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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蛋生》首次采用了“Vlog+Documentary”（日记+纪录）的拍摄形式，具有主观和客观的双重视角。她在镜头前与主人公对话，犀利发问，甚至还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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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国内首部聚焦生育问题的纪录片，《奇妙的蛋生》。
2019年，杨媛草解锁了母亲的身份，她对生育这件事变得敏感；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让她在家待着，望着身旁几个月大的宝宝，她想得更多，生命和繁衍，过去与将来……越想越多，直到她成为这部纪录片的制片人。
一个有趣的细节，《奇妙的蛋生》3名核心主创都是女性，而播出平台负责对接的刚好是3名男性。双方在咖啡厅碰面，“精子、卵子、受精卵”一通儿聊，场面略尴尬却不失速度，敲定了纪录片的诞生。
纪录片名叫“奇妙的蛋生”，而不是“奇妙的诞生”，是因为杨媛草听到了一句特别让人生气的话，“生不出孩子的女人就是下不了蛋的鸡”。行，索性就叫“蛋生”，第一集还是从“不能生”的角度开始切入。
做了大量的调查之后，团队发现，除了“不能生”，还有“不想生”“不敢生”……不同人群，丰富了生育的故事。尽管生育话题并不轻松，每一集的小标题却十分“时尚”，第一集叫“造人选秀”，接下来还有“最后希望”“失而复得”“蛋生新思”“高定宝宝”“未来诞生”5集。老话题也有新表达。
总导演陈璐说，只有两性共同参与其中，平等地分担生育压力和情绪焦虑，才更能帮助女性减轻负面情绪。《奇妙的蛋生》第一集的主角是两个“不能生”的家庭，男性在此间的态度十分微妙。
结婚10年，丈夫小武患有少弱精症，多方尝试未果，决定采用供精的方式。如此一来，小武与孩子便没有血缘关系，但出于对家庭完整性的考虑，他选择接受。
另一个家庭，妻子欣欣患有先天染色体异常，同理，她可以用别人的卵子怀孕，但我国目前没有卵子库，她只能等待爱心赠卵。等待周期短则一年，长则三到五年，而她丈夫的家人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一年之内不能怀孕，两个人必须离婚。面对家人，丈夫选择顺从。
对欣欣的遭遇，杨媛草很生气——她在片中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情绪，甚至去推进欣欣与丈夫一家人的“谈判”。
杨媛草曾参与制作《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等综艺，这一次，她除了是制片人，还是主持人。《奇妙的蛋生》首次采用了“Vlog+Documentary”（日记+纪录）的拍摄形式，具有主观和客观的双重视角。她在镜头前与主人公对话，犀利发问，甚至还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了杨媛草，有些问题依然没有答案，但讨论即是寻找答案的开始。
中青报·中青网：这是一部女性视角的纪录片吗？
杨媛草：我们没有对立地分是女性视角还是男性视角，一开始我就特别主张，生育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的事；但同时，也必须面对生物法则，女人的确要承担、付出更多。所以，纪录片是站在人的角度，去讲生育需要大家的关心、关注与理解。
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也打开了自己的思维局限。一开始想到生育，想到“妇产科”，就是生育和妇女的关系，在做策划时甚至忽略了男性扮演的角色。后来开始走访，捕捉到大量故事，才发现这个盲区，从而希望男性也要来关注和反思自己在生育中扮演的角色。
中青报·中青网：拍摄生育这样比较敏感的话题，过程困难吗？
杨媛草：从2020年4月开始筹备，到7月开机时，几乎还没有确定一个采访对象。我们在医院蹲守，一个一个死磕，才获得了他们的许可。
小武是几十上百个对象中，为数不多的愿意站出来讲述自己故事的人，敢于正视和面对生理上的挑战，愿意接受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来组成一个家庭。这么反传统的行为，需要很大勇气。所以，我们也呼吁对男性多一些关注和鼓励。
中青报·中青网：为什么选择“Vlog+Documentary”的拍摄形式？
杨媛草：以记者的身份去观察一个事件，我个人认为，少了一种情感的真实感和代入感。采用“纪录片日记”的形式，希望片子是带有温度的，特别是讲生育这样比较私密的事，如果我们不是很坦诚地去参与，可能都完不成拍摄——主人公不愿意对着冰冷的机器说话。
第二集中，我跟着女孩去男方家里，质问男方为什么离婚还要女方还钱（男方要求她补偿此前辅助生育的费用），男方说出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样的回答。他没有认为我是记者，可能觉得我是女孩的朋友，因此会表达自己的观点。
中青报·中青网：不会担心因为记者的参与而影响纪录片的客观性吗？
杨媛草：我觉得完全不会。我是参与者，也是观众。你们看我的日记，与此同时你们跟我一起看这么多人的故事。我表达我的观点和想法，但并没有把观点和想法强加于你。我们想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在这一路上，我们一起在思考。
中青报·中青网：拍完这部片子，你认为比较正确的生育观应该是怎样的？
杨媛草：生育是一个非常个人的选择，很难说什么是“正确”。但从女性的角度，我希望呼吁的是，这个孩子为谁而生，女性有自主权，尊重自己的身体，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
我们在故事的选择上是非常多元的，每一集都是独立的故事。拍摄完后，我们去回访这些女性，发现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这些女性变得自立自强了。她们可能是受到摄制组里姑娘的影响，似乎更找到了自己。这可能是这部片子更加外延的一个突破。
片中有一位生不出孩子的女性，是整个拍摄过程中我见过最自卑的。她瞧不起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废人”，她对自己的一切定义与自己的子宫相关。拍完纪录片后，她发现了自己在画画上的天赋，现在从一个被迫离婚的失业“北漂”，变成了一名教孩子画画的老师。
其实我们拍这个片子最大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看到不同职业背景、不同处境、不同人生的人所做出的选择，希望大家能够更宽容地看待这件事。如果能因此被相关人士和机构看到，创造一个更好的生育福利和社会环境，那就更好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