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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因为变异病毒的流入，我所工作和居住的城市广州疫情再起，我不得不选择居家办公。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阻隔，我已有两年多没有回到故乡德国。
2002年年底，因为学术项目需要，我第一次到达中国的城市也是广州。到广州不久，我就遇上了2003年春天暴发的非典疫情。当时的广州非常紧张，但总体上政府和民众的应对都很有序，普通民众能够自我保护，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019年，当我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启动一份新的研究工作后，又遇到了新冠肺炎疫情，至今已经和中国的同事、朋友们一起度过了一年半的“抗疫时光”。由于这是一次蔓延全球的超级疫情，在和德国、美国的许多朋友的交流中，我得以通过比较的视野去观察中国的城市是如何应对疫情的。
如果把广州抗疫的过程放在国际舞台上，用我的家乡德国和我曾经生活过的美国来比较，我认为拥有四个方面的特性。
第一个方面是公共卫生体系的反应非常迅速。疫情发生之后，广州市政府每天都会举办新闻发布会，公布详细的疫情进展，包括感染病例的基本情况。尽管广州属于医疗资源较为充足的城市，但横向对比的话，德国和美国的医疗基础能力应该更胜一筹。不过，德国和美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反应都太慢了，在一定程度上过于自信，高估了自己应对传染病的能力。他们没有经历过2003年非典疫情，整个系统面对疫情冲击时还很稚嫩，并不知道高效应对疫情的迫切性。
第二个方面是广州民众面对疫情时的“广式态度”。广州是一座非常休闲的城市，人们非常热衷于品尝好的食物。所以无论是第一个病例，还是后来网络流传的图片，都和吃有关系，这体现了广州人面对疫情的一种轻松心态。但是，一旦发现病例，广州民众的应对方式又是严肃的，大家会主动戴口罩，主动配合核酸检测，甚至有许多年轻人主动去做防疫志愿者。在德国和美国，民众没有这么配合，很多人都觉得病毒离自己很远。更令我惊讶的是，即使证明了病毒可怕的传染性和政府糟糕的应对能力，他们并没有转而积极配合抗疫。
第三个方面是广州抗疫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数字技术应用，包括健康码、无人机、无人车等。其中，健康码的应用最为成熟，广东和广州的健康码分别叫粤康码和穗康码，二者互联互通，是生活中的出行必备。在广州，由于健康码和中国最普及的互联网应用之一微信直接绑定，所以日常开启使用非常方便。在德国，也有健康类的App，但功能不如中国的齐全，且无法和微信这样的超级App实现绑定，这对它的推广使用十分不利。当然，德国民众对个人隐私的看法和中国民众有着不小的差别，但我依然认为，将数字技术用于疫情防控是巨大的改变和进步，它提高了整个系统管理的效率。
第四个方面，以钟南山院士为代表的专业人员，在广州抗疫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疫情防控显然不可能依靠一位医生来完成，但拥有一名跨出医疗界，用科普语言向大众传递信息和提出倡议的人十分重要。民众并不懂得钟南山发言背后的科学原理，但他们相信钟南山的判断，这可能和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广州积累下来的经验有关系。当时，广州积累了宝贵的抗疫经验，也出现了钟南山这样的城市英雄。18年之后，广州除了拥有丰富的防疫经验之外，也将钟南山院士分享给了全国。对比之下，德国没有这样一个角色，美国国家疾控中心的福奇博士则一直被时任总统特朗普和部分民众批评，也没有能够成为“美国钟南山”，不得不说，这是非常遗憾的。
当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广州的疫情并没有完全控制，但我并不感到焦虑，因为我相信拥有四个“抗疫法宝”的广州，一定能够控制住疫情。今年5月，我参加了从青岛出发的国际帆船拉力赛，我和队友们驾驶帆船途经宁波、厦门、深圳等城市，最后到达澳门，幸运地拿到了冠军。等到广州疫情平息，我会继续参加帆船比赛，毕竟，现在能够举办这些赛事的国家并不多。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研究员）
吕博艺（德）
