才更会被尊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一部副主任设计师徐倩说。至今，她还记得一段“屈辱”的经历——
那是10多年前，她在国外留学的时候，一个外国同事给她打电话，语气非常不客气地说，“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然后，这位同事便用嘲讽的语气跟徐倩说，看看这篇论文，简直和维基百科一模一样。徐倩问，这是啥？同事说这是一个中国学生写的论文。然后他就开始哈哈大笑，笑声穿透了整个楼层。
徐倩用“欧美学者抄袭现象并不鲜见，不要以偏概全”与他辩驳，但这些声音都淹没在刺耳的笑声里。
还有一次，这位同事看徐倩拿着移动硬盘，不分青红皂白就指责道：“你是要用它偷窃我们的研究成果吗？”
虽然是半开玩笑的语气，但这种偏见对于自尊心极强的徐倩，伤害极大、侮辱性极强。后来，徐倩用了4年半的时间，通过努力证明了自己。
“我不知道，现在的留学生在国外，受到的待遇如何。但我知道，只有强者才能被尊重。”徐倩说。
她目前担任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副主任设计师，这是长征系列火箭中的金牌火箭，还有“劳模”火箭、“北斗专列”之称。她列举了一组数据——
从1970年4月24日，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算起，第一个100发，我们用了37年；第二个100发，我们用了7年零6个月；第三个100发，我们只用了4年零3个月。而第四个100发，预计在2022年完成，距离上一个100发，仅有3年之隔。
“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新时代的使命，就是从大到强，保障中国在未来空间探索和国际社会上持续的话语权。”徐倩说。
“人活一辈子总要做点事情，哪怕不能对外讲”
“提到坚守，我想问问在座的朋友们，你们为了完成一件事，最长曾经坚守过多长时间？1年？5年？还是10年？”周宇旋说，她要讲的这个团队，他们为了自己研制的型号能够取得成功，整整坚守了几十年。
2020年11月的一天，在我国某试验基地，一枚导弹带着橘色的尾焰从发射筒中直射而出，转眼间只在天空中留下一条长长的白色曲线。这时，对讲机里突然传来一个激动的声音：“成了！我们成功了！”在外围的试验队员纷纷跳了起来，激动握手，相互拥抱，一些头发花白的老前辈们甚至抱成一团，哭得像个小孩子。
这个团队叫“御天长剑”团队，他们负责的这个型号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参考，完全要依靠自主研制。据型号的总师们回忆，型号刚开始研制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没有所谓“巨人的肩膀”可以站立，只能凭借满腔热血和对技术的执着，从零开始一点点摸着石头过河，有时候单是为了解决一个瓶颈问题就要花费一年多的时间。
在周宇旋的讲述中，团队中有人一年300多天坚守在试验场，有人连续12年在试验场过元旦，有人放弃了待遇更好的工作机会，选择与型号共渡难关，有人本可以退休在家安享晚年却倔强地选择继续苦战……去年新冠肺炎疫情还在最严重的期间，团队为加快试验进展，逆向而行，成为了科工集团第一支入驻试验场的队伍。
“最让人心痛的是，有天晚上大家开完会刚刚回到办公室，就收到了噩耗：型号发动机的主任设计师胡总，突发心脏病去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周宇旋说，这个团队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真正含义。
张波所在的研究室，从事的是新型发动机技术研发。这个团队老一代的领军人，是已故的刘兴洲院士。让人既喜又悲的是，刘院士的名气之大，不在于其真正的核心技术，而在于从核心技术上衍生出的“奥运火炬”。
“刘院士的一生默默无闻，为国家国防事业作出的贡献少有人知晓，却因研制奥运火炬而广为人知，被誉为‘火炬院士’。”张波说。
直到今天，张波还能经常接到一些退休10多年的老前辈打来的电话，交流他们退休在家自主开展科研工作的进展。有的老专家腿脚不方便，眼睛看东西也非常吃力，但仍然每天坚持看文献、写论著，打电话聊起工作的事情就一下子来了精神，滔滔不绝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
张波问这些老先生，为什么这么大岁数还坚持工作，他们的回答出奇一致：“人活一辈子总要做点事情，哪怕现在还不能对外讲。”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